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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点击蓝字，轻松关注?---?-- 编者按: 曾国藩与左宗棠二人是湖南同乡，当年曾国藩在湖南办湘军时，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曾国藩名噪一时，左宗棠也名满天下。自古英雄惺惺相惜，曾国藩自然不能错过像左宗棠这样的人才。且看这二人在做人与做事上有何种不同，对现代人大有裨益。 左宗棠之名对曾国藩来说已经如雷贯耳，太多朋友向他介绍过这位“湖南诸葛亮”是如何卓绝特出。见面后交谈中，左宗棠头脑清晰，气概不凡，议论明达，言中款要，确实令曾国藩颇为叹服。 见面前，左宗棠也听许多朋友夸赞曾国藩学问如何精深，品格如何方正。一见面，左宗棠并没有失望。人言曾国藩“向无大僚尊贵之习”，此言确实不虚。二品大员曾国藩没有一点官架子。他看起来更像一介儒生，衣着简朴，神态谦逊，一脸书生气。 曾国藩是典型的黏液质性格，这种人的特点是反应缓慢，行动拘执，谨慎内向，凡事只肯说三分话。他观察思考得比一般人细，下判断也比一般人要慢。他的学生李鸿章也当面指出他病在“儒缓”。在左宗棠滔滔不绝指画天下时，他只是默默倾听，认真思考，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贡献出什么高明的简介。因此，左宗棠才得出了“才具稍欠开展”的第一印象。 左宗棠却似乎是一个天外来客，他身上的清可见底、锋芒毕露、刚直激烈，与这个民族的整体气质形成如此分明的反差。对于晚清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氛围，对于晚清官场软熟暧昧、含混和气的作风，左宗棠痛恨不已，有意以自己的菱角，去刺破这种令人窒息的沉闷空气。如左宗棠自己所说：“弟平生待人，总是侃直。见友朋有过，见面纠之。 曾国藩等人认为他的优点是勤劳多谋，才华出众。左宗棠认为这是皮相之见。他认为相处更久、相识更深的郭崑焘、胡林翼等人，其实也不真正了解他。左宗棠夫子自道，他最大的特点和长处是“忠介”。 忠者，忠于国家，至死不渝。介者，耿直、坚定，一生固守真我，不因外界环境而稍稍折损自己的锋芒。左宗棠这样说，也真的这样做到了。他坚信，自己刚直忠介，既可以至诸天地鬼神而不屈，也可以施诸朋友同事之中而不违。 他的风格一开始可能很难为人所接受，但时间长了，大家必然会理解他、原谅他，而当大家接受了他的行事风格之后，那些复杂的事就变简单了，没有了那么多虚伪做作的环节，交往效率和办事效率反而大大提高。这就是他的“以直胜曲”论，与曾国藩的“以拙胜巧”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种性格无疑有着极富魅力的一面，特别是在晚清的官场，实在太需要上天偶尔刮起的这股轻劲之风，一扫百余年的颓风秽气。 但是，凡事过犹不及。任何一个优点也在于他的清澈单纯。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潜藏着“自我中心”“高己卑人”的强大本能。这种本能，既能促人争强好胜，建功立业，也能使人自矜自大，甚至嫉贤妒能。因此，对于这种本能，必须如驯服烈马一样，施以一番陶冶磨炼之功，得其益而去其害，才能最终成为大贤大能。而左宗棠为人，善于自察。和曾国藩比起来，他的自省功夫无疑相差太远，对于心中的自大自矝，他缺乏克化之功。 左宗棠性格中的致命缺陷，那就是情商太低，缺少了朋友式的感同身受和设身处地。心理学家认为，左宗棠这样的多血质人格虽然具有较突出的外向性格，但“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上并不擅长，甚至有时对敏感的人际心理因素反应迟钝”。确实，左宗棠的表现成了心理学家这一论断的最佳注解。 相比左宗棠，曾国藩为人就全面得多。 每个人的青年时代都是青涩的。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和左宗棠一样，也有着高己卑人、骄傲自大的一面。在早年离家到京服官之际，他拿位识字不多却深有识人之名的老祖父送给他这样的临别赠言：“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尔若不傲，更好全了。” 老祖父的一句箴言当然不足以克去曾国藩身上的这个缺点。在北京的最初几年，他的几个至交都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他的“傲慢”。他的好朋友邵懿辰说他的缺点第一个是“慢，谓交友不能久而敬也”；第二个是“自是”，听不进不同意见，青年曾国藩的脾气之大当时不亚于左宗棠。因为脾气火暴，曾国藩到北京头几年与朋友打过好几次大架。那时的曾国藩和左宗棠一样，遇事只认理不认情，“凡事见得自己是而他人不是”。 和左宗棠不同的是，曾国藩下过一段扎扎实实的克己之功，以理学为武器对自己“天赋之性”进行过深刻的反省和系统的纠正。居京十多年里，曾国藩所做的最主要的事其实就是脱胎换骨，脱掉自己身上的“自我中心”“高己卑人”，换上“诚恕”之心、谦虚之道。他的胸次日益扩展，性格日益宽厚，到与左宗棠初次会面以前，他已经从一个血气方刚凡事必争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涵养极好遇事忍让的中年人，对朋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他总结说，对朋友，首先要诚，“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与诚矣”。