就在2月14日这个西方最浪漫的节日中，童话王国丹麦被蒙上了恐怖袭击的阴影。当天，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接连发生两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当地时间15日上午，丹麦警方称，两起袭击案疑犯应该是同一人，已经被击毙。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的嫌疑犯和巴黎恐袭的嫌疑犯一样，都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从一方面来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迅猛抬头，另一方面来说，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恐袭，也是欧洲社会内部矛盾大爆发的一种表现。
近十年以来，欧洲恐袭从未间断过。从2004年马德里连环爆炸案、2005年伦敦爆炸案、2011年造成上百人伤亡的挪威爆炸枪击案和乌托亚岛大屠杀，到2015年法国血案，这一桩桩恐怖袭击案已经为欧洲蒙上了一层恐怖阴云，从最根本来看，欧洲的大门已经破损老化，根本顶不住侵略者的铁蹄。
然而，文明的对立只是表面的现象而已，这固然是欧洲的病因，却不是病根，恐怖分子如此猖獗的根本原因却是欧洲内部的社会矛盾在不断地放大。
哥本哈根的枪声惊醒了老欧洲
近年来，欧盟的经济数据尽显疲软，欧元区滑向通货紧缩的风险加剧，欧元对美元汇率一路狂跌；在苏格兰，去年“独立公投”事件让世人再次注意到，从欧洲国家不少于10个地区存在此起彼伏的分离势力；在希腊，债务危机一再爆出脱离欧元区的可能，折射出欧盟和欧元区推进一体化进程中的困境；在法国，《沙尔利周刊》遭恐怖袭击，凸显欧洲本土安全的脆弱性，深层次上则体现了欧洲深刻的政治、社会、文化、宗教、种族冲突。而此次恐怖分子引起的丹麦枪击案再在欧洲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欧洲的麻烦事儿不断，给人以疾病缠身、萎靡不振之感。难道欧洲真的气数已尽了吗？总体来看，在这几次事件背后，体现了以下根源性因素：
第一，西欧病夫。西欧国家国际地位相对下降，产生了复杂影响。首先是社会心理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下降。国际地位越高，民众自豪感越高，心态就越好。当前西欧相对衰落，自我保护意识上升，很多国家都开始讨论一些针对外来移民的排斥性政策和相关措施，因此增加了社会以及种族之间的矛盾。
第二，社会因素。当前欧洲很多国家出现社会极化现象。一头是各种右翼组织和政治势力，如法国国民阵线、英国独立党、瑞典民主党等，反外来移民，反伊斯兰主义势力的“扩张”，认为伊斯兰是欧洲面临的最大威胁。这些政党和政治力量，在欧洲各国的影响都呈上升趋势。另一头是伊斯兰极端分子。这些人往往有受害者心理，认为自己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受到打压。他们虽然以新旧移民的身份生活在欧洲，但认为这是一种自然补偿，很少有感恩之心，无意接受当地价值观、融入当地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群体之间的相互接受度和容忍度都在下降。
第三，生育率的下降。欧洲经济滞缓，人口下降，德国人平均每年工作的时间比美国人少441小时（等于每年少工作55天），法国的付薪假期长达近50天（一年有几个五十天）。欧洲人不愿要孩子，这和政府从“摇篮管到坟墓”的福利政策有关，因此，欧洲人的低生育率也间接导致了欧洲文明的延续性出现了危机。
第四，统领之争。长期以来，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一直存在三驾马车，即英国、法国和德国。尤其是欧洲的政治与安全事务，基本上由英法主导。但金融危机之后，“三驾马车”悄然变成法德两台发动机。如今，又似乎就只剩下一根主心骨——德国，或者干脆说是默克尔，她不仅被认为是如今欧洲最强势的政治家，也被认为是欧洲的实际领导者。不仅如此，当前德国政坛无人能与默克尔相颉颃，她的执政地位十分稳固。默克尔及时抓住了欧债危机与乌克兰危机这两个“天赋德国”的重大历史契机，不仅逐渐掌握了欧洲经济的主要话语权，更是成了美国在欧洲最重视的政策协调伙伴以及俄罗斯与西方的沟通桥梁。德国的一家坐大导致了欧盟内部的不再稳定。
欧洲的这驾马车已经走向了最黑暗的时期，然而历史是有周期的：国家也好，帝国也罢，运数皆是浮浮沉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