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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现实世界中和虚拟环境里，都免不了与人交往。这就像人体中的五脏六腑，依托三焦各安其位；这就像山水相互依托、就像自然界中的植物相互交缠。那么，人凭什么交往？几年前我曾思考过这个问题，并进行过探讨。
逐利型交往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当人有权利、有资源的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的朋友；相反，当人失去权利，甚至遭难的时候，身边一定会冷冷清清。这种交往一定是逐利的。当所拥有的东西失去的时候，交往就会停止。
这是人类社会道德情操没有达到一定水准的时候的正常现象。现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提出了人生四种境界说。他认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是人类四种不同的境界，天地境界是人最终达到的最高精神境界。
冯友兰先生认为，在自然境界中的人，是凭本能行事，他对功利还没有意识，如孩童就属此类人；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逐利的，他很清楚他的行事目的就是为了利；在道德境界中的人，义利兼顾，不取不义之财；而在天地境界中的人对社会、对宇宙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其行为是与天地相合的。
大多数人处于功利境界与道德境界之间，当人还没有充分觉悟的时候，很难逃脱利益的诱惑，所以逐利型交往成为大多数人的交往类型。
契合型交往
还有一种交往是因为某种契合，相互需要，当这种契合失去的时候，会分道扬镳。因为两个人所走的人生道路的走向不同，当离契合点越来越远的时候，条件成熟时就会分道扬镳，从此踏上一条不归路。
知音型交往
还有一种交往，使人能保持一辈子的友谊，这种交往凭借的应是修养与气质。志同道合，所看重的、所追求的都大同小异，感到对方能懂自己，觉得对方就是自己的知音。
说到知音，不由想到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俞伯牙是春秋战国时期晋国的上大夫。俞伯牙鼓琴，心怀泰山时，樵夫钟子期说“巍巍乎若泰山”；俞伯牙心思流水时，钟子期说“汤汤乎若流水”。俞伯牙鼓琴得遇钟子期这个知音，觉得心中所想无不毕现，遂与钟子期结为生死之交，约定来年此时再见。第二年相会之期，俞伯牙用琴声召唤钟子期，久久不见人来，后来才知道钟子期已经去世，俞伯牙来到钟子期的坟前，弹了一曲《高山流水》，然后扯断琴弦，砸碎琴身，发誓终身不再鼓琴，只因知音离去。
哲学家认为，这样的交往一生中遇到一次已属难得，遇到两次难上加难，遇到三次不可能。
超越型交往
还有一种高尚的交往，凭着责任与义务或使命去完成。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这本书中谈到他与一位世界知名物理学家孙观汉先生的交往，两人交往十几年却未曾谋面，他为了营救柏杨先生付出眼泪、金钱、尊严、时间和健康。这种交往已超出个人之间的友谊，他把责任与义务当做其生命的一部分。这种友谊不是一般人所能拥有的，柏杨先生为此说“为孙先生，我死而无恨。”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死而无憾”。
翻开中国历史去看，开国的领袖们，他的周围都汇聚着这样一些朋友，生死与共，这样的一群人成就了中国历史的独特形态：长久的统一，短暂的分裂。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文明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独一无二。
孙观汉先生之所以如此行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在驱使。他觉得，在那个历史当口，在那种条件下觉得自己责无旁贷。这是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正因为有这样一种情操，中国人的道德品质得以提升。中国历史上从不乏其人，司马迁就是其中的一位。大将李陵率步兵五千深入匈奴腹地，遭遇匈奴十一万主力部队围攻，李陵消灭匈奴主力万余人后，最后箭尽被俘。大臣无人替李陵说话，司马迁据实陈述，并推测李陵被俘一定是权宜之计，以图后策。皇帝大怒，处司马迁以酷刑。司马迁就是带着这样的屈辱完成了《史记》这篇旷世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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