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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阎京生  列支敦士登与瑞士交界处的上莱茵河从奥地利前往瑞士的旅行者们乘坐维也纳-苏黎世国际列车进入奥地利的提罗尔州境内后，会发现列车沿着阿尔卑斯山北麓向西驶去，因河像一条白色的飘带蜿蜒在铁路的左右。风景如画的村庄和建有巴洛克式教堂的小镇从车窗外一掠而过。列车驶离福拉尔贝格州的费尔德基希后，群山越来越低，逐渐伸向远方的地平线。接着，著名的莱茵河谷地展现在乘客的面前，一座名叫“沙安森林”（Schaanwald）的小站一掠而过，于是列车就进入了列支敦士登公国境内。 这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领土面积160平方公里，人口（根据2009年的统计）35789人。它的西边和南边与瑞士的圣加仑州和格劳宾登州有41公里的边界，北边和东边则有27公里长的边界与奥地利的福拉尔贝格州接壤。这个袖珍小国夹在格劳宾登阿尔卑斯山与福拉尔贝格山（前阿尔卑斯山）这两条山脉之间，风景异常美丽。举目所见，到处是一片片高山草甸，上面开满铃兰、龙胆、高山罂粟、虎耳草、飞燕草、杜鹃花和雪绒花等色彩缤纷的野花——雪绒花是这个小公国的国花。 在森林线下面是一处处山毛榉林和松林，被嫩绿的草地和林中旷地衬托着，显得十分调和。许多小溪潺潺流过，狭窄的溪底铺满了圆石和卵石，流水宛如条条白练。如画的风景和清新的空气在这里比比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许多游客喜欢到列支敦士登狩猎，结果许多珍贵动物绝迹了。但至今仍然可以在群山里和森林中见到野山羊、岩羚羊、狍、赤鹿、狐狸、沙鸡和欧洲野兔的踪影。  位于古滕贝格城堡附近的田地列支敦士登公国境内沿着莱茵河是一条三公里宽的河谷耕地，土壤是棕壤，十分肥沃，在村旁和房前屋后有一小块一小块颜色不同的庄稼地和菜地，以及果园和葡萄园。河谷两旁广阔的山坡草地上放牧着牛群，牛颈上的铃铛不时发出悦耳的响声。由于位于四周闭塞的山间盆地之中，河谷地区的气候十分温暖，这对农业特别有利。来自南方的气团在阿尔卑斯山上空失去大量水分后，很快地向谷地下降，令温度增加，湿度大大降低。这种干热的风叫做“焚风”，它对阿尔卑斯山的登山者来说是可怕的现象，但是却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特别是葡萄的栽培。无怪乎列支敦士登当地的农民说刮三天的焚风抵得上三星期的晴天。 作为列支敦士登与瑞士国境的上莱茵河在这里河面并不宽，只有50到55米，还不是海涅、贝多芬和雨果所赞美的那条美丽壮观的大河。这条河与其说把列支敦士登与欧洲其他国家隔开，还不如说把这个小国同它们联系起来。自古代起，从德意志通往意大利的商路就是从这条天然谷地经过的。在列支敦士登考古发掘出来的东西可以证明，远在古罗马时代这里就设有边疆哨所。 在公元一二世纪，罗马帝国的几条主要大道中有一条通过这里，当时列支敦士登和构成现代瑞士东部及南部领土的大部分地区属于罗马帝国的雷蒂亚和文迪利西亚行省。这条大道起自意大利北部的梅迪奥兰努姆——即今日的米兰，向北进入阿尔卑斯山区，穿过上莱茵河谷，经库里亚和布里甘提乌姆（今瑞士的库尔和奥地利的布雷根茨）抵达博登湖，接着再往前通往中欧平原。为了保护这条大道，当时在瓦杜兹附近修建了埃申和沙隆两座军事堡垒，控制着重要路段。许多当地居民从事货物运输业，或者充当商业向导。 罗马帝国灭亡后，好几代法兰克人国王在中世纪的早期曾经征服过上莱茵河谷地，后来这些地方纳入查理大帝的帝国版图。查理曼帝国瓦解后，在德国南部和靠近阿尔卑斯山的一些地区出现了许多伯爵领地、公国和其他半独立的领地，而上莱茵河地区归士瓦本公爵统治。十二世纪时，士瓦本公爵康拉德曾经委派施伦贝格家族（Schellenberg）的骑士和领主们来保护穿越阿尔卑斯山的商路，并将博登湖以南的部分土地封赐给该家族，其中就包括现代的列支敦士登公国北半部。 为了保护这条重要的商路——它从意大利向德意志运去铜、银、香料、胡椒、南方水果和葡萄酒，从北向南运去钢铁、金银、食盐、呢绒和亚麻布——士瓦本公爵还沿着莱茵河新建了几座要塞和城堡，其中施伦贝格、瓦杜兹（Vaduz）、古腾贝格（Gutenberg）这三座城堡和本德伦附近一座有钟楼的哨所座落于列支敦士登境内。  列支敦士登的古滕贝格城堡1268年，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康拉德四世去世，士瓦本公国由德意志国王、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一世继承，他将其封给自己的儿子小鲁道夫。1313年小鲁道夫的儿子约翰去世后，士瓦本公国解体，其领土被一群小诸侯国、主教领地和修道院领地瓜分殆尽，这些土地的领主则由效忠士瓦本公爵改为直接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效忠。施伦贝格领地是这样，在它南边的瓦杜兹伯爵领地（Grafschaften Vaduz）也是如此。 瓦杜兹伯爵领地是维尔登贝格伯爵领地（Grafschaften Werdenberg）的领主蒙特福特家族在1342年分家时划分出来的。1396年，德意志和波希米亚国王文策斯拉斯·冯·卢森堡颁布敕令，将施政权和司法权授予瓦杜兹伯爵领地。1416年，蒙特福德家族的瓦杜兹伯爵绝嗣，这块领地转由末代瓦杜兹伯爵的女婿、来自瑞士的布兰迪斯男爵家族继承。1434年布兰迪斯家族又购买了施伦贝格领地，构成今日列支敦士登公国领土的两部分土地从此合二为一，瓦杜兹伯爵领地被称作“Oberland”（上境领土），施伦贝格骑士领地被叫做“Unerland”（下境领土）。  列支敦士登政区图。注意各社区（Gemeinden）之间飞地犬牙交错的情况。这在德语地区是常见的现象，瑞士各州边界也与此类似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强烈地加剧了中欧地区的政治矛盾和政治纠纷，上莱茵河地区在这种纷争中蒙受了重大损失，因为冲突总是发生在当时已经形成新教的瑞士与德国南部几个天主教国家之间的边境上。1434年，瓦杜兹伯爵领地和施伦贝格领地结成防守同盟。它们为了自身的防务，不止一次地请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保护。尽管如此，这两个领地仍然多次成为激战之地，特别是在十五世纪末，瑞士同毗邻的几个南德天主教国家的争斗时期内，更是这样。 