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麦卡锡：尖刻、嘲讽的手势
(2010-03-05 10:16:53)
30年代的性自由，40及50年代的激进主义，60年代的对越战争，70年代的水门事件和恐怖主义：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的评论文章及文学作品紧随着上世纪美国的每一个大事件，不，更多时候，是她创造了这些事件中的某种引领潮流的声音。不仅从菲力普·罗斯到纳博科夫这些风格不同的大作家受其影响，她甚至启迪了一个时代的美国人。时至今日，那些力透纸背的尖酸刻薄、嘲讽批判仍然专属于她。 理智世界中最快的枪 22岁，麦卡锡的评论文章开始见诸报端。一个刚出校门的漂亮女生，稚嫩脸庞上却凸显一双犀利、尖刻的眼睛。 1912年，麦卡锡出生于美国西雅图。年轻的时候，麦卡锡的微笑在文学圈是极其出名的。好友兰德尔·贾雷尔说：“暴躁的动物看见她的微笑也会走开。”待你对麦卡锡有了一定了解后，你只能说兰德尔肯定是被她的甜笑冲昏了头脑，而德怀特·麦克唐纳的评语才是客观的：“她的微笑相当危险。大多数漂亮女子对你微笑时，你的感觉会非常好；而玛丽冲着你微笑时，你会看看自己的裤子拉链是否拉上了。”的确，麦卡锡绝不是个简单的漂亮女孩儿。 麦卡锡就读的瓦萨女子学院，有一份官方的文学杂志《瓦萨评论》，因为过于保守，遭到麦卡锡和几个先锋学生的一致抵制。她们自费创办了另一本刊物，取名《通灵者》（也译作《反精神》）。在这本杂志中，所有作者都采取了匿名写作的方式：“匿名的考虑当然是为了保持评判的清晰性，特别是编辑部的判断——让人们完全根据文章本身的内容来读这些东西。”当然，由于杂志的内容及文风过于尖锐，不久便被学校勒令停刊，但它无疑在校园内掀起了一场“革命”的旋风。 大学毕业后，麦卡锡去了纽约，并为《新共和》及《民族》两本杂志撰写文章，针对《先驱导报》、《星期六评论》、《时代》的评论家和书评家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批判。22岁，一个刚刚迈出校门的女孩，“玛丽·麦卡锡”开始在文学圈建立声名。这样的早年写作经历，奠定了麦卡锡日后文学作品的底色：“无论我的写作方式如何，我想都是以批评的方式酝酿而成的。” 麦卡锡的讽刺作品《学院丛林》是美国最有名的校园小说，其浓厚的学究气式的冷嘲热讽让人过目不忘。书中，她用富于创意的漫画形式勾画大学校园里的师生，她的机智也在一连串妙语中得以展露：“长相漂亮的人是一元论者，长相丑陋的人是灵智论者”、“要是洗碟子是你的责任，干脆就否定掉这个责任”、“假如你喜欢吃鸡蛋，又何必要认识下蛋的母鸡？”而其中关于“性启蒙”和“避孕药”的大胆陈述，更是引领了那个时代校园男女甚至是整个美国年轻人的性自由风气。 政治上，麦卡锡是一位左翼人士。一战前夕，美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形成了两个派别，其中之一就是以麦卡锡为代表的反斯大林的自由派；60年代的美国对越南战争期间，麦卡锡亲自到河内和西贡等地奔波，将见闻及感受写成了《河内》和《越南》两本书，以第一手资料将美国在越南的所作所为和盘托出，随后，她还积极参加了在巴黎、伦敦、华盛顿和纽约等地的反越战活动。她是最早提出美国应该从越南撤军的少数美国人之一，她把这种思想写在小说、报告文学和政治评论中，影响广泛。美国自越南撤军多年后的一天，麦卡锡在哈佛广场漫步，一位陌生女子在人丛中向她道谢，感谢她在反对越战中所作的努力，这让她对自己曾经的作为倍感安慰；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发生后，麦卡锡写下了《国家的面罩：水门事件写照》，向大众逐个剖析水门事件的参与者…… 从40年代正式提笔到70年代逐渐隐退，麦卡锡“对当时那些有见识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而言，是个典范，是个榜样：不受惩罚的坏女孩，对每个人都大加奚落的刻毒讽刺家，教导我们人情世故和性成熟的瓦萨女孩，将关于女性感受的陈规俗套推翻的机智的批评家和随笔作家—总之，她是理智世界中最快的枪，性感大胆而聪敏机智”，一位喜爱麦卡锡的学者如此评价。 