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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的南京最美。灵谷寺的金桂满开，空气是香甜的；莫愁湖的荷花虽谢，但荷叶依然清香翠绿，在湖边远眺，可以看到阳光下的巍巍钟山，金色掺着墨绿；到石头城边散步，那蜿蜒城墙上的荒草古树，那依山而建的突兀城墙，更显得金陵古韵十足……。
南京的十月，好吃的也最多。固城湖的螃蟹，个大壳青，煮熟后黄香肉甜；舞着黑红大螯的小龙虾，这个时候肉满籽肥；秋天的盐水鸭最好吃，肉嫩味鲜，百吃不腻……。还有白嫩的茭白，糯软的大毛豆，还有带毛的芋艿，刚上市的红皮山芋，都是我的最爱。
1999年的10月，我没有能够饱尝这一年金陵的秋色和美味，受学校委派，去日本与一家培训公司联合办学。国庆节一过，我就和三位老师出国了。
在国外办学与国内办学完全是两个概念。那个公司的学校其实不过是几间教室，地点在东京的池袋的一座拥挤的写字楼里，楼下是家按摩店，粉红色的霓虹灯闪烁，楼下是许多带色的美容店、娱乐厅。公司招收的学生极少，大多是做一些简单的推拿培训。在那里的我，极为无聊。如何办正规的日本分校？我耐着性子去探了一下办学的路径。摸到位于东京新宿附近的东京都厅，坐高层电梯找到政府教育管理部门，那位客气的女秘书给我搬来了一大本办学的相关法规……办学条件苛刻，申报程序繁杂，我们几个外国人要办学校几乎是在做梦！
办学不可能了，但对我来说，这次赴日又是一次考察日本医学的绝佳机会。我趁机进入顺天堂大学医学部医史学研究室当研究生，跟随酒井静教授研究比较传统医学。我选择这个研究方向，是希望弄清楚一些经常思考的问题，比如，到底什么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精华？什么是不受民族形式限制的医学科学？同时，也想再次确认一下，我认识的并投入精力研究的经方是否是正确的选择？我要为推广经方寻找历史的经验，希望求得历史上医学大家们的精神支撑。
顺天堂大学是日本历史悠久的医科大学，地处东京的中心地带，学校前面是一条河，河水清澈，两岸有些小树花草，河岸很高，可以看到地铁在对面河岸下穿过。学校旁边就是顺天堂医院，其历史比大学更久，是个贵族医院，当年李鸿章在日本遭到刺杀，抢救就在这里，后来我在研究室里还找到了相关档案资料。学校向南不远是东京著名的神田古书街，那里走几步就有书店，还有许多专业旧书店。顺天堂大学前后左右有许多大学，前面有日本大学、明治大学，后面是东京大学、日本医科大学、东洋学园大学等，旁边是东京医科齿科大学、中央大学、法政大学等。大学旁边的御茶水大桥上经常看到背着书包匆匆而过的年轻人。
医学史研究室就在河边的一栋老楼里，只有两间屋。里面一间是资料室，书架之间仅容一人侧身通过；外间是教授与讲师秘书的工作室，上上下下，里里外外，被电脑桌、书桌、文件柜以及书籍资料塞得满满当当。但安排得井然有序，还有供来客坐的椅子，每次去，热情的女秘书还会给你端来日本茶和甜糕点。
酒井教授年过六十，温文尔雅，学识渊博，是一位充满学者气质的女教授。她擅长疾病史研究，曾经对历史上武士们的疾病做过非常细致的考证。她所领导的研究室是日本唯一的医学史博士点，在日本医学史界地位显赫。我到研究室后的最初，是想对中日两国《伤寒论》研究的历史作比较研究，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发现这个题目过大，难以深入。最后，我决定以清代经方家徐灵胎与日本古方家吉益东洞的学术思想为主线，比较分析两人的异同点并分析其原因，进而探讨中日两国传统医学的异同点。那天，我在研究室里等到了外地讲学归来的酒井教授。教授耐心地听取我的陈述后说：徐灵胎与吉益东洞，是两个不同国度的医学家，在锁国政策的当时，两人是没有信息沟通的，但是，两人都在几乎相同的时间里，采用了以类方的方法研究《伤寒论》，分别著成了《伤寒论类方》与《类聚方》，都成为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的医学家。这一历史现象，是世界医学史上罕见的，值得研究。那天，教授很高兴，请我吃晚餐，那是道地的和食：生鱼片、寿司、天妇罗……。我吃得津津有味。
