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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顾氏之失 千虑一失，顾炎武也有不足之处，学者们已指正不少(57)，今另举两例。 《日知录》卷八“属县”条云：“自古郡县之制，惟唐为得其中。今考《地理志》属县之数，京兆、河南二府各二十，河中、太原二府各十三，魏州十四，广州十三，镇州、桂州各十一，其他虽大，无过十县者。”今按：此说不尽然。据《旧唐书·地理志》，京兆府“天宝领县二十三”，河南府“天宝领县二十六”，河中府“天宝领县八”，太原府“天宝领县十三”，魏州“天宝领县十”，广州“天宝领县十三”，镇州“天宝领县九”，桂州只领十县。除太原府与广州外，各府州领县数均与顾氏异。并且，《旧唐书·地理志》豫、兖、相、沧四州下俱云“天宝领县十一”，定州实际领县也是11个，而幽州则领有12县，此六州所领均已超过10县之数，却为顾氏所脱(详见表1)。顾炎武仅以《新唐书·地理志》所载数字为据，故差失如此。 又，《日知录》卷八“府”条叙唐代府制云：“唐初止京兆、河南二府，武后以并州为太原府，玄宗以蒲州为河中府、益州为成都府，肃宗以岐州为凤翔府、荆州为江陵府，德宗以梁州为兴元府。惟兴元以德宗行幸于此，其余皆建都之地也。”今按：这段叙述，有四处疏误： (1)京兆、河南二府始置于玄宗开元元年十二月庚寅(公元712年12月22日)，时距李渊建国已近百年，不得谓为“唐初”；并且，此二府与河中府、成都府同为玄宗所置而又分书，误置于武后之前。 (2)太原府始置于开元十一年，见于典籍记载(见表2)。 可见，《通典》、《元和郡县志》、两《唐书·本纪》及《地理志》、《太平寰宇记》、《资治通鉴》均无异辞。顾氏以为太原府为武后所置是错的，其错误来源于误信《唐会要》卷六十八太原尹之记载：“长寿元年九月，置北都，改为太原府，都督为长史，以崔神庆为之”。此条《唐会要》为孤证，实际上武后时只置北都、未改太原府，且《旧唐书》卷七十七、《新唐书》卷一百○九崔神庆本传未见太原尹之说。据郁贤皓《唐刺史考》，接任崔神庆而主政太原者是韦安石，而《旧唐书》卷九十二韦安石本传则载其约于证圣元年前后“拜并州刺史”，并非太原尹，《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二本传未及之，故《唐会要》此条记载不可信。 (3)顾氏“肃宗以岐州为凤翔府”一语亦不甚确切。据《元和郡县志》卷二、《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卷三○载，天宝元年改岐州为扶风郡，至德元年改郡名为凤翔，至德二年年末十二月(或作乾元元年)改凤翔郡为凤翔府，《唐会要》卷六十八《凤翔府尹》条的记载最为完整：“武德元年六月十九日，改隋扶风郡为岐州；天宝元年正月，改为扶风郡，刺史为太守；至德元年七月，改为凤翔郡；二年十二月，改为凤翔府，称西京，李晔为尹；元年建卯月，改为西都；上元二年九月，停西都之号”。可见，岐州于天宝元年改名扶风郡，至德元年改名凤翔郡，至德二年十二月始改凤翔郡为凤翔府，非若顾氏所云直接改岐州为凤翔府也。 (4)唐末，乾宁四年升华州为兴德府、天祐元年升陕州为兴唐府，均见于《旧唐书·本纪》、《新唐书·地理志》及《资治通鉴》著录，俱为皇帝出狩而置，顾氏失书。 上文辨析了顾炎武“武后以并州为太原府”之言有误，其实在《日知录》卷八《府》条内，“玄宗以蒲州为河中府”也属语焉不详。唐代置河中府，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过程。先是，玄宗开元初置，当年即罢；肃宗乾元三年复置，直至唐亡。关于前一次设置河中府的时间，顾炎武既没说清楚，学术界也一直没引起重视，对此笔者已有考证(58)。 四 结语 考据学是清代学术的主要特征，地理考据蔚为大宗。本来，“地理之学，炎武素所长也”(59)，然而意想不到竟然会发生上述那些并不高深的失误。由此想到，今天如何评价清儒考据的地理成就？愚以为，应该深入到他们熟稔的学术领域中去，一一检验其考证之是或非，从而得出可信的实在结论，以免浮在表面。清代地理学家群星璀璨，治沿革地理者除了顾炎武之外，还有顾祖禹、全祖望、阎若璩、高士奇、胡渭、钱大昕、王鸣盛、洪亮吉、梁份、赵绍祖、吴卓信、徐松、张穆、何秋涛、沈垚、李兆洛、焦循、沈钦韩、汪士铎、阮惟和、施世杰、丁谦、杨守敬等，还有一些虽非专门、但也兼治沿革地理的学者如刘献廷、齐召南、王昶、江永、戴震、赵翼、洪颐煊、刘文淇、陈澧、李慈铭、俞正燮、曹廷杰等。