1499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哈布斯堡家族的马克西米连一世与“旧瑞士同盟”之间爆发了“士瓦本战争”。战争的直接原因是哈布斯堡家族领地奥地利与瑞士的边界争端，双方对今瑞士格劳宾登地区的穆斯泰尔山谷和翁布赖尔隘口所有权产生了争议。皇帝在与瑞士的冲突中得到了德意志南部诸邦的支持，后者组成“士瓦本同盟，瓦杜兹和施伦贝格两处领地都参加了这个同盟。士瓦本同盟在1499年的古滕贝格会战中被击败，瓦杜兹与施伦贝格落入瑞士人手中。决定性的战斗是7月22日在瑞士小村多尔纳赫进行的，瑞士军队在那里打败了马克西米连本人，在9月的《巴塞尔和约》中，他被迫同意瑞士与神圣罗马帝国分离，正式承认瑞士为一个独立国家。 在1505年爆发的“阿彭策尔战争”中，“士瓦本同盟”重新用武力夺回了两个领地，并把它们归还给原来的封建主布兰迪斯家族。1510年，末代布兰迪斯男爵由于没有儿子，把瓦杜兹和施伦贝格领地卖给了苏尔茨伯爵鲁道夫五世，这个家族统治上莱茵河谷直至1613年。施伦贝格和瓦杜兹领地在这年再度易手，被奥地利福拉尔贝格地区的霍亨涅姆伯爵家族买下，并成为奥地利与瑞士之间的缓冲国。 马克西米连一世去世后，他的儿子查理五世继承了包括西班牙、奥地利、尼德兰、那不勒斯、米兰、西西里和美洲在内的广袤帝国。1556年查理退位后，西班牙、那不勒斯、尼德兰和美洲帝国由他的儿子菲利普二世继承，德意志境内的哈布斯堡领地由他的弟弟斐迪南继承，斐迪南同时被推举为神圣罗马皇帝。从那时起直至1918年奥匈帝国覆灭，瓦杜兹和施伦贝格两个领地一直受到哈布斯堡家族奥地利支系的保护。不过，在1618年爆发的“三十年战争”中，瓦杜兹和施伦贝格先后遭到瑞典与奥地利军队的入侵。由于战争频繁，再加上十六、十七世纪欧洲南北商路西移到大西洋沿岸，使得阿尔卑斯山商路失去作用，这两者导致上莱茵河地区的彻底衰落。   位于下奥地利地区的列支敦士登城堡，其名字意为“闪亮的石头”在维也纳城南边，维也纳森林（Wienerwald）的边缘，靠近下奥地利地区的玛丽亚·恩泽尔斯多夫村，有一座高大的石砌古堡，用浅色石头砌成，在雨天看上去似乎在闪闪发光。这座城堡最初修建于十二世纪，在1529年和1683年曾经两次毁于奥斯曼帝国入侵维也纳的兵火，此后沦为一片废墟，直至1884年才重建。这座城堡的名字叫“列支敦士登”（Liechtenstein），意思是“闪亮的岩石”，而从1140年起便统治着这座城堡的家族也因此被称为列支敦士登家族。 最早见诸于书面记录的列支敦士登家族始祖是1136年出现在一份文献中的雨果·冯·列支敦士登骑士。在他之后有十几代列支敦士登族长效忠于波希米亚国王和奥地利皇帝，并且得到了丰厚的赏赐。该家族的亨利在1249年从波希米亚国王兼摩拉维亚边境伯爵奥托卡二世那里获得了米库洛夫庄园，作为其忠心服务的报偿。首代列支敦士登亲王是卡尔一世。他原本是一名在波希米亚成长和接受教育的加尔文派新教徒，在1599年三十岁时与两名兄弟一起皈依天主教，并在1607年被神圣罗马皇帝鲁道夫二世任命为宫廷总管。 1608年，鲁道夫二世与他的弟弟马蒂亚斯因为领地问题发生冲突，鲁道夫被迫将匈牙利与克罗地亚国王、摩拉维亚边境伯爵、以及奥地利大公的头衔转让给马蒂亚斯，只保留了神圣罗马皇帝和波希米亚国王的称号。由于卡尔在这场冲突中支持马蒂亚斯，因此在1608年被后者封为“Fuerst”。这是个德文单词，地位低于国王、大公和公爵，但是高于伯爵、宫廷伯爵和边境伯爵，从爵位等级来说大致等于英法等国的侯爵，在英文中一般被翻译为亲王。 顺便说一句，英文prince这个单词如今最常用的意思是“王子”，即国王之子，但在历史上来自拉丁语princeps，意思更接近于“头领”、“统治者”。拿破仑·波拿巴在十八世纪末席卷欧洲的征服战争中消灭了中欧地区残存的主教领地、伯爵领地、男爵领地、骑士领地等封建残余，在这之后，亲王国成为欧洲君主制国家中等级最低的一级，地位低于帝国、王国、大公国和公国。 鲁道夫二世皇帝曾经在1609年准许波希米亚的臣民信奉新教，为了保证其政策得到贯彻，成立了著名的武装护教团。作为其直接结果，马蒂亚斯在1611年强迫鲁道夫交出波希米亚国王的头衔，只给其留下神圣罗马皇帝的虚衔，并将其囚禁在布拉格城堡中。鲁道夫在被监禁五个月后去世，马蒂亚斯继位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此后卡尔·冯·列支敦士登亲王继续为其效力，马蒂亚斯为此在1614年将位于西里西亚地区的特罗泡公爵领地赏赐给他。  列支敦士登亲王卡尔一世（1569-1627）由于已经年近古稀，马蒂亚斯皇帝在1617年操纵波希米亚议会选举其堂弟、奥地利大公卡尔二世的儿子斐迪南为波希米亚国王。但是由于斐迪南是一位虔诚的耶稣会信徒，所以以图伦伯爵为首的波希米亚新教贵族不承认他的王位。1618年5月22日，在布拉格发生了著名的“抛出窗外事件”，参加“护教团”的波希米亚议会代表将马蒂亚斯皇帝最信任的两个参议官抛出窗外，随后建立起义临时政府，并组建一支军队。这是席卷欧洲的“三十年战争”的开端。 马蒂亚斯在1619年3月20日驾崩，斐迪南于当年8月29日被选举为新一任皇帝，即斐迪南二世。在这之前三天，波希米亚的新教徒们选举巴拉丁伯爵斐迪南为国王，并宣布废黜斐迪南二世的波希米亚王位。1620年4月30日斐迪南二世命令巴拉丁的斐迪南退位，遭到后者拒绝，波希米亚军队随即在奥地利新教徒贵族的策应下开入下奥地利地区，这标志着“三十年战争”军事行动的正式开始。 “三十年战争”之所以持续三十年之久，主要是因为它越来越多地体现了当时欧洲各国的政治斗争。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想尽可能多地控制欧洲大陆，而法国波旁王朝则力图限制哈布斯堡王朝的影响。在这场战争中站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一方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以及信仰天主教的德意志各国王、选帝侯和大主教。交战的另一方则包括信奉新教的德意志诸侯、信仰新教的丹麦和瑞典王国、以及信仰天主教的法兰西王国。 随着战争的进行，同盟成员不断变化，其间发生了几次相对独立的战争，包括神圣罗马帝国同特兰西瓦尼亚的战争、西班牙同法国的战争、西班牙同荷兰的战争、瑞典同波兰的战争、以及瑞典同丹麦的战争。所有这些战争都规模庞大、残酷异常，而德意志地区成了交战的主要战场，惨遭掠夺和蹂躏，战争波及之地的生命与财产损失，其程度是自蒙古人入侵以来绝无仅有的。 在1620年的“白山战役”中，忠于哈布斯堡王朝的一支两万人军队击败了波希米亚新教徒起义军，这支天主教联军随后占领布拉格。巴拉丁的斐迪南扔下波希米亚王位逃往荷兰，卡尔·冯·列支敦士登则奉斐迪南二世的命令在布拉格城中展开血洗，逮捕并处决了上百名波希米亚新教贵族，作为对其叛乱行为的惩罚。