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乐户

乐人、乐工、乐户，在现代人眼中都是艺术家，但在中国古代却不过是些贱民。隋代著名乐工万宝常，是因为父亲谋反，才被编入乐籍的。而一旦编入乐籍，就失去人身自由，成了贱民阶层，后代必须世袭奴隶的身份。当官居高位、声名显赫者由于政治的原因而获罪的时候，最高统治者对他们的惩罚，就是将他们的妻女籍没为"乐户"，从事以声色娱人的低贱职业。
　　高尚的音乐，在古代竟成了一种政治惩罚的严酷手段，这是现代人无论如何想不到的。
　　就全国范围而言，"山西乐户"无疑是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特殊人群。如果从有确凿记载的北朝算起，到清代末年为止，"山西乐户"的历史不间断地延续了将近一千五百年！据说，直到清代雍正元年，才有开明的官员向皇上启奏，认为把官宦之后籍没为"乐户"，是有失仁慈的，请求给予赦免。雍正皇帝看来很有些同情心，他决心革除"山西乐户"的贱民身份。据《世宗圣》卷六载，当时雍正下旨说：
　　朕以移风易俗为心，凡习俗相沿，不能振发者，咸与以自新之路，如山西之乐户、浙江之惰民，皆除其贱籍，使为良民，所以厉廉耻、广风化也。
　　关于这件事，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二引《皇朝通志》云：
　　雍正元年，时山西省有曰"乐籍"，浙江绍兴府有曰"惰民"，江南徽州府有曰"伴当"，宁国府有曰"世仆"，苏州之常熟、昭文二县有曰"丐户"，广东省有曰"蜑户"者，该地方视为卑贱之流，不得与齐民同列甲户。上甚悯之，俱令削除其籍，与编氓同列。而江西、浙江、福建又有所谓"棚民"，广东有所谓"寮民"，亦照保甲之法，按户编查。
　　雍正帝的谕旨一出，山西和浙江等地的官员表面上都立即执行，命令"乐户"和"惰民"们马上改行。相沿千百年的陋制，本来似乎是天经地义般的不可动摇，如今一旦去籍成为良民，"乐户"和"惰民"们怎不感激皇恩浩荡？一时间，贱民们真是感激涕零。《清朝文献通考》中就说："自明初绍兴有"惰民"，靖难后诸臣有抗命者子女多发山西为"乐户"，数百年来相沿未革。一旦去籍为良，令下之日，人皆流涕。"
　　但是，在雍正的时代，在达官显贵们的既得利益受到触动的情况下，要彻底消除乐籍、解放贱民，并不那么容易。从历史事实来看，雍正的谕旨在各地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施。在雍正元年下旨废除贱籍之后，雍正五年又下过同样的谕旨--仅此就可见解放贱民的难度之大。否则，同样的谕旨为何要下两次呢？
　　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官府和社会都对 "乐户" 这一群体有相当大的需求--典礼、宴会、庙会、节日，似乎都离不开"乐户"的点缀，"惰民"的奔走。
　　山西是"乐户"的主要发源地。历史上的"乐户"，总是集中在以京师为中心向外一千五百里的区域范围内。山西就一直在这个范围内。北魏时期，曾以平城即山西大同为京城，那时的情况自不必说。其后，唐朝都长安，宋朝都汴梁，元、明、清三朝都北京，山西均在这个区域范围之内，是历代"乐户"的重要出产地与聚居地。而明代的统治者，在差不多两百年中将全国的犯罪官吏不分南北都发配至山西，更使山西成了新"乐户"源源不断得到补充的地方。在山西，有十几代甚至几十代做"乐户"的人家，以至今天在那里也不难找到"乐户"的孑遗。这种情况，在全国可以说是极其罕见的。