与此同时，清代还有一批专门从事地理典籍辑佚、校勘、诠注的学者群，如王谟、孙星衍、张澍、陈运溶、黄奭、马国翰、缪荃孙、王锡祺等。因此，清代地理考据的研究，实在是任重而道远。 学术界十分推崇顾炎武，研究顾氏论著丰富，年谱、传记、著作很多(60)，论文也不少(61)，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评价非常的高，鲜有指陈其谬误者(62)。笔者认为，顾炎武在地理考据方面的贡献在于开创风气，试图扭转明末“游根无谈”的习气，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主流。但不容否认的是，他对于具体地理考据不是很深入，有些地方还发生了错误，因而不足也是很明显的。因此，他的示范意义大于实际成就。作为今人，评价既不可过于苛求，但也不可拔高。 ①章学诚《文史通义》卷5“浙东学术篇”。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67《〈昌平山水记〉提要》。(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7年。 ③《四库全书总目》卷70《〈营平二州地名记〉提要》。 ④《四库全书总目》卷68《〈历代帝王宅京记〉提要》。 ⑤顾炎武著，于杰点校：《历代宅京记》，中华书局，1984年。 ⑥《四库全书总目》卷70《〈营平二州地名记〉提要》。 ⑦《四库全书总目》卷77《〈京东考古录〉提要》：“旧本题国朝顾炎武撰，载吴震方《说铃》中，其文皆见炎武所撰《日知录》及《昌平山水记》，殆震方剿取别行，伪立此名也”。朱莎莎：《顾亭林〈山东考古录〉考释》，《鲁东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⑧《日知录之余》4卷，没有地理考据的内容。 ⑨《亭林文集》卷3《与友人论门人书》(四部备要本)。 ⑩《四库全书总目》卷119《〈日知录〉提要》。 (11)此说颇得全祖望肯定，见其《奉冯茗园前辈论姑苏姑胥地名帖》《鲒埼亭集外编》卷45，收入《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2)《日知录》卷31“潍水”条。所据《日知录》为陈垣校注本，见《陈垣全集》第14～16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其中，《陈垣全集》第14册为《日知录校注》卷1—9，《陈垣全集》第15册为《日知录校注》卷10—22，《陈垣全集》第16册为《日知录校注》卷23—32。下同。 (13)王先谦：《水经注》合校本，卷7《济水注》已正作“山阳东缗司马登”，并云：“官本曰：案缗，近刻讹作昬。案：朱讹，赵改”。赵一清所改系据《日知录》此条，见其《水经注笺刊误卷三》。王氏合校本从之。《水经注》合校本，系巴蜀书社于1985年据光绪二十三年新化三味书室刊本影印。 (14)《日知录》卷31“四川”条。 (15)向，故地在今山东苍山县西的向城镇。今地以2012年底的政区为准。 (16)按：今为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西北夏垫镇。 (17)指故绛，在今山西襄汾县西南。 (18)今山西翼城县。 (19)《日知录》卷31“劳山”条。 (20)《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6“清代经学之建设”。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21)查《大明一统志》原文，只是在卷22济南府下将李白列入了“流寓”而已，并注明“李白，蜀人”。《大明一统志》版本为三秦出版社，据天顺五年原刊本于1990年3月影印。又，清编四库全书时去掉了“大”字，故本文中的《明一统志》、《大明一统志》是指同一部书。 (22)对此，王世贞有异议，认为：“此山东乃关东，非今之山东也。《一统志》固已俗，然用修亦所谓得其一、未得其二者也”。说见其撰《弇州四部稿》卷163《说部·宛委余编八》。《四库全书总目》也有异议。 (23)《四库全书总目》卷72《〈皇舆考〉提要》。 (24)《四库全书总目》卷126《〈读史订疑〉提要》。 (25)[明]徐弘祖等著：《徐霞客游记》卷4下《黔游日记》，象鼻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永宁州安笼菁山，见《大明一统志》卷88，(西安)三秦出版社据天顺五年原刊本于1990年3月影印，下册，第1358页上。