1622年，斐迪南任命卡尔为波希米亚的皇家总督和副王，授予其哈布斯堡王朝的最高荣誉——金羊毛骑士团勋章，并且将位于西里西亚的雅格恩多夫公爵领地（Herzogtum Jaegerndorf）、以及波希米亚大贵族们被没收的财产全都赏赐给他。   位于捷克共和国南摩拉维亚州瓦尔蒂切的瓦尔蒂采庄园（Valtice chateau）。这里从十二世纪起就成为列支敦士登家族的采邑，如今该城堡及附近的小镇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1742年，奥地利在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中战败，被迫将西里西亚地区割让给普鲁士王国，列支敦士登亲王治下的特罗泡和雅格恩多夫这两块公爵领地也遭到分割，北半部归普鲁士，南半部仍留在奥地利，并在1751年合并为“特罗泡-雅格恩多夫公爵领地”。1867年奥地利帝国改为奥匈二元帝国后，这块领地被并入哈布斯堡皇室直辖的奥属西里西亚省，但是绝大部分土地所有权仍然留在列支敦士登家族手中，直至1945年才被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没收。 至于历代列支敦士登亲王所保有的“特罗泡-雅格恩多夫公爵”头衔，则在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后就被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废黜了。虽然如今的列支敦士登亲王依然保留着这个头衔，但就像西班牙国王头衔全称（直至1931年）中的“耶路撒冷国王、撒丁国王、东印度与西印度之王、奥地利大公、米兰大公”等称号一样，只是徒有虚名罢了。 在其全盛时期，列支敦士登家族在西里西亚、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下奥地利和施蒂里亚等地区拥有99座城堡和庄园，两个公爵领地和一个伯爵领地，以及大片的封建采邑。但是这些领地都隶属于地位更高的领主（比如特罗泡公爵领地是隶属于上西里西亚公爵的），列支敦士登家族在这些土地上享有征收赋税、狩猎和独占森林等权利，但没有立法权、司法权和铸币的权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列支敦士登亲王虽然地位显赫，身兼要职，但却没有资格出席在雷根斯堡召开的帝国议会（Reichstag）——出席帝国议会的领主，无论其身份高贵如国王，还是地位卑微如修道院院长，都必须拥有直接臣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领地，而不能是其他诸侯的附庸。  列支敦士登亲王约翰·亚当（1657-1712），王号为汉斯·亚当一世卡尔一世的孙子约翰·亚当·冯·列支敦士登亲王虽然没有直接在帝国宫廷中供职，但是却以财政专家的身份充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顾问，并且为自己的家族积累了大量财富，被称为“富有王”。他是那个时期欧洲最著名的艺术家赞助人之一，大量购买鲁本斯和凡戴克等人的画作，并且在维也纳修建了一座豪华的城市宫殿，还在罗骚修建了一座避暑夏宫。 为了在帝国议会谋得一个席位，经过长时间的寻觅，约翰·亚当亲王（他正式的王号是汉斯·亚当一世）在1699年终于找到了一块合适的领地：施伦贝格领地。自从士瓦本公国在1313年解体后，这块领地和邻近的瓦杜兹伯爵领地就直接隶属于神圣罗马皇帝。霍亨涅姆家族的雅各布·汉尼拔三世在1699年同意出售施伦贝格领地，十三年后又把与其毗邻的瓦杜兹伯爵领地卖给了约翰·亚当亲王。 1719年1月23日，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六世颁布诏书，宣布施伦贝格-瓦杜兹领地成为列支敦士登公国（Fuerstentum Liechtenstein，其实fuerstentum更准确的翻译是“侯国”或“亲王国”），约翰·亚当的继承人安东·弗洛里安亲王成为该国的第一任统治者。列支敦士登家族自此获得了列席神圣罗马帝国议会的资格，但讽刺的是，在之后一百二十年的时间里，安东·弗洛里安和其后的好几代列支敦士登亲王却终生从未踏上过自己那个小小公国（面积160平方公里，建国时人口六千）的土地，因为购买这片领土完全是出于在帝国中获取政治地位的需要。列支敦士登亲王们继续住在维也纳的列支敦士登宫中，有时去罗骚避暑，有时去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的领地里打猎，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  位于维也纳的列支敦士登城市宫殿（Stadtpalais Liechtenstein），建于1695-1712年，是列支敦士登家族在维也纳城内的两座宫殿之一，以及历代列支敦士登亲王直至1938年时为止的主要住所虽然中欧各国的封建社会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很快衰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建立起来，但列支敦士登在立国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仍然像过去一样，是阿尔卑斯山区里一小块落后的农业地区。这和与之毗邻、有着同一关税制度的奥地利福拉尔贝格省的情况相同。 列支敦士登的居民讲德语中的阿勒曼尼方言，这和列支敦士登亲王们所讲的维也纳式德语大相径庭。在特里森村还曾经有一小群人讲法语，他们的祖先是在十八世纪时从瑞士西南部的瓦莱州迁来这里的。列支敦士登人的外貌和生活习惯与邻国瑞士和奥地利提罗尔地区的山民相差无几，男子的穿戴也是那种细毛呢帽、短上衣和紧身裤，妇女和姑娘们穿一种深褶皱的连衣裙，戴着别致的帽子。当地传统的菜肴受瑞士影响很大，包括炖猪肉（特别是后臀尖）、熏肉、火腿、猪肉排、蔬菜、奶酪、咸肉和面包，以及红葡萄酒。几乎所有的肉菜都大量使用奶酪来调味，但是也受法国菜的影响，加入大蒜、肉桂、洋葱、白酱汁和橄榄等调料。此外还有一种列支敦士登风味小吃是用干酪做馅的小饺子，也是传自瑞士。 列支敦士登亲王约瑟夫·文策尔一世（1696-1772），1712-1718、1732-1745、1748-1772在位。他第一次让位给叔叔安东·弗洛里安，第二次让位给安东的孙子约翰·内波穆克，最后由侄子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继承。