聪明和嘲讽有何关系？ 麦卡锡作品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两个短语：恶意的嘲讽和冷静的机智。如果说爱尔兰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认为世界基本由傻子和无赖这两种人构成，那么麦卡锡跟他的观点差不多。她从不爱她笔下的人物，这个被同时代人称为“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最聪明的女人”，一直藐视着她作品中的每一个人。 麦卡锡大部分小说探讨的主题是两性关系和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她通过一个个女主人公的塑造，用辛辣的语言和讽刺的态度将自己的观点一一展示在作品中。 从写第一本书《伙伴》（短篇小说合集）起，麦卡锡就打算震惊世界。凭借其中的《穿布鲁克斯兄弟牌衬衣的男人》和《耶鲁知识分子肖像》等篇章，证明她的确做到了。这些故事中，女主角梅格·萨金特在生活中随便地挑逗着身为不同等级知识分子的男人们，在梅格与他们或长或短的交往后，麦卡锡总结：“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跛脚鸭。英俊的，像她未婚夫一样一无是处；可靠的，像她丈夫一样模样古怪；有钱的，身材矮小，穿垫高鞋跟的鞋，或是胖墩墩带着眼镜；精明的，都是酒鬼或有同性恋倾向；严肃的，要么是外国人，要么蓄胡子穿黑衬衣，要么贫穷、不识礼节。总之每个人都有些缺陷，无法适应美国生活，因此恋爱时总是低声下气。”这些警句用来概括今天的男人似乎仍然适用。麦卡锡的这些判断是关于阶级、品位、才智的论述，如果作为这些男人的恋爱对象，她显然会感到自贬身价。 麦卡锡的好友德莱特·麦当劳曾这样概括她对笔下人物的态度：“为什么她要那么该死地自以为是，她是神还是什么？你会对她笔下可怜的人感到同情，他们总是那么荒唐无赖，或者纯粹低人一等，令人厌恶——她总是告诉他们正在丢人现眼。她不爱他们，这就是问题所在，她感觉不到人与人之间休戚相关，对他们也没有同情—她所有的仅仅是蔑视，她可怜的傀儡只能在书页间枯萎……问题在于，她该死地高高在上，嘲笑她笔下的大部分人物，对其余的则一幅屈尊俯就的姿态。”这一评论虽有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味，却也并无不公。 1966年，麦卡锡出版了最后一部小说《群体》。描写了1933年毕业于瓦萨女子学院的8个女生日后放浪不羁的生活。小说出版后，尽管有人认为它一度败坏了瓦萨女子学院良好的声誉，但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还是将它列为了“99部现代主义佳作”之一。在1961年创作该小说期间，麦卡锡曾在巴黎的寓所接受记者采访，关于《群体》，她是这样说的：“我从罗斯福总统就职仪式开始写起，从一开始就把这几个女孩推到了那个时代，后来我决定写到艾森豪威尔总统就职典礼时就打住。打算写成那种搞笑式的编年体小说，真正要传达的是关于进步的理念。从女性的视野、从柔弱者的角度审视的进步理念。你知道，会涉及家庭经济、建筑、室内装修、堕胎、生儿育女。我要把它写成二十年代在进步过程中、在进步理念中信仰失落的历史。” 这一番描述之后，《群体》后来的成书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故事中女主人公的放浪不羁再次受到麦卡锡的“不屑”，而冷漠的文风和贫乏的人性描写也贯穿了小说的始终。只有在写作《一个天主教少女的回忆》和《思想回忆录》这些自传性作品时，麦卡锡的善良和好意才能够回归。对此，麦卡锡的研究者说：“麦卡锡需要自传式的主人公，她需要一个她不会觉得低人一等的人物，一个不仅能够传达她的机智和聪敏，而且能传达她的缺点和脆弱感，她的深思熟虑、疑惧和错误的人物。而她自己则是唯一的候选人。她始终是个自传型作家，需要她的个人历史来提供她从来不曾完全理解的人物，以及能够给她兴趣和挑战的现成故事。