　　山西是北魏时的中心区域，并州、恒州、肆州、朔州、汾州均为当时政治经济重镇。后来，山西归北朝的齐国所辖，是北朝的腹心地带。隋朝统一中国，将周、齐、梁、陈的乐人全部纳入宫中，说明齐地原来就有"乐户"。可以说，在"乐籍"制度形成之初，山西就是这种制度的重要实施之地。
　　《山西通志》谈到"孝友"时云：
　　皇甫奴，河东郡人。景明初，河东郡杨风等七百五十人，列为"乐户"。皇甫奴兄弟虽沉屈兵伍，而操尚弥高，奉养继亲，甚著恭孝之称。
　　"景明"者，北朝北魏宣武帝元恪之年号也。"河东"者，山西之郡名也。这一条材料充分证明了"山西乐户"历史之悠久。
　　"山西乐户"的存在，有其独特的条件。一是山西的农业发达，物产丰富，富庶的社会产生了对于"乐户"的大量需求。二是山西的文化深厚，百戏繁荣，多样的艺术形成了"乐户"生存发展的必要氛围。三是山西历代都有脱离乐籍的乐人散居民间，这对未来的"乐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尽管雍正年间下令废除"山西乐户"的乐籍，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山西乐户"仍然存在并活动着。据调查，从雍正到清末的两百年间，"山西乐户"一直延续着祖先走过的路，不停地艰难跋涉着。在山西的许多县衙中，仍有"乐户"在执事应差。每年至少有一个月时间，"乐户"必须到县衙去义务服务，名为"听差"。县衙门总是预备着下处，专供"乐户"居住，一切开支由总班头统一安排。"乐户"的任务，是服务于官方的迎来送往，以及一些宴会，所有活动也由总班头统一安排。
　　"山西乐户"的生活来源，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是为宫廷执事应差，由宫廷拨给生活所需；二是为地方官府应差，获得相应的酬劳；三是为达官显贵应差，接受其衣食供给；四是为军旅应差，随军食宿；五是为寺庙和民间服务，获取报酬。
　　"乐户"属于贱民之列，社会地位是十分低下的。就整个群体来说，"乐户"既不能与一般百姓通婚，也不能像百姓子弟那样读书科考，无论是服饰、行路都有限制。《明律·户律》云：
　　凡官吏娶乐人为妻妾者，仗六十，并离异；若官员子孙娶者，罪亦如之。
　　甚至同一祖宗、同一家族的人，只要沦为"乐户"也受到族人的歧视，活着不许他们进入祠堂，死了不许他们埋进祖坟。
　　但是，对待这一群体，各个朝代、各个时期也不一样，这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如何。北朝时期，"乐户"虽是贱民，但也有受到恩宠的乐人被赐官职的。《隋书·音乐志》说：
　　（北齐）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
　　这里说的是北齐后主的事。北齐后主高纬的都城晋阳，在今山西境内。当时的"乐户"，如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竟有"封王开府"的。明代政治特别黑暗，在高压政策之下，许多忠臣义士惨遭籍没，成为"乐户"。那时不要说官绅人家，即使一般百姓也对他们避之惟恐不远，生怕引火烧身。明代法律规定，民户若娶乐人之女为妻是犯罪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皇帝可以为所欲为，例如据《万历野获编》说，明武宗就曾经宠爱过太原乐工之妻。《明史·佞幸传》也不讳言此事，说佞臣江彬数次引诱武宗到山西猎艳，"大征女乐，纳晋府乐工杨腾妻刘氏以归；彬与诸近幸皆以母事之，称曰"刘娘娘""。这位"刘娘娘"，竟是"山西乐户"杨腾的老婆！