约瑟夫·文策尔是一名出色的军事指挥官，曾任匈牙利王国陆军总司令，并重组了奥地利的炮兵部队 约瑟夫·文策尔亲王打造的黄金马车，如今收藏于维也纳的列支敦士登博物馆1789年，法国占领了上莱茵河位于瑞士那一侧的土地，列支敦士登随后向德意志南部邦国组成的“第三次士瓦本同盟”派出15名步兵和2名骑兵，投入到反法战争当中，1793年又增派了8个人。当年9月13日，在法国北部的奥内-勒-塞克，列支敦士登亲王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四儿子约翰·约瑟夫（当时是奥地利陆军上校）率领一支2000人的奥地利骑兵部队，向7000名法国步兵发起了冲锋。这是一次一边倒的屠杀，有两千多名法国士兵被砍死砍伤，2000多人和20门大炮被俘，而奥军只损失了69人。与此同时，在列支敦士登亲王领地上，所有18至50岁的男子都参加了民兵组织，以防备法国的入侵。 1796年，法国革命政府派遣大军向莱茵河谷地进军，“士瓦本同盟”被迫解散，列支敦士登亲王阿洛伊斯一世也召回了自己的远征军，退出了对法战争。而他的弟弟约翰·弗朗茨王子仍然留在奥军中服役，并参加了1794年的弗留洛斯战役、1796年的伍尔茨堡战役、1800年的霍亨林登战役和1805年的奥斯特里茨战役。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约翰指挥一支4600人的骑兵纵队，虽然作战勇猛，但无法独自扭转俄奥联军在战场上的颓势。在这次战役失败后，约翰作为神圣罗马皇帝的代表与拿破仑谈判，并签订了《普雷斯堡和约》。1808年，约翰·弗朗茨晋升为奥地利陆军上将。 另一方面，1799年法国军队再次沿着莱茵河河谷深入，攻打奥地利和俄国军队。3月4日，一支规模不大的奥地利部队进驻瓦杜兹，准备迎战法军。3月6日，由马赛纳将军指挥的一支一万八千人的法军部队占领施伦贝格地区，并且开始架设大炮。3月7日清晨，奥军向法军发起进攻，但是很快转为颓势，这时忽然天降大雪，挡住了法军乘胜追击的脚步。法军俘虏了675名来不及逃走的奥地利军人。3月22日，法军进攻菲尔德基施村，奥军派出一个燧发枪团分别进驻施伦贝格村和毛伦村，进行阻击。毛伦村的奥军坚守到下午两点，而施伦贝格的奥地利军人和民兵面临人数十倍于己的法军，以及两门大炮，开始缓慢地向福拉尔贝格地区撤退。3月23日，马赛纳将军的部队穿越列支敦士登领土进入奥地利境内，但不久即撤回到瑞士。 法兰西共和国与神圣罗马帝国在1801年2月签订的《鲁讷维尔和约》规定了法国与德意志诸邦之间的边界，法国吞并了莱茵河左岸地区，以及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公国。此外还成立了四个法国的附庸国：巴达维亚共和国（荷兰）、海尔维地亚共和国（瑞士）、内阿尔卑斯共和国（意大利北部）和利古里亚共和国（原热那亚共和国）。列支敦士登与瑞士的边界也在这部条约中得到确认。 列支敦士登亲王约翰一世（1760-1836）列支敦士登亲王阿洛伊斯一世在1805年去世，由于没有儿子，因此爵位由其弟弟约翰·弗朗茨亲王继承。但是约翰此时正在奥地利军队中服役，于是将爵位让给了他年幼的儿子阿洛伊斯二世。列支敦士登领地于1806年7月被拿破仑列为德意志诸侯国之一，并且被勒令加入他组建的“莱茵同盟”（Rheinbund）。巴伐利亚、符滕堡、巴登、黑森等16个邦也都退出神圣罗马帝国，拒绝承认帝国的法律，并加入“莱茵同盟”。按照盟约，列支敦士登亲王在战时有向同盟提供4000名士兵的义务。考虑到面积7688平方公里、人口128万的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国也只需向同盟提供4000名士兵，不能不说这对列支敦士登亲王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军事负担。 1806年8月1日，拿破仑的使节在雷根斯堡向神圣罗马帝国议会宣布，他的主人已经同意成为莱茵同盟诸侯的保护人，因此不再承认神圣罗马帝国的存在了。8月6日，神圣罗马皇帝弗朗茨二世宣布解除构成神圣罗马帝国存在基础的德意志诸邦对皇帝的臣服义务，从此改以“奥地利皇帝”的名义统治哈布斯堡家族的祖传领地。通过弗朗茨二世的这一宣言，列支敦士登亲王领地对神圣罗马帝国的臣服地位得以解除，并由此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1809年4月到7月之间，约翰·约瑟夫亲王率领奥地利骑兵和掷弹兵部队参加了三次对法战役，包括当年7月5日至6日的瓦格拉姆会战。神圣罗马帝国末代皇帝弗朗茨二世在当年9月将他晋升为陆军元帅，并负责与拿破仑进行停战谈判。由于奥方在随后的《舒恩布伦和约》中损失甚多，因此约翰遭到指责，为此辞去了军职，隐居在维也纳的列支敦士登宫中。 1812年拿破仑在俄国战败后，莱茵同盟解散，约翰从儿子那里收回了爵位，成为列支敦士登亲王约翰一世。1815年，约翰从自己的列支敦士登领地派出了100人加入巴登大公国的军队，在滑铁卢参加了欧洲列强同拿破仑的最后一战。 历代列支敦士登亲王的传承世系 在1815年维也纳和会中，许多被消灭的德意志小邦没有复国，但由于列支敦士登亲王家族对反法战争作出的贡献，列支敦士登公国被欧洲列强正式承认为一个主权国家。在由英、俄、奥、普、法、西等欧洲列强共同签署的《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的第五十三条中，规定德意志各邦的君主——以及身兼汉诺威国王的英王、身兼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公爵的丹麦国王、身兼卢森堡大公的荷兰国王——和汉堡、不来梅、吕贝克、法兰克福这四个自由城市组成一个“永久性的邦联”，以“维持德意志外部和内部的安全，以及邦联各成员国的独立和不可侵犯”。这一条款还规定成立德意志邦联议会，会址选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市。 《维也纳最后议定书》接下来规定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汉诺威等大国在邦联议会中各有一票，不伦瑞克公国和拿骚公国共享一票，梅克伦堡-什未林公国和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公国共享一票，四个城市自由邦共同拥有一票……至于列支敦士登，它与霍亨佐伦亲王领地（夹在南德的巴登大公国与符滕堡王国之间）、绍姆堡-利珀亲王领地、两个罗伊斯亲王领地、和瓦尔代克亲王领地共享一票。