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找不到“我们”的中国人

2015-02-25  老杨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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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集体仪式的节日,称不上真正的节日。节日衰落的背后,是“我们”的匮乏与公共社群的解体。


大年初一清晨,京沪高速上,已是车流滚滚,上海到无锡的二小时车程,竟然开了三小时。这情形我们早已熟悉,与五一、十一长假无异。曾几何时,全国人民将春节习惯性地视为“春假”,它的全称叫做“春节长假”。

节日与假期本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假期是个人的,爱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节日是公众的,最初是原始人部落的祭祀(所以日文中的“节”用的是汉字“祭”),后来演绎成人类各种社群--小到一个家族、村落,大到一个城市、国家---的各种公共仪式:拜祖宗、闹元宵、划龙舟、赶庙会、放礼花、大阅兵。节日节日,最重要的是谁之节日、何种仪式?每一种节日,都属于某个特定的文化社群,你从属于哪个社群,认同哪种文化,就有资格乃至义务参与社群的节日,分享其中的欢乐,形成特定的“我们”。

如果说浪漫的假期给人们一种自由自在“我”的意识的话,那么,节日中的各种公共仪式造就了一种“我们”的社群归属感。是的,那是“我们”的节日,在集体狂欢当中,“我”消失了,“我”内化为“我们”中的一滴水珠、一个分子。

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叫做“春运”。按照古已有之的风俗,中国人每到春节,哪怕在天涯海角,也要回家团聚过大年。谢天谢地,这个习俗没有被颠覆,山村里的老父老母、留守儿童,终于见到沿海打工的亲人归来了。不过,许多人想念了一整年家乡,在老家待了几天,却感到分外的乏味。不再有童年的青山绿水,不再有过去的赶庙会、闹元宵,乡亲还是过去的乡亲,但彼此之间变陌生了,心的距离何其遥远,聊起天来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在家乡,在村落,在亲戚、邻居之间,“我们”不复存在,只有一个个原子化、彼此隔膜的“我”。而在一个不再有“我们”的家乡,“我”是显得那样的孤独、无助与无聊。

城市人的感觉同样糟糕。一家人好不容易聚拢吃年夜饭,年轻人心不在焉地玩着手机,老年人感觉冷落,只能打开电视,从无趣的春晚中打发时间。蛋饺、春卷、饺子、狮子头,各种菜肴都是超市现成买来的,不必再劳驾亲自动手。而在我的童年时代,小孩子最盼望的就是过春节,不是因为有吃的了,而是家里有了一种热闹非凡的气氛,母亲买来春卷皮,拌好了猪肉与大白菜馅,哈哈,就可以与大人一起包春卷了!那一刻,家人有说有笑,长辈对晚辈特别和蔼,小孩子们也可以放肆一把。在一个物质匮乏、需要样样自己动手的年代,反而有一种亲近感。这不是简单的包饺子、裹春卷,而是家庭的年度庆典。在热闹的过年之中,你被确认为家庭的一份子,你是“我们”中不可缺少的一员。今天的孩子还有这样的感觉、这样的期盼吗?他们去见奶奶,看舅舅,内心盼望的大概只是一个大红包。红包到手,孩子们立即撇下大人,玩自己的游戏去了。“我们”不再是一个精神的归属、话语的共同体,而只是物欲性的交易空间。没有了金钱,就没有了“我们”。

一个没有集体仪式的节日,称不上真正的节日,只是随心所欲的私人假期而已。比如最具政治性的国庆节,对国人来说,只是一年中最美妙的旅游黄金周。于是高速公路挤到瘫痪,成为停车场;各大旅游景点如沙丁鱼罐头,游客前胸贴后背,随时有踩踏的危险;香港的旺角、台北的101高楼、韩国的济州岛、日本的北海道,都是此起彼伏的中国人大嗓门。回到我的童年时代,虽然没有机会出去旅游,但孩子们的内心都有一个共同的期盼:十一晚上的焰火。夜幕刚刚降临,就早早爬到屋顶上,远远眺望人民广场上空,等待着缤纷灿烂的一刻。说实话,当年对国家的认同,一小部分就是在国庆的美丽焰火中萌芽的。今天的小孩子,不再知道国庆焰火为何物,也无从感受此节日与彼节日意义何在。对中国人来说,无论是春节、清明、端午,还是元旦、五一、十一,通通都是毋庸上班的国定假期,是出外旅游的难得机遇、是发呆、睡懒觉、打通宵麻将的大好时光。