第二是敬。“至于与人交际之道，则以敬学为主”。第三是恕，“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自顺”。最后是浑，“惟忘机可以消众机”。人际交往中凡事不可过于计较，分的太清楚。最后，则要做到“不嫉妒”作为遗嘱，嘱咐后人。 曾左早起合作的顺利，正是建立在曾国藩的身后修养之上。而左宗棠一生所有注意力都贯注于事功，在心性上缺乏了这一段功夫。这就是曾左最大的差距所在。 当然，一个人要成为“内方外圆”的“圣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虽然经过了艰苦的自我砥砺，但是从北京刚刚来到地方官场，曾国藩的棱角仍然显得过于分明，处事仍然过于方刚和理想主义，对地方官场上令人意想不到的黑暗污浊一时难以适应。 曾国藩在老家待了近一年半时间。这一段时间是曾国藩生命中除了道光年间刻苦自修之外，另一个极为重要的生命节点。极为好胜的曾国藩像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座就是一整天，苦苦思索自己失败的原因，他意识到，办事风格手段过于生硬，是他处处碰壁的主要原因之一。 左宗棠平生以诸葛自命。“每与友人书，自署老亮，以武侯自比。且曰今亮或胜古亮。”然而一个舞台上，只能有一个主角。同一时代，怎可以有两个诸葛？ 纵观一生，左宗棠在人际交往上是失败的，他的高己卑人，刚直无饰，盛气凌人，使他没有多少朋友。在官场上他也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对下属和同事都缺乏包容，这大大影响了他事业的局面。 左宗棠做事“喜专断，务凌人”，所以许多有识之士对他都敬而远之。曾氏幕府人才济济，左宗棠幕中人才不多，文人如吴观礼、施补华辈，与左氏相处不久，都见机而作，托故而行。幕客严咸甚至因为在左宗棠幕中不得志而自尽。 左宗棠用人，喜欢使之盘旋自己脚下终生不得离去，所以往往并不出实力为不下保举，知道他自己可能要离开高就得时候，才会给部下请功。 左宗棠一生与同事公事，纠纷不断。他的铁杆部下刘典，与他分任陕西督、抚时，因为督、抚不合，曾经愤然告归。左宗棠前期与沈葆桢一拍即合，后来也因为意见不合撕破了脸皮。他与李鸿章虽然没有公然决裂过，但私下里彼此瞧不起。细细阅读左宗棠的一生，我们会发现，出了早死的胡林翼之外，他和朋友几乎没有一个能做到善始善终。虽然英雄一世，但缺乏友情一环，不能不说是左宗棠一生的最大遗憾。 相比之下，曾国藩的人际交往就比左宗棠成功多了。曾国藩一生朋友如云，且其所深交，都是相当杰出的人物，是善于用人的成功。反过来说，他更善于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对朋友提携报答，不遗余力。 曾左失和之后，曾国藩从来没有公开说过左氏一句坏话，私下里也不怎么对人谈论他与左氏的是非短长，真的做到了“相忘于江湖” 然而，左宗棠停止不了对曾国藩的评论。曾左失和，是当时天下人都关注的一桩大事。爱护自己名声如同眼珠一样的左宗棠当然十分重视别人因此对他的评价。然而，天下左曾而右左者居多，一是因为曾国藩的为人居心久为人所知，二则曾国藩毕竟算是左宗棠的恩主，在传统社会，忘恩负义是一件怎么讲也难以周全的事。左宗棠对此当然郁闷殊深。 因此，他一定要为自己辩解。所以许多笔记资料都记载，曾左失和之后，左宗棠每见一人，都要谈他与曾国藩关系的来龙去脉。每谈此事，则必“大骂”曾国藩。 面对左宗棠的不断攻击，曾国藩采取了如下对策： 一是要求自己的亲朋好友及家人不要回击左宗棠，避免火上浇油，反而鼓励他们尽量与左宗棠搞好关系；他还一再赞扬李鸿章：“阁下不与左帅争意气，远近钦企。”并说这是李进德甚猛的表现。他还嘱咐自己的儿子，不要因此与左沈等人交恶：“余于左沈二公之以怨报德，此种诚不能无芥蒂，然老年笃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枝心。尔辈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气，着不得丝毫意见。切记！切记！” 左宗棠身上最大的弱点，就是执着于“争功”。打一个不客气的比方，左宗棠就是庄子故事中的那只猫头鹰，而战功则是那只死鼠。直到晚年，这种心态丝毫没变。然而晚年曾国藩的心事，早已达到看破共鸣、跻身圣域的境界。在他晚年，念念不忘的只有责任二字，至于浮名，他确实是可以置之笑谈之外的。 曾国藩晚年确实感动了左宗棠，他第一次对曾国藩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敬重和钦佩。在此之前，左宗棠是带着“科举情结”和“瑜亮情结”这两幅有色眼镜，一直认为曾国藩是一个以术之人的伪君子，至此才彻底推翻了自己的判断。这是曾左关系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世人认为，曾国藩是圣贤，而左宗棠仅限至于豪杰，这就是二人的根本区别。 （本文由《世纪名堂》微信公众号独家编辑整理，转载请标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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