这样，从拿破仑战争中幸存的各德意志诸侯国组建了一个新的政治联盟，列支敦士登成为这个联盟的成员之一，并由列强承认，正式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地位。 1817年的饥荒导致列支敦士登没有能力继续承担其对德意志邦联的军事义务，列支敦士登人要求削减军队的开支。约翰一世亲王后来把军队规模从100人缩减至80人，并且自费承担其开支。虽然列支敦士登公民仍有服兵役的义务，但约翰一世还是选择自己出钱从国外聘请雇佣兵。 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形成的欧洲民族主义新思潮的压力下，约翰在1818年颁布了一部宪法，但列支敦士登仍然是一个君主专权的国家。在其余生里，约翰除了经营家族在波希米亚和奥地利的大片地产外，也试图发展列支敦士登领地的经济，尤其是农业和林业。1843年列支敦士登放弃了移民限制，允许本国臣民移居出境，但离境者要将全部财产的15%抵充赋税，并失去列支敦士登的公民权。税在1848年欧洲革命风潮的压力下，列支敦士登亲王阿洛伊斯二世被迫取消了这项移民出境税，之后有三百多名列支敦士登臣民离境前往美国定居。 位于奥地利维也纳的列支敦士登美术博物馆，原为列支敦士登家族的宫殿“列支敦士登花园宫”（Gartenpalais Liechtenstein），宫内收藏有拉斐尔、鲁本斯、凡·戴克等多位名家作品在1849年巴登大公国的起义当中，列支敦士登军队曾经随巴登第8军参加了镇压起义的战斗。1850年，列支敦士登采用瑞士作曲家雅克布·约瑟夫·饶赫的《德意志的莱茵河》作为国歌歌词，曲调则采用英国国歌《上帝保佑国王》的旋律。《德意志的莱茵河》作于1840年莱茵河危机期间，当时法国再次对莱茵河左岸的领土提出要求，从而激发了许多德意志作曲家的爱国主义灵感，著名的普鲁士军歌《莱茵河上的守望者》也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1963年列支敦士登删掉了五段歌词中的三段，同时删去了与“德意志”有关的几段歌词，比如把“德意志的莱茵河”改成“年轻的莱茵河”，“ 德意志祖国”也改成了“珍爱的祖国”。 列支敦士登的君权标志“公爵帽”（Herzogshut），1623年由卡尔一世订购，1626年完工，1781年丢失，至今下落不明。图为1976年复制的公爵帽，由列支敦士登公民作为七十岁寿礼献给弗朗茨·约瑟夫二世。由于欧洲贵族等级制的原因，它不能被称为“王冠”顺便说一句，列支敦士登最初的国旗（1719至1852年）是上黄下红的双色旗，这是列支敦士登家族的传统纹章图案，至今列支敦士登亲王家族在庆祝活动中仍使用这种旗作为自己的标识。1852年至1921年列支敦士登改为采用左红右蓝的双色旗，这是神圣罗马帝国宫廷总管的制服颜色。1921年新宪法颁布后，列支敦士登国旗的图案改为上蓝下红，蓝色象征蓝天，红色象征山民聚会时的篝火余烬。1936年列支敦士登首次派运动员出席在柏林举行的奥运会，其间发生了将海地国旗与列支敦士登国旗弄混的外交事件（这两面国旗的图案几乎完全一样），因此列支敦士登议会于1937年通过决议，在国旗的左上角增加一顶金色的王冠，以与海地国旗区分开来。 列支敦士登国旗。左上：1719-1852；右上：1852-1921；左下：1921-1937；右下：1937-1862年，列支敦士登亲王约翰二世颁布了一部更具自由主义色彩的新宪法，成立由15人组成的议会（Landtag），其中3人由亲王指定，12人由年满24岁的男性臣民中选举产生。立法权归亲王和议会共同所有，但议会有否决权。 1866年6月15日，普鲁士和意大利向奥地利和德意志邦联宣战，普奥战争爆发。约翰二世动员了人数仅有80人的列支敦士登军队，将其置于德意志邦联（也就是奥地利）的指挥之下，但是规定其军队“只能用来防卫提罗尔地区（当时属于奥地利）的德意志领土（抵御意大利人的进攻）”。与此同时在列支敦士登国内还留有一支20人的部队。列支敦士登由于动作迟缓而获救，当奥军在萨多瓦会战中被击溃时，那一支80人的军队还没来得及投入战斗。到7月22日普奥战争结束时，列支敦士登军队凯旋回国，在首都瓦杜兹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列支敦士登人骄傲地宣称：“我们派出了80人，却回来了81人！”——一位奥地利陆军驻列支敦士登分遣队的联络军官在开拔回国时选择了加入列支敦士登军队。 德意志邦联解散后，列支敦士登觉得自己再也没有必要保留军队了。1868年，约翰二世宣布列支敦士登为永久中立国，并将其小小的军队解散，以节省金钱。这个小国放弃了自己的军队，除了一支小小的警察部队外再也没有建立任何武装力量。列支敦士登向奥匈帝国寻求帮助，委托其代管自己的外交和防务事务，但是列支敦士登宪法规定一旦该国遭到入侵，年龄在60岁以下的成年男子都有义务起而保卫国家。 列支敦士登政府大楼1852年，列支敦士登与奥地利签署关税同盟协议，不久之后又与其结成货币同盟，奥地利克朗成为列支敦士登的通用货币。1896年，列支敦士登与奥地利之间的电报线路开通。它与奥匈帝国共享一个邮政系统，使用奥地利的邮票，有时候在上面加印列支敦士登的戳记。 由于列支敦士登与奥地利的关税同盟协议规定前者每年要为两国的共同海关带来至少4万奥地利克朗的收入，因此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列支敦士登境内开始出现小规模的工业。一开始是南德林村的彩陶厂和特里森村的毛纺厂，接着又在瓦杜兹、沙安、巴尔策斯等小镇出现了钟表零件厂、皮革厂、纺织厂和锅具厂。1870年列支敦士登议会批准连接奥地利与瑞士两国的铁路从列支敦士登领土上穿过，这条铁路在列支敦士登境内最大的车站沙安（Schaan）由此成为该国的工业中心，出现了十多家工厂。沙安的一家纺织厂生产各种精致的高级亚麻桌布、餐巾、毛织品和丝织品。特里森贝格有一家工厂生产金笔和玩具，特里森的皮革工厂每年生产大量琴弦、肠衣、化妆用薄膜和奶酪酵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列支敦士登继续保持着中立地位，但是有16名列支敦士登人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奥匈帝国陆军，与此同时列支敦士登亲王家族也有一些成员担任过奥军的军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列支敦士登家族与奥地利军队的深厚渊源，以及列支敦士登的外交与防务事务与奥地利紧密联系，因此协约国将这个小小的国家视为奥匈帝国的附庸，并准备对其加以制裁。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在实行土地改革时，将列支敦士登家族大地产收归国有，然后分配给农民，此举受到法国的支持和鼓励。