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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早就有这样一个想法，觉得学科学的人，应该也跟文学结合起来。因为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可以得到证明：最好的天才，富有创造性的科学家，像牛顿、瓦特，他们都是既有很锐敏的直觉感受，而且也具有很丰富的联想能力。在中国历史上，东汉的张衡，他曾经创制了浑天仪和地动仪，是关于天文学和预测地震的两种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造发明；而同时，他在文学上也留下了不朽的、伟大的成就。他在东汉时代，是五言诗的一个非常好的作者。他的《同声歌》在早期的五言诗的作品之中，是很值得注意的一首诗。他不仅在五言诗的创作方面很有成就，而且对七言诗的创立也有很大影响。从他有名的《四愁诗》，“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从之梁甫艰。侧身东望涕沾翰”，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把《楚辞》里有“兮”字的体式，跟没有“兮”字的七言的句子结合起来了。他是从《楚辞》的有“兮”字的七言形式过渡到没有“兮”字的单纯的七言诗的一个重要作者。不但如此，张衡还写有那长篇伟制的《两京赋》，以及短小的抒情赋，可以说没有一种体裁是他写不好的。他是同时在科学上、文学上都有成就的一个人。我认为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 还不只是从中国和外国古代的科学家及艺术家可以得到这样的证明。我在台湾教过很多年书，历代文选、诗选、词选、曲选，还有各种诗人的专书，我除了教这些课以外，我还教过一门课——大学国文。那时的台湾，他们在高考时也是举行全台湾的联合招生考试，按成绩来录取的。那时候台湾大学在台湾省里是成绩最好的一个学校，大家总是把第一个志愿填上台湾大学。到了台湾大学以后，无论是文科、理科、工科、商科……所有的科系，一定要必修大一国文。而在联考招生时，学生的程度不整齐，有的高，有的低，要是把程度不一的学生放在一个课堂来教，老师就很伤脑筋。讲快了，程度低的同学跟不上；讲慢了，程度高的同学感到很无聊。所以，他们把各学科学生的大一国文、英文，按照入学考试的成绩来分班。他们把国文成绩最好的一班让我来教。而我发现了什么？我发现那些国文最好的学生，大部分不是文学院的学生，而是理学院的学生。因为我同时也教中文系的课程，所以二者一相比较，我就发现许多颇有文学天才的学生都去读理学院了。因为他们觉得，比较起来，学中文没有什么实用价值，所以他们虽然也很有文学的兴趣，但是当他们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他们都填报了理学院的志愿。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我认为他们学理科是好的，他们可以作出更大、更多的科学方面的贡献，但是我同时也就遗憾他们有那么好的文学天才，竟跟文学疏远了、脱节了，把他们那么好的天才，白白地浪费了。我认为这是天下最可惜的一件事。所以，我是从一二十年以前，就有了这个念头，我觉得理学院的同学们，他们学理科，这是好的，是应该鼓励的，可是同时，他们如果有文学的兴趣，我们也应该帮助他们发展这方面的兴趣，使他们成为文理兼长的，富有创造性的人。这样的人，我相信：文学，他们可以有成就，而理学也可以从直觉的锐敏的感受和丰富的联想，能够有更好的科学上的创造和发明。 我学习的是古典文学，而我这几十年沉浸在古典文学之中，我也研读，我也写作，我也教书，我就发现，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最美好的一面，是保存在我们的古典文学之中的。屈原、陶渊明、杜甫、李白、苏东坡、辛稼轩……那些古代的诗人们，他们的作品里边，所含蕴的那一份丰富的、美好的、崇高的品质，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品格，他们的志愿，他们的感情，他们的修养，我觉得那是非常可宝贵的，我觉得应该让我们的年轻人在这美好的文学里边，汲取到我们中华民族最宝贵的一份文化上的营养。我们应该把我们所知道的传给我们下一辈的人，这是我们的责任。我虽然是散木，但是我“难忘诗骚屈杜魂”，我没有办法忘记他们这些人的品格、感情，因为我真是被他们感动了。我的一个亲戚写信来开我的玩笑，他说：“我们大家都不理解，你这么大年岁了，还东奔西跑。”（我1945年毕业，明年就毕业四十年了，毕业四十年了，也就是教书教了四十年。我从来没有休息过，连暑假我还不休息，从外国跑回国教书）他们说：“我们不理解这个做人的态度……你这是苦行僧，还加了传教士。”我说：“是的，如果说我传的是诗教，而且是广义的诗教，要把中国诗歌里边这一份崇高、美好的思想、感情、品格、修养传下来，那我真的是有这样的理想，我也真是有这样的意愿和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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