她自己的故事为她提供了她不善于编造的情节片段，一个让她能够推动故事发展的人物。” 尖刻导致的官司 麦卡锡的个性素来不喜欢拐弯抹角，任何批评都是直来直去。她更不善于哗众取宠，对于大家热捧的作家她总是有理由泼去一瓢冷水，即便对于“美国人的良心”似的大众英雄，她也敢在电视上公开“攻击”。 诺曼·梅勒曾列出了一个美国文学圈的“史诗性”人物名单，其中，他把麦卡锡称作“我们的第一文学夫人，我们的圣人，我们的仲裁人，我们的文学独裁者，我们的大砍刀，我们的巴里穆尔，我们的贵夫人，我们的主妇，我们的圣女贞德”。谈到大砍刀似的批评方式，麦卡锡当之无愧。 上世纪60年代前后，塞林格开始名声大噪，当有人问麦卡锡如何看待塞林格及其作品时，她直截了当地说：“我不喜欢塞林格的作品，一点儿都不喜欢。他最近的那个东西算不上一部长篇，你说它是什么都可以。它充斥着那种让人极不舒服的大城市人的矫情，而且还自恋得要命。另外，我觉得它好像还挺假的、挺老谋深算的。在一个普通人身上集中了一种绝对是自大狂的利己主义。我真是一点都受不了。”这席话随后在社会上引来了一片哗然。在一次电视访问中，她还曾公开批评赛珍珠、斯坦贝克、索尔·贝娄等大作家，说他们“名过其实”，真不应该让他们得到诺贝尔奖金。她说这番话时，赛珍珠和斯坦贝克都还健在，而此话一出，对诺贝尔奖评审们来说也无疑是当头一棒。 麦卡锡一向心直口快，甚至对自己不利的话也一吐为快。这为她招至了不少麻烦。在将近70岁时，她还为此跟莉莲·赫尔曼闹上了法庭。 1979年10月18日，麦卡锡作为嘉宾被邀请参加纽约一家名为WNET的公共电台的节目录制。该节目是由迪克·卡弗特主持的谈论美国作家的广播节目，收听率非常高。当迪克问麦卡锡“我们国家有没有受到过分赞扬的作家？”时，麦卡锡回答：“至少我没有意识到。我能够想起来的唯一的一位作家，就是老迈的莉莲·赫尔曼。我认为她受到了过分的赞誉，她是一个坏作家、一个不诚实的作家，不过她的确只属于过去。”当迪克继续追问：“你指赫尔曼哪方面不诚实？”时，麦卡锡脱口而出：“所有的方面。我在某次访谈节目里说过，她写的每一个字都是谎言，包括冠词‘a’和‘the’。”几个月后的1980年1月26日，赫尔曼在家收听到了麦卡锡的这番谈话。她当即大为光火，聘请律师控告麦卡锡，并要求麦卡锡交付225万美金的赔偿费。听闻此事，麦卡锡大笑着说自己“并不打算修改在那次访谈节目里说过的关于赫尔曼的每一句话”。 赫尔曼曾是美国著名的女演员、戏剧编剧。二战期间，担任过美国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她曾在自传《邪恶的日子》中回忆在战时的一段经历：坐着火车、冒着生命危险，在纳粹士兵的监视下给抵抗组织的领袖人物朱利娅传递了5万美金的“救命钱”。这笔钱后来被用作向纳粹官员行贿，以帮助被囚禁的犹太人免遭杀身之祸。赫尔曼的这段经历，以及她与朱利娅之间的动人友情（朱利娅事后不久被纳粹杀害，成为一名烈士）随着《邪恶的日子》的出版在美国广为流传。1977年，以赫尔曼回忆录为创作基础的电影《朱利娅》上映后，全美国人都称赫尔曼是“美国的良心，是偶像破灭时代里的一尊偶像，也是捍卫正直和勇气的坚强哨兵”。 在赫尔曼控告麦卡锡一事被炒得沸沸扬扬后，人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真相：赫尔曼的那段“生死历程”完全是照搬了一位叫加德纳的女护士的故事，她们两人是同一个著名律师的客户，而这位律师是个不折不扣的“传话机”，他曾把加德纳的经历一五一十地讲给了赫尔曼，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赫尔曼在自传中竟然把自己化身成了加德纳。当然，麦卡锡和大众一样对此一无所知，她所提到的赫尔曼文章中的谎言，是指她作品的基调给人不可信及虚假的感觉，“我看到就讲出来了”。1984年，随着赫尔曼的去世，这场官司也就不了了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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