列支敦士登家族原先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境内拥有总面积多达1600平方公里——即列支敦士登公国面积的十倍——的地产，土地改革之后只剩下了4.05万公顷，即405平方公里。 列支敦士登亲王约翰二世（1840-1929）虽然协约国没有实行更多的制裁措施，但列支敦士登家族和列支敦士登议会都从中吸取了教训，在1919年废弃了与奥地利的关税同盟协定，改与另一个永久中立国——瑞士结成关税和货币同盟。与此同时，列支敦士登还进一步将其国防、外交与领事义务（保护本国侨民）全都委托给瑞士代理，两国组成了一个中立联盟。1924年，列支敦士登改以瑞士法郎作为流通货币。1928年是约翰二世亲王登基七十周年纪念。他在位70年零91天，是继法王路易十四之后在位时间第二长的欧洲君主。 在其一生中，约翰一共访问过列支敦士登三次，第一次是1862年颁布新宪法，第二次是1868年解散军队，第三次是1921年颁布另一部新宪法、并视察修葺一新的瓦杜兹城堡——这座城堡是1905至1912年由约翰二世的弟弟、退休的奥匈帝国外交家弗朗茨·冯·列支敦士登（曾出任奥匈驻俄国大使）主持翻修和扩建的。 列支敦士登的瓦杜兹城堡，如今是列支敦士登王室的正式居所终生未婚的约翰二世在1929年2月11日以89岁高龄去世，76岁的弟弟弗朗茨即位，成为弗朗茨一世。登基后不久，他在维也纳的列支敦士登宫娶了一位离过婚的奥地利犹太女人，伊丽莎白·冯·古特曼男爵夫人。此举的一个目的是为了改善列支敦士登的财政状况（古特曼的父亲是奥匈帝国最大的煤炭商人，为此在1878年被奥皇封为骑士），但却受到许多具有强烈反犹主义情绪的维也纳人的侧目和抨击。 同是在1928年，由于受到奥地利经济危机波及，列支敦士登储蓄银行宣告倒闭，列支敦士登国库也受到牵连，变得空空如也，欠下瑞士大量债务。在这场丑闻之后，列支敦士登议会通过了新的银行法，规定外国客户可以在列支敦士登开设秘密账户，希望借此吸引外国存款；与此同时，列支敦士登还在一群纽约银行家的安排下发行了国家彩票，以筹集国库资金。1931年和1932年，著名的德国飞艇LZ-127“齐柏林伯爵”号两次飞临列支敦士登上空，1932年6月的第二次飞行搭载着36名旅客，这艘飞艇在瓦杜兹和沙安降落，以投递航空邮件。1933年，列支敦士登组建了一支7人的警察部队，以维持全国的治安。 1931年列支敦士登发行的“齐柏林伯爵”号飞艇纪念邮票，面值为1瑞士法郎和2瑞士法郎 1938年3月11日德奥合并前夕，列支敦士登总理约瑟夫·霍普前往维也纳觐见弗朗茨一世，讨论紧张的局势。3月13日，德国军队在奥地利人的夹道欢呼中开进了维也纳，霍普在3月15日启程返回瓦杜兹，弗朗茨一世也在这之后不久带着他的犹太妻子前往瓦杜兹，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以瓦杜兹城堡为正式居所的列支敦士登亲王。3月19日，列支敦士登银行和列支敦士登皇家银行开始将金库内的存款和贵金属转移到瑞士。3月30日，弗朗茨以“年老体衰”为借口，指定31岁的侄孙弗朗茨·约瑟夫出任国家摄政。3月31日，在列支敦士登国内也出现了一个亲纳粹的组织，叫“日耳曼人民运动”（VDBL），其首领是一个叫奥托·夏德勒的家伙。该运动鼓吹列支敦士登与“大德意志”合并。弗朗茨一世妻子的犹太人身份也是他们攻击的对象。 弗朗茨一世在1938年7月去世，弗朗茨·约瑟夫继位成为列支敦士登亲王弗朗茨·约瑟夫二世。由于此时维也纳已经落入纳粹德国之手，因此他也像其叔祖一样以瓦杜兹城堡为居所。在有可能被德国吞并的威胁下，列支敦士登的政党同意抛弃党争，团结一致、应对危局。与此同时，弗朗茨·约瑟夫也被迫任命几名“日耳曼人民运动”成员参加内阁。这群家伙与居住在列支敦士登境内的1400名德国公民一样成了大多数列支敦士登人的心病。不过列支敦士登毕竟是一个小国，因此在德奥合并后向柏林发去了贺电。与此同时，为了阻止犹太难民大量流入，公国在其边境上立起了栅栏，并以每份5万瑞士法郎的价格向奥地利犹太人出售列支敦士登护照，一共出售了144份。与此同时列支敦士登还接纳了另外400名犹太难民入境，条件是在列支敦士登的银行里存入至少3万瑞士法郎的存款，以免其成为列支敦士登的“经济负担”。列支敦士登边防检查站拒绝另外165名犹太难民入境，因为这些人比较穷。到1938年12月1日，列支敦士登禁止所有犹太人入境。 1939年5月29日，列支敦士登民众聚集在瓦杜兹城堡前，向弗朗茨·约瑟夫二世大公宣誓效忠1939年3月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残余部分后，“日耳曼人民运动”在3月24日发动了一次不成功的政变。他们利用维也纳男童合唱团乘车前往列支敦士登演出的机会，在边境的德国（原奥地利）一侧纠集了上百名成员，然后试图跟在合唱团的后面向瓦杜兹进军，推翻弗朗茨·约瑟夫亲王，宣布列支敦士登并入德国。 列支敦士登总理约瑟夫·霍普闻讯后紧急致电纳粹德国福拉尔贝格地区长官鲁道夫·考普夫和德国布雷根茨边境警察哨所所长约瑟夫·施雷德，要求德方关闭边境，不允许这帮乌合之众入境，列支敦士登议会主席安东·弗洛默尔特则迅速请求瑞士边防军调集兵力，协助防守边境。瑞士联邦经济部长赫尔曼·奥尔布雷赫特用罕见的强硬语气宣布对列支敦士登的入侵等同于对瑞士的入侵，而任何国家“如果要袭击或侵犯瑞士的领土或中立，那它就要面对一场战争”。这一强硬声明最终让德国的爪牙止步于瓦杜兹城外。 由于列支敦士登这个小国实在无足轻重，同时希特勒也不愿为了这么个小问题恶化与瑞士的关系，他们还需要瑞士的军事工业产品，以及瑞士的金融服务，所以列支敦士登这一次又得以免遭灭国之灾。在1939年5月举行的公民投票中，有95%以上的投票者支持列支敦士登保持独立，反对并入德国。5月29日那天，成千名列支敦士登人涌到瓦杜兹城堡外，向弗朗茨·约瑟夫亲王宣誓效忠。不过，有几十名亲纳粹的列支敦士登人在夺权失败后参加了德国军队。至少有一位列支敦士登家族的贵族，即出生于1896年的阿洛伊斯·格奥尔格·冯·祖·列支敦士登亲王，在二战中服役于德国军队。这位亲王在1943年2月19日战死于俄罗斯的布佐夫卡。 列支敦士登家族位于奥地利境内的弗劳恩塔尔宫 列支敦士登家族在奥地利的海伦涅希宫 列支敦士登家族在奥地利的里根斯贝格城堡 列支敦士登家族在奥地利的乡间别墅罗塞希宫在二战期间，每年一到4月20日和8月15日，弗朗茨·约瑟夫二世与希特勒都要互发贺电，祝贺对方的生日。根据世界犹太人大会的调查，从1941年到1945年，在弗朗茨·约瑟夫二世知情的情况下，列支敦士登家族在其位于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几座农业庄园使用过犹太劳工。