普安卫安笼守御千户所，见《大明一统志》卷88，三秦出版社影印本下册，第1357页下。 (26)[明]徐弘祖等著：《徐霞客游记》卷5上、第690页，滇游日记。广福寺，见《大明一统志》卷87，下册、1328页下。 (27)[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总序一，(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28)下文前八处见《日知录》卷31“《大明一统志》”条，后两处分别见同卷“柳城”、“石城”二条。 (29)见《大明一统志》卷1，上册、第3页下。 (30)《辽史·地理志》：“三河县，本汉临泃县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83指出：“临泃，唐县，非汉县明矣。《明一统志》又承《辽志》”。厉鹗指出《明一统志》之误，亦沿袭《辽史》耳，说见《辽史拾遗》卷14“三河”，可供参考。 (31)见《大明一统志》卷1，上册、第5—6页。 (32)见《大明一统志》卷1，上册、第14页上。 (33)见《大明一统志》卷1，上册、第14页上。 (34)见《大明一统志》卷1，上册、第14页上。 (35)今辽宁义县北。 (36)今河北迁安市东北。 (37)按：永平府，治今河北卢龙县。查《明一统志》卷5永平府，原话为：朝鲜城“在府境内，相传箕子受封之地。后魏置县，属北平郡，北齐省入新昌县”见上册、第97页下。 (38)见《大明一统志》卷25，上册、第416页上。 (39)原文见《大明一统志》卷58，上册、第886页上。按：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7早已指出，此误实始于南宋王象之，见《舆地纪胜》卷32《赣州》；祝穆因之，见《方舆胜览》卷20《赣州》。 (40)《大明一统志》废柳城县引文见卷5永平府“土产”、“古迹”，上册、第97页下。《唐书》引文见《新唐书·地理志三》，(北京)中华书局，第1023页。 (41)《大明一统志》此处引文见卷5永平府“古迹”，上册、第97页下。辽之石城县，始置于武则天时，治所在今河北滦县西北榛子镇，元初废。汉石城县，则在今安徽贵池市西南；即使是后燕所置之石城县，治所也在今辽宁建昌县西，其余十多个石城县与此无关。 (42)《四库全书总目》卷68《明一统志》。 (43)《大明一统志》上册、第354页下。 (44)[清]胡渭著，邹逸麟编：《禹贡锥指》卷3“浮于济漯达于河”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86页。按：《明一统志》原文作“章丘县东北”，胡渭引作“章丘县北”。 (45)《大明一统志》上册、第209页上。 (46)[清]胡渭著，邹逸麟编：《禹贡锥指》卷5“蒙羽其艺”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21页。 (47)即把蔡山指实为在雅州东五里，以漳县西北西倾山当《禹贡》之西倾，将无考之太史河臆说在南皮县北。 (48)《大明一统志》卷12，上册，第194页下。 (49)《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55页。 (50)阎若璩：《潜邱札记》卷6《与刘颂眉书》第4。 (51)见《大明一统志》卷14安庆府宫室，上册，第231页上。 (52)见《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19安庆府古迹“三至堂”条。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册6、页4743。 (53)见《大明一统志》卷82，下册，第1250页下。 (54)见《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50廉州府山川“西灵山”条。册29、页23033～23034。 (55)雍正《畿辅通志》卷40“山海关”条，雍正《广西通志》卷44《古迹》“汉丁郎墓”，雍正《浙江通志》卷6武义县“九里潭”条，乾隆《江南通志》卷200《杂类志(辨讹》“相人入下相辨”，叶圭绶撰《续山东考古录》卷32“《一统志》山东古迹辨误东昌府平恩故城”等。 (56)叶圭绶所引的《一统志》，究竟是哪一部？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之标点本《续山东考古录》第847页第1条注释认为是乾隆时所编的《大清一统志》。