　　"山西乐户"在山西的传统民俗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山西佛道寺庙众多，再加上数不清的各种民间神庙，构成了三晋古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庙多，庙会也就多，"乐户"的用武之地也就特别多。据有关资料统计，山西的庙会终年不绝，如：二月初二祭青龙，二月十五祭太上老君，二月十九祭观音菩萨，三月初三祭真武大帝，三月十八祭后土娘娘，三月二十祭子孙娘娘，四月初四祭文殊菩萨，四月初八祭释迦牟尼，四月二十祭药王，五月十三祭关公，六月十一祭井泉龙王，六月二十三祭火神、马神，六月二十四祭雷神，六月二十六祭二郎神，七月十五祭中元地官，七月十八祭王母娘娘，七月二十一祭普庵祖师，八月初十祭北岳大帝，八月二十三祭张飞，九月初九祭斗母元君，九月二十八祭马元帅，十月十五祭下元水官，十月二十七祭紫微大帝，十一月初四祭孔子，十一月初六祭西岳大帝，十一月十一祭太一救苦天尊，十一月十七祭阿弥陀佛，十二月十六祭南岳大帝，十二月十九祭华严菩萨，等等。此外，百工皆有祭祀自己始祖的习惯，如：木匠祀鲁班，酒店祀杜康，醋业祀帝予，盐行祀葛洪，鼓手祀师旷，梨园祀唐明皇，乐户祀咽喉神，等等。山西各地又喜爱供奉特有的人神，如：临汾供尧，运城供舜，芮城供禹，万荣供后稷，汾阳供狄青，介休供介子推，太原供唐叔虞，等等。还有闻所未闻的庙观，如：清徐有狐突庙，代县有赵杲观，浮山有唐太宗庙，朔州有尉迟公庙，文水有武则天庙，等等。祭祀这些神道、圣贤，需要举行盛大的庙会，必然要延请乐人来奏乐吹打，这也是"山西乐户"们施展才艺的好场所。
　　"山西乐户"真正脱离贱籍，是进入民国之后。据民国二十四年出版的山西《浮山县志·风俗》记载，截至民国以前，当地的"乐户"一直充当着民俗活动中的重要角色：
　　立春，先期一月，用"乐户"，假之冠带，曰春官、春吏，又装春婆一人，叩谒于官长及合邑荐绅之门，诵吉语四句。报春至期，先一日，集优人、妓女及幼童，扮故事，谓之演春。次日，率僚属，朝衣朝冠，侈仪从，迎春于东郊。归则鼓吹导前，土牛、芒神居后，升之公堂而宴之。至五更，礼毕，鞭牛使碎，名曰打春。是日，人家取春牛土，书吉利字于门，并啖萝卜数片，名曰咬春，取荐辛也。雍正元年令"乐户"、"娼妇"归良，春官、春使、春婆仍旧焉。民国成立，此俗遂除。
　　"迎春"风俗，全国各地都有，其仪式大同小异。据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云，扬州也有"乐户"，并且也在民俗活动中充当相似的角色：
　　国初官妓，谓之"乐户"。土风，立春前一日，太守迎春于城东蕃釐观，令官妓扮社火：春梦婆一，春姐二，春吏一，皂吏二，春官一。次日，打春官，给身钱二十七文，另赏春官通书十本。是役，观前里正司之。至康乾间，裁"乐户"，遂无官妓，以灯节花鼓中色目替之。
　　裁"乐户"，应是雍正时的统一行动，《扬州画舫录》说是"至康乾间裁"乐户""，可能记错了。扬州的"乐户"，一经裁减便销声敛迹，而山西的"乐户"，一再裁减却依旧存在，这正是两地不同之处。
　　"乐籍"这种制度，一方面使得音乐成为固定职业，从而造成了一大批有艺术造诣的乐工；一方面剥夺了入籍者的基本人身权利，使之成为永久的贱民和奴隶。特别是"乐户"中的女乐，她们不但出卖艺术，还要出卖肉体。她们的歌喉与舞姿引起了人们高尚的情感，而她们的身份与职业又被看成是卑贱的！"乐籍"就是这样一种不合理的制度。
　　而"乐户"，就是在这种丑恶的制度下创造出美的人们！
　　（韦明铧《浊世苍生》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