我在东京常去的地方，除顺天堂大学以外，还有就是东京郊外的一个名叫中央林间的小镇以及千叶县的市川市。中央林间有日本朋友平马先生的诊疗所和加藤先生的研究所。加藤先生是一位热爱中国传统医学的药剂师，对中医学充满热情，家里藏书甚多，那里成为我思考读书写作的好地方。在写论文的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周都去那里，翻阅资料。晚上，我们三人常常在一家中国餐馆共进晚餐，餐馆主人是中国人，他家的红烧猪蹄做得口味很好，酱香酥烂，我们喝着日本清酒，聊中医，聊汉方，谈历史，谈现状。
千叶县的市川市是日本东洋学术出版社的编辑部所在地，社长山本先生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开始推广中医学，他最关心的是中医学的发展问题。对当时日本出现的质疑中医教科书的声音，他最为敏感。我和他聊中医现代教育的历史，特别是在大跃进年代现代中医起步创业的故事。讲中医教学的模式，如传统经典教学往往是从类方开始，是螺纹式的，相互联系，以点带面，而现代中医教学是从理论术语概念开始，是井字式的，强调分门别类，整体性不够。讲经方的特点，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方证相应而后能灵活应变，灵活善变的中医其实有规有矩……，每次谈话前，山本社长总是要打开录音笔，并不停地记录、发问，每次结束都是恋恋不舍。
和二十年前京都求学不同，这次来东京后，讲学的邀请非常多。我不仅在东京都内的高校讲，还经常出游，京都、广岛、福岛、山口、熊本、岐阜、名古屋等地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我讲过药证方证，讲过望诊，讲过叶天士、尤在泾的医案，讲过王清任的学说。其中有几次的交流印象很深。9月下旬，我出席在广岛召开的第15届日本传统医学研讨会，并参加病例讨论。一位患者是心功能不全，心悸脐腹跳动，我和其他医生补肾养心、活血养阴的思路不同，处方是桂枝茯苓甘草大枣汤。由于思路独特，受到参会人员注目。为此，我受邀于10月18日再赴广岛，做了一场题为《关于药证的认识》的专题演讲。演讲会中，来了一位肝硬化患者。他消瘦、腰腿疼痛，我一看前面所用处方，药物即多又杂乱，遂拿起黑水笔，刷刷地修改起来，削成经方小建中汤的原方。随后，我细细讲解了小建中汤方证及其在肝病上应用的经验。参会人员凝神静听，结束时掌声一片。当我离开会场上车时，一位中年男子匆匆赶来，向我深深鞠了一躬，说“麻给麻喜答！”。原来他就是那位患者的主治医生，他说的意思是“我服了！”。
在日本的那段日子，我结识了许多日本学者。针灸学家森秀太郎是小儿针的发明者，晚年热心于医学史博物馆建设，他收集了许多针灸人模型，有铜的，有木头的，也有竹子的。日本中医学者安井广迪教授专事中医各家学说，是一位温和的中医教授。三浦於菟教授，留学南京，回国以后于东邦大学东洋医学科组织讲座，影响较大。江部洋一郎先生，学术个性鲜明，他否认中医教科书理论，也不服日本古方派，创建了一套独特的气血运行规律的理论，用于解释经方，出版了《经方医学》三册。日本医史文献家小曾户洋，为北里研究所东洋医学综合研究所医史学研究部的创始人之一，他对我国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五十二病方》、《小品方》等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非常高兴的是，他给我的《中国传统流派系谱》写了序言。大阪的民间医史研究者片桐先生，热情健谈，他继承着一个数百年的老药店，他不仅热心地邀请我参观他的家庭博物馆，当我回国时，还送我不少日本医学相关的资料。旅日中国学者郭秀梅，埋头于古医学文献中，写了许多考证性的著作，那种纯学术的研究，那种国内少有的心态，让我钦佩。
东京的日子，充满着书香，促我思考。自由的环境，思想放飞，灵感四射；讲学的压力，让思维变得缜密。游学日本的这段日子，虽然时间不长，但感觉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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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学中医书馆 > 《50.黄煌教授医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