今按：乾隆初年编成了《大清一统志》初修本，乾隆四十八年编成了《大清一统志》续修本，故所指不明。《大明一统志》尚无“统部”一说，沿革亦无如此细致的分目，可以排除。今查阅叶圭绶所引《一统志》，于山东省级有《统部沿革表》，于各府均有沿革表，各府沿革表与《大清一统志》续修本、重修本有出入，反而与初修本吻合(中国人民大学庋藏乾隆九年武英殿刊初修本之东昌府表，列目有两汉、魏晋、后魏、齐周、隋、唐、五代、宋、金、元、明；青州府表，列目有两汉、魏晋、刘宋、后魏、齐周、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泰安府表，列目有两汉、魏晋、宋、魏、齐周、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曹州府表，列目有两汉、魏晋、宋、魏、齐周、隋、唐、五代宋、金、元、明；登州府表，列目有两汉、魏晋、后魏、齐周、隋、唐、五代、宋、金、元、明；莱州府表，列目有两汉、魏晋、宋、魏、齐周、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武定府表，列目有两汉、魏晋、宋、魏、齐周、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沂州府表，列目有两汉、魏晋、宋、魏、齐周、隋、唐、五代宋、金、元、明)，证明叶圭绶所引为《大清一统志》的初修本。初修始于康熙年间，成书于乾隆初年。 (57)阎若璩：《潜邱札记》、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30《跋金石文字记》等。《四库全书总目》卷76述及古北口杨业祠一事，谓炎武“必执后代传闻以驳当年之目见，亦过泥史传之失也”。又，安介生：《“山西”源流新探》(载《晋阳学刊》1997年第2期)指出顾氏“河东、山西，一地也”之说也不确切。 (58)《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 (59)《四库全书总目》卷86《〈历代帝王宅京记〉提要》。 (60)赵俪生著：《顾亭林与王山史》，(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赵俪生著《顾炎武新传》，收入《赵俪生文集》第3册，(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周可真撰：《顾炎武年谱》，(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陈祖武等著：《旷世大儒——顾炎武》，(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许苏民著《顾炎武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另外，陈祖武著：《清代学术源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第5章还专门研究了顾炎武《日知录》。 (61)赵俪生：《顾炎武〈日知录〉研究——为纪念顾炎武诞生350周年而作》，载《兰州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施丁：《顾炎武的史学成就》，载《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郝润华：《顾炎武与清代考据学》，载《西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2期；董平：《顾炎武与清代学术之转向》，载《学海》2010年第2期；赵旸：《论顾炎武的史学思想》，载《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吴长庚：《清代经典考据学之祖——顾炎武》，载《湖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62)笔者孤陋寡闻，仅见一篇，即陈智超：《陈垣与史源学及〈日知录〉研究—〈日知录校注〉》，《编者前言》，载《安徽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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