近年来,出于商业利益和旅游文化的考虑,各地政府也在春节期间组织了各种看似热闹的活动,诸如大年夜头香、新年撞钟、初五迎财神、元宵灯会等等。尽管人潮汹涌,却与社群无关,与“我们”隔缘,只是一大群彼此陌生、相互隔膜的个人,各怀心思与愿景,偶然聚在一起而已。今年元旦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的发生,又令政府管理部门倍感压力,不少活动取消了之。节日衰落的背后,正是“我们”的匮乏与公共社群的解体。

你说春节不再有公众性文化仪式吧,却有一个大大的例外,那就是延续了三十三年之久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这个中国春晚,大概是除了奥运会、世界杯之外,全球观众最多的电视大派对了。从最初十亿人的乐乐呵呵,到这些年的集体吐槽,不管你喜欢还是讨厌,春晚已经成为春节中最具标杆意义的文化仪式。它借助电视屏幕所形成的,是一个虚拟的、想象的共同体。

春晚创办于八十年代,那时候的中国刚刚步出红色的革命年代,进入世俗化的欢乐年华,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和文化启蒙带来的自由氛围,让国家有向心力,民族有凝聚力,人民有认同感,再加上当时观众的欣赏口味尚未分化,十亿人民一台戏,春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中华文化的“我们”。好景不长,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巨变。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分化的加剧和全球化带来的裂变,使得文化上具有高度同一性的“我们”不再存在,都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全球文化与本土文化、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年轻人文化与老年人文化、土豪文化与屌丝文化之间发生了深刻的断层,众口难调,莫衷一是,不要说13亿人,即令是同一家庭的三代人,都很难坐到一起,欣赏同一台戏。大年夜的“国菜”春晚呈台阶性的滑坡之势,它的衰败还在半程,远远没有滑到谷底。

今年压过春晚的头条新闻,竟然是异军突起的抢红包。这场移动手机上的全民狂欢,令几亿国人无心年夜饭、无暇春节晚会,专心致志埋头刷屏。抢红包将会成为新的春节传统吗?它将形成社群性的“我们”吗?一切皆有可能。

在这场抢红包大战中,,微信战胜了微博,这匹马(马化腾)打败了那匹马(马云)。原因无它,乃因为微博基本是陌生人形成的公共空间,而微信则是私人性的社交网络。这几年由于社会与政治的外在因素,公共空间急剧衰落,陌生人之间充满了警惕与不安全感,大批“微博控”逃离公共空间,躲到微信群一角,在熟悉的小圈子中交换信息、寻求慰藉、相濡以沫。每一个微信群,就是一个由各种血缘、地缘、学缘、业缘,或者利益、情怀、趣味所建立起来的小共同体,它们形成了一个个导向单一、边界清晰的“我们”。

春节的抢红包无异是微信群的公共文化仪式,它通过小共同体的集体参与,实现了社群内部的分层建构:发红包的通常是群里的精神领袖或大佬土豪,他们以自己的慷慨大度验证自己在群里的独特身份,并跃跃欲试老大的位置。抢红包的多是社群中的屌丝活跃分子,他们在乎的不是钱,而是那份被接纳的感觉和参与的快乐。而对抢红包态度冷漠的则是群里的边缘分子,平时对群不即不离,满足于淡定的潜水者。红包的内涵是传统的,但抢的方式却是时尚的,其中有运气、有刺激,玩的是心跳,炫的是亲热。

很有可能,抢红包将成为中国人过年时节的文化新传统,它以传统的内涵、时尚的方式重构了一个个“小微”共同体,形成了无数个既虚拟又真实的“我们”,传统的中国人生活在社群之中,但他只是某个固定社群中的一份子,“我”对“我们”从一而终。然而在今天多元、交叉的网络社会,每个人可以同时属于多个“我们”,进出自由,转换自如;每个人是分裂的,又是统一的,足见现代人身份的多重与人性的复杂。

不过,春节将因抢红包而回归为节日吗?由无数个小众的、脆弱的“我们”所合成的社会,将会是一个更大的“我们”吗?这,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本文原标题《春节断想:“我们”在哪儿?》




作者:许纪霖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知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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