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无人格的身份（上）

阿甘本：无人格的身份（上）

中文译者：白轻（lightwhite）

译文选自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裸性（Nudities）》一书P.46-54，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发行于2010年，英译者是David Kishik 和 Stefan Pedatella。图为2009年，阿甘本在瑞士的欧洲研究生院。

被他人认同的欲望是和我们作为人的存在密不可分的。的确，根据黑格尔的说法，这种认同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每个人都愿意冒着他或她的生命危险来获得它。这不仅仅是一个满足或自恋的问题；毋宁说，只有通过他人的认同，一个人才能为他自己建构一个人格。

人格（Persona）的原初意思是“面具”，个体就是凭借这个面具获得了一种角色和一种社会身份的。在罗马，每一个个体都是由一个名字确定的，这个名字表达了他对一个氏族（gens）或一个血统的归属；而这种血统反过来又是由祖先的蜡制面具决定的，每个贵族家庭都在家中的天井里放着祖先的面具。在此，从人格（persona）到个性（personality）的转变只有一步之遥——个性确立了个体在戏剧或社会生活之仪式中的位置。最终，人格开始指代自由民的司法能力和政治尊严。一个既没有祖先、面具，也没有名字的奴隶是没有“人格”的，也就是没有司法能力的（servus non habet personam）。所以，争取认同的斗争就是争夺面具的斗争，而这个面具是和社会在个体身上认读出的“人格”（或不时以一种默认构成个体的“角色”[personage]）相一致的。

毫不惊奇的是，千年以来，对一个人之人格的认同一直被当作一个人最重要的财产而得到了妒忌的捍卫。其他人是重要的和必要的，主要也是因为他们能认同我。甚至是他人感兴趣的权力、荣耀和财富，归根结底，只有在这种对个人身份之认同的视域中才有意义。当然，一个人也可以像巴格达的哈里发哈伦-拉希德（Harun al-Rashid）一样，隐姓埋名地扮作乞丐游走在大街上。但如果姓名、荣耀、财富和权力从来都没有被认同为是“我的”，如果像某些圣人提倡的那样，我将要隐姓埋名地过一辈子，那么，我的个人身份也就永远地丧失了。

然而，在我们的文化中，“人格-面具”不仅具有一种司法的重要性，它对道德人格的形成同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形成首先发生在戏剧中，同时也发生在斯多葛派的哲学中。斯多葛派就是根据演员和面具之间的关系来制定其伦理的，这种关系被赋予了一种双重的强度：一方面，演员既不能选择也不能拒绝作者分配给他的角色；另一方面，他也不能毫无保留地和他的角色融为一体。爱比克泰德（Epictetus）说：

“要记住，在戏剧作者指派给你的那部分里，你是一个演员：他要多短便是多短，他要多长便是多长。如果他要你扮演一个乞丐，你就得把这部分演好。扮演一个瘸子，一个公务员，一个普通公民，皆是如此。你的角色不是由你来选择的。但演好你要扮演的角色则完全取决于你。”（Epictetus,The Handbook,trans.N.P.White(Indianapolis:Hackett,1983),16.）

但演员（就像智者们以演员为例所说的）决不能和他的角色完全同一，那样会把他自己和他的舞台人格相混淆。爱比克泰德告诫说：“不久，演员们就会相信，他们的面具和戏服影响到了他们的自我。”（Epictetus,The Discourses,trans.R.Dobbin(London:Penguin,2008)72.）

因而，道德人（moral person）通过既依附于社会面具，又与之保持距离的方式来建构自我：他在毫无保留地接受它的同时还不知不觉地与它保持着距离。

或许，这种矛盾的姿态，以及人与面具之间打开的道德裂隙，在表现演员与面具之间沉默对话的罗马绘画和马赛克拼图中再清楚不过了。在画中，演员站在或坐在其面具之前，而面具则被放在演员的左手或基座上。演员凝视着面具那双无生气的眼睛，这种理想化的姿态和全神贯注的神情证明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具有一种特别的重要性。到了现代，随着喜剧艺术中演员肖像的产生，这种关系便走到了危机的边缘，同时也是衰落的起点。乔瓦尼·加布耶利（Giovanni Gabrielli，以扮演西弗诺[il Sivello]而闻名），多梅尼克（Domenico Biancolelli，以扮演阿莱基诺[Arlecchino]而著名），以及里斯塔诺·马蒂内利（Tristano Martinelli，亦以扮演阿莱基诺[Arlecchino]而著称）。如今的演员已不再凝视他的面具，虽然他还一直把面具置于手中。在古典作品中如此含糊的人与“人格”之距离，随着演员投向观众的绝然而好奇的凝视，已经变得昭然可见了。

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叶，警察技术经历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发展，包括身份概念的一次决定性转变。从那时起，身份在根本上就与认同，与一个人的社会声望毫无关系了。相反，它回应的是确保另一种认同的需要：警官对惯犯的认同。对早已习惯了被极其精确地记录在文档和数据库中的我们来说，在一个既没有照片也没有身份证件的社会中如何查清一个人的身份，是一件能难以想象的事情。事实上，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叶，随着“惯犯”这个在资产阶级中间制造困扰的形象的出现和不断扩散，那些自视为“社会守护者”的人便把这个问题当作了首要的难题。法国和英国都通过了要求明确区分初犯（其惩罚是被投入监狱）和惯犯（其处罚则是被流放到殖民地）的法律。能够明确地断定被逮捕者的身份就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了司法体系运作的一个必要条件。

正是这种必要性促使阿方斯·贝迪永（Alphonse Bertillon），巴黎警察局一个阴暗的官僚主义者，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建立了一套以人体测量和疑犯相片为基础的犯罪身份鉴定体系。短短几年时间，它就成了世界闻名的贝迪永式人体测量法（Bertillonage）。无论是谁，不管他以什么样的罪名被逮捕或拘留，他都将立即接受颅骨、手臂、手指、脚趾、耳朵和脸的一系列测量。一旦给疑犯的正面和侧面照完相，这两张照片就会被粘到“贝迪永卡”上，这张卡则记录了一切有用的身份鉴定数据。贝迪永将该体系命名为人物肖像描述法（portrait parle）。

几乎是同一时期，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达尔文的表弟）通过改进亨利·福尔兹（Henry Faulds，管理英国殖民地的一个官僚主义者）的工作，开始研究一套指纹鉴别体系，它将实现对惯犯的准确鉴定。奇怪的是，高尔顿是贝迪永人体测量-照相手段的一个忠实拥护者并提议在英国进行普及。但他又坚持指纹的统计调查特别适用于殖民地的土著人，因为欧洲人很难区分他们的体貌特征。该成果得到了迅速应用的另一个领域是卖淫，因为对妇女使用人体测量手段包含了一个被认为是令人尴尬的乱性的过程，并且女性的长发也让测量难以进行。或许是考虑到这点——它涉及到种族歧视和性歧视的风气——高尔顿的方法在殖民地之外的地区迟迟没有采用；同样地，美国也将它的使用限于非洲或亚洲血统的公民。但在二十世纪的头二十年间，该体系已推广到了全球，并且从二十年代开始，它趋向于取代贝迪永测量法或与之相互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