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省思

陈端洪老师曾说，一个人做学问的方向和路径，最好和他本人的根本性格与气质结合起来。

深有感触。做学问要舒服，要有所成，必须心道合一，才能时时沉浸其中，到达人所不能及的深处，并且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

这些年来，精彩的学术文章里除了那些华丽的理论、素材和技法，实际上有见解的东西，都是发自本心。本心有一些非常鲜明的东西，发诸笔端，就成为自己独特的思考。

学者需要深入去想各方的难处，考虑现实的困境和种种流行理想主张的不妥帖之处，深深排斥那些简单粗暴的理想主义解法——不能什么东西都是一句要扩大民主、要切实保障救济、要发展公众参与形式之类的习惯套路，然后就完了。

很多伟大的理论思考所到达的地方，更多地不是因为智力，而是因为忧思，更为细致而深切的忧思。替各方多考虑一些问题，就会发现既有学说和观点的不足，而且会逐渐整个颠覆你现在的理解和思索。

例如，假设有人说，公众的能力不足，推行公众参与有很大的困难。也许马上就有年轻人跳出来说：狗屁！不下河怎么会游泳？这样的表达虽然激烈而凶猛，但却是虚弱的，而且最大的问题是，自己给自己封住了进步的空间。冷静一些的人会说：要加强培训，给予各种形式的帮助，虽然这些回复简单粗糙，但他也就此打开了一片新的视野，有机会看到更多的东西。

更有忧思的人会想：如何才能让公众最有效地参与？公众有什么样的缺陷，何种方法可以改进？公权力机关是否有动机扩展参与，如果有动机而又没有扩展，难处在哪里？如何替他们找到更好的、具体的双赢道路？等等。然后他不会拒绝读《群氓的时代》，读《乌合之众》，会更多地反思从《论美国的民主》到《公共理性》的一系列经典著作，会深入到公共理性的塑造这一主题上去，甚至会学习一些行政学和地方政府实践的知识，理解人、财、物的流动，观念的生成和意见的传播，研习一些公共关系的内容，眼界就大大开阔了。最终，这个人如果对公众参与有了这些更深刻的理解，他就公众参与所说的话，必然提升好几个层次，对质疑声音也会发出更厚实而有建设性的回应。并且，他会反思一些简单的口号式策略的幼稚之处，不肯放过每一点可以更妥帖地改善现状的空间，并加以改进，力争成为一个有效的建设性意见。在这过程中，理论思考就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

建设性的意见是利益冲突的世界中惟一的多赢之道。而促使人寻求更加可行、更加妥善、更加周到的建设性意见的，是思考者的深切细腻的忧心，和负责任、反复掂量与自省不足的姿态。不是将所有责任推给“实践不给力”了事，而是将这也很自然地认为是理论必须包括的一部分——本来它也是绝不可分的一部分。如果不少学人完整地思考了实践的问题，许多理论本身是要彻底改写的。

很多人不是没有忧怀，但他们的忧思太粗糙、太短促，或者认为不值得替谁去忧思，结果学术一直原地踏步。不客气地说，许多论文剖开华丽的资料和框架外衣，里面贫瘠得一无所有；除了堆砌国外理论与实践，真属于自己的建议和分析一片空白。

这并不是建构能力的问题。许多人的智力只要稍加训练，足以自行发展出相当精致而有创意的模型。

艺可匹，心不可匹；智可及，忧不可及。对比一些美国学界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大师和非大师，真正的差距其实在这里。国内的学界以前更多地是艺的差距，现在心的差别开始逐渐体现出来。

最重要的，是呼唤自己内心气质中最闪光的东西，并且把它发扬出来，融合到学术中去。无论是忠厚热忱、细腻体贴、冷静节制还是大爱无疆，都有和某些技艺完美融合的发挥之道；在学术探索中，有一些领域和技艺本身就是为一些心灵准备的。说来很虚，但每个人都可以努力自行体会。

要成为星辰必须先有出类拔萃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