这些劳工是用低廉的价格从维也纳附近的施特劳斯霍夫集中营的党卫军管理当局那里“雇佣”来的。与此同时，弗朗茨·约瑟夫还在战争期间从德国和瑞士的中间人手里购买了270件家具、大量古董和艺术品，以及数座工厂，这些都是被强制出售的犹太人财产。战争结束后，弗朗茨·约瑟夫二世不得不向那些提出起诉的幸存犹太工厂主作出赔偿。 有一种说法称，1941年5月，根据一名占星师的建议，希特勒曾要求国防军总参谋部制订占领列支敦士登的“提尔行动”（Operation Tyr），兵力包括第1、4、5、6山地师和第188后备山地师。龙德施泰德和第5山地师司令林格尔对这个计划提出了抗议，令希特勒大发雷霆。只是由于不久之后林格尔在入侵克里特岛的战役中功勋卓著，才免于解职处分。但实际上这个所谓“提尔行动”是一位美国军事架空历史爱好者在1999年撰写的一篇用于取乐的虚构文章，实际上希特勒或者国防军参谋部真地愚蠢到要动用5个山地师（10万人）的兵力入侵列支敦士登的话，相当于每个列支敦士登成年人要分配到10名德国山地步兵，其中大部分士兵将不得不在山上安营扎寨。最有趣的是，这个虚构的“提尔行动”竟然被历史作家迈克尔·夏普写入了他的著作《第5山地步兵师：希特勒的山地战专家》。 1945年4月，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在一份提交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披露了瑞士银行协助纳粹德国转移黄金的问题，其中一些纳粹黄金被存放在列支敦士登的银行里。当年5月，维希法国总理皮埃尔·赖伐尔在亡命徒中，曾经在奥地利与列支敦士登的边境小村菲尔德基施的旅馆里住了八天。列支敦士登首相弗朗茨·约瑟夫·霍普亲自前往边境，婉言拒绝这位臭名昭著的法国通敌者拒绝入境。 列支敦士登与瑞士的边境苏军占领维也纳后，列支敦士登家族一些有几百年历史的文件和档案被NKVD人员没收，运往莫斯科。1997年俄罗斯政府归还了其中一部分档案，用来交换“索科洛夫笔记”。后者是白俄军官尼古拉·索科洛夫在1919年为高尔察克政府调查沙皇一家被害案件时所作的笔记，列支敦士登亲王汉斯·亚当二世在战后索斯比公司的一次拍卖中买下了这个笔记本。 1945年5月2日，一队“俄罗斯解放军”士兵、白俄哥萨克及其家属冲破边境栅栏，从奥地利进入列支敦士登境内。他们为了逃避苏军的追捕，向列支敦士登政府提出政治避难请求。这批人中包括462名男人、30名妇女和2名儿童，列支敦士登政府允许这些人前来避难，但是拒绝一位战前一直住在奥地利、与纳粹当局有过合作的罗曼诺夫王朝大公的入境请求，这位大公后来带着家人逃往瑞士。 当年8月，一个苏联军事代表团前往瓦杜兹，要求交出这五百名“通敌者”，但是遭到列支敦士登当局的拒绝。不过列支敦士登允许苏联代表们与这些流亡白俄见面和谈话。大约两百人经不住俄罗斯人那种根深蒂固的思乡情怀的折磨，同意跟随苏军代表团返回俄国，这些人从此下落不明。其他的人在1947年离开列支敦士登前往阿根廷定居。他们的后人为了纪念这件事，出资在靠近奥地利边境的后施伦贝格（Hinterschellenberg）修建了一座纪念碑。法国还为此拍摄了一部电影，名字叫《Vent d’est》（东风）。 列支敦士登家族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莱德尼采庄园（Lednice chateau），1945年被捷克政府没收列支敦士登是仅有的几个不承认《慕尼黑协定》以及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欧洲国家之一，并且在二战中始终承认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为其合法政权，甚至还向其提供过财政援助。但是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在1945年5月至10月之间签署了七项惩罚德意志族和马扎尔族的严厉法令，宣布这两个民族的原捷克斯洛伐克公民为“国家敌人”，剥夺其公民权并驱逐出境，同时没收其全部财产。 1945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的几所地方法院裁定，由于弗朗茨·约瑟夫二世及其家族具有德意志族血统，因此根据二战后的捷克斯洛伐克法律，列支敦士登家族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境内的所有田产、林地、庄园、城堡和宫殿全部被无偿没收，并实行国有化。与此同时波兰政府也没收了列支敦士登家族在西里西亚地区的所有不动产。列支敦士登家族二战后在东欧一共损失了22座城堡、宫殿和4万多公顷的土地。不过二战末期弗朗茨·约瑟夫在苏联红军到来之前从这些城堡中救出了两千多张世界瑰宝级的名贵油画，将其运到列支敦士登和瑞士保管。 1946年，瑞士代表本国和列支敦士登与美国签署《华盛顿协议》，交出原属于纳粹德国的投资、以及德国从欧洲被占领国家掠夺的黄金。由于战后全欧洲的经济和贸易陷入萧条，再加上大片领地被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没收，因此列支敦士登王室面临严峻的财政困境，国家也再次濒临破产。弗朗茨·约瑟夫二世亲王试图通过出售家族所拥有的艺术珍品的办法来缓解财政危机，美国国家美术馆于1967年购得的达芬奇名画《吉内薇拉·德·班琪》就是列支敦士登家族出售的艺术品珍藏之一。 列支敦士登大公弗朗茨约瑟夫二世（1906-1989）和夫人乔治安娜·冯·威尔切克女伯爵。他在位长达51年，是在位最久的列支敦士登亲王不过，列支敦士登毕竟没有受到战火的破坏，因此在美国实行马歇尔援助计划之后不久就和其他西欧国家一样重新恢复了繁荣。到1949年，由于工业飞速发展，列支敦士登出现了电力不足的局面，于是在扎米纳河谷修建了该国的第二座水电站（第一座是1927年修建的），同时还从奥地利的菲尔德基施发电站购买电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士的厄利孔-布尔勒军火公司在列支敦士登的埃申村设立了冲压件厂，装备着最新式的机床，生产各种高质量的机床零件、销钉、螺栓和炮弹引信。1946年在巴尔策斯建立的机器制造厂生产各种精密量具、真空蒸馏设备、烘干和浸渍设备、以及显微镜、高反射镜、反光玻璃、干扰过滤器和热过滤器。在瓦杜兹有两家精密仪表厂，生产自动控制测量仪和各种精密量具和测微量具。1946年在毛伦村设立的孔廷计算器工厂生产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230克重的小型计算器，驰名国外。 二战结束后，在瓦杜兹、沙安和巴尔策斯还出现了一些作坊式的小工厂，以外包形式生产航空、钟表和光学工业的精密零件，以及雷达和导弹装置的零件。这些小厂的产品虽然不是完整的机器，但价值很高。在米伦霍夫小镇上有一家油漆厂，生产高质量的清漆和汽车油漆；瓦杜兹附近的一家只有五十多名工人的假牙厂每年生产六千多万颗磨料假牙，出口到许多大洲。此外在列支敦士登国内还有一些小规模的罐头厂、啤酒厂和干酪厂。 列支敦士登首都瓦杜兹的一条大街虽然列支敦士登亲王曾经是欧洲数一数二的大地主，但在列支敦士登公国境内却不存在大地产，只有很少的人拥有四五公顷的份地。在这种地产制上发展起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比如果蔬业、养蜂业、葡萄酒酿造业，尤其是畜牧业。由于畜牧产品的出口受到瑞士的剧烈竞争，因此列支敦士登以出口活牲畜为主，特别是纯种瑞士牛。种畜通常喂养到一岁就出口，如果不这么做的话，那么将由于草地不足而无法饲养所有的牲畜。 由于列支敦士登农民在培育幼畜方面非常出色，所以邻国瑞士和奥地利的农民也把幼畜交给他们饲养到一定的年龄，这也使列支敦士登的农民获得一笔不小的收入。至于谷物农业，列支敦士登境内种植的大多是作饲料用的玉米，这种作物单位面积收益最大。列支敦士登本国居民所需的粮食是需要进口的。此外，列支敦士登面积虽小，可旅游业规模也很可观，在风景优美的山区开辟了多处高山疗养地，几乎可以与离此不远的瑞士格劳宾登州疗养胜地达沃斯相媲美。 列支敦士登从1921年起开始发行自己的邮票，到后来竟然成为一个轻易地为国家获得巨大利润的产业。列支敦士登的邮票是专为世界各国集邮者发行的，其图案最初是历代亲王的肖像、城堡、宫殿和宗教圣物等等；在三十年代发行了多套公国的风景邮票，包括瓦卢纳谷地、马尔邦谷地、扎米纳谷地和它们周围的山景，以及疗养地、居民点、古堡、古寨的景致。二战后发行的列支敦士登山民服装邮票和狩猎邮票饶有趣味，但最受集邮家欢迎的是二战后发行的列支敦士登美术博物馆（坐落在奥地利维也纳）收藏的世界名画作品的邮票。发行邮票的收入在列支敦士登政府岁入中所占的比例，在五十年代曾一度高达三分之一，如今也占到15%之多。 列支敦士登中央银行大楼列支敦士登的银行业对其经济起着特殊的作用，其活动远远超出这个小国的范围。由于这里有一个比较安宁的环境，特别是由于公国的资本税和所得税税率都很低，再加上有利的关税制度能够令投资者获得更多的利润，因此许多外国大企业和厂商都在列支敦士登注册，成立“离岸公司”，并且把资本存放在这里。到二十世纪末，列支敦士登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注册公司数比人口数还要多的国家之一，此外还有17家银行、3家金融公司和71家投资公司，此外还有270家信托公司和81家律师事务所。 1984年8月26日，七十八岁高龄的弗朗茨·约瑟夫二世正式逊位。这位当了四十六年太平天子的亲王印证了苏东坡那句诗是不全面的：不须生儿愚且鲁，亦可无风无浪做公卿。逊位仪式是在瓦杜兹城堡的饭厅里举行的，这里可以容纳欧洲各国蜂拥而来的电视台记者。弗朗茨·约瑟夫退位后搬到维也纳的列支敦士登宫中居住，在管理家族艺术品和古代武器珍藏的同时养养花，种种草，看书旅行。老亲王有一个宏伟的环球旅行计划，包括中国和肯尼亚。他逊位后还开始动笔写两本书，一本关于瑞典，另一本是关于中国的。不过，这些计划都没有完成，弗朗茨·约瑟夫二世于1989年在瑞士格拉布斯的自家别墅中安然辞世。 列支敦士登亲王汉斯·亚当二世和夫人玛丽·金斯基·冯·伍切尼茨-特陶女伯爵继位的汉斯·亚当二世也证实自己并非白吃面包的君主：列支敦士登的妇女直到1984年夏天才拥有选举权，这是汉斯·亚当从中奔走的结果。他也是一等一的金融理财高手，从1970年开始就出任家族庞大财产的掌管人，并且直接掌管列支敦士登银行集团（LGT Banking Group），其业绩昭著，连精通银行业的瑞士人也不由得敬他七分。 列支敦士登是一个风景美丽的日耳曼小山国，其宫廷也不像天气阴沉的英国那样专门产生仪态死板、规矩十足的贵族风尚礼仪。人们在瓦杜兹的街上经常可以看见汉斯·亚当亲王和妻子去购物，或者带着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开着路虎越野车去滑雪。新亲王一家住在瓦杜兹城堡的东翼，三个王子和一个公主小时候经常骑儿童自行车穿插于宫廊禁苑之中。在城堡东翼起居室中，一张价值连城的伦勃朗油画下放着一台彩色电视，给人以时代倒错的幻觉。 2003年，列支敦士登经过全民公决批准了新宪法。这部宪法扩大了君主的权力，包括可以否决法律、任免总理和部长、以及禁止在列支敦士登发起实行共和制的全民公决，因此受到了欧盟的批评。不过汉斯·亚当二世威胁说，如果新宪法得不到批准的话，他就迁往奥地利居住，并带走列支敦士登家族的财产。最后新宪法以64%的支持比例获得通过。 列支敦士登亲王家族阿洛伊斯摄政和妻子索菲·冯·巴伐利亚夫人，及其三儿一女2004年，汉斯·亚当二世即将年满60岁，他按照父亲留下来的传统，任命36岁的儿子阿洛伊斯为列支敦士登摄政，他自己则转为专心照料列支敦士登银行集团和列支敦士登博物馆的事务。根据统计，列支敦士登家族的财产约值40亿欧元，而汉斯·亚当亲王本人拥有的LGT集团股份价值高达86亿美元。至于列支敦士登家族存放在维也纳的历代艺术收藏品更是无价之宝。 列支敦士登在1990年加入联合国。按照瑞士联邦与列支敦士登在1919年签订的协议，中国与瑞士在1950年建交时便同时与列支敦士登建立了外交关系。目前中国驻列支敦士登总领事由驻瑞士苏黎世总领事兼任。 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列支敦士登从一个贫穷的、常受洪水和饥馑袭扰的山国逐渐发展成和瑞士一样繁荣富裕的国家。在2009年，列支敦士登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达13.44万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摩纳哥。虽然这个小小山国的人民爱好和平与安静的生活，但是事实证明，当他们不得不作战的时候，这些列支敦士登的山民们也可以变得非常勇敢。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无论这片夹在群山之间的莱茵河谷地什么时候遭到入侵，其居民都以民兵的身份同入侵者作战。如今在每年的11月11日，列支敦士登全国都会举行纪念活动，悼念在过去的一切战争中失去生命的所有列支敦士登士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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