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慈善之祖---范蠡居“陶”论
范蠡是春秋末期越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他因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灭吴称霸而名扬四海；又因功成身退、以智保身为千古敬服。隐退之后又以自己的聪明智慧经营致富，为商人树立了成功的光辉典范，被后世尊称为中华商业鼻祖，他是公认的“商圣”，民间也奉他为“文财神”。他的仗义疏财、救贫济困，更赢得了人民的崇敬。他曾两次将“巨万”家资分散给贫疏百姓与朋友，开启中华个人慈善之先，被称为中华慈善之祖。这是他人生最光辉的一页。在中国历史上，如此全才，如此大德，又为后世景仰的杰出人物，他是第一个，在世界史上，也是罕有匹敌者。
然而，这位伟人却留给世人一个谜，那就是他的最终归宿。破解开这个谜，对发扬范蠡精神，为今天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慈善事业服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近些年来，围绕范蠡最终归宿“陶”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引起海内外多方关注。“陶”究竟是山东泰山西肥城市“陶山”之“陶”，还是山东菏泽“定陶”之“陶”，持论者各执一词，见仁见智，各不相让。争论主要从两个方面，一是从文献角度，一是从文献角度。从文物角度，主要根据司马迁《史记》和南北朝时期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从文物角度，绝大多数论者认定范蠡最终归宿是肥城“陶山”,因为该地有可信的范蠡墓及秦汉时建成并保留至今的范蠡祠,以及自秦李斯至汉唐宋元明清顺序相联的文物典籍,更有陶山优美的地理人文环境,风水宝地,所以范蠡最终“隐于陶山，葬于陶山”成为定论，为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和社会各界普遍接受。而“定陶”论者拿不出一点文物来，因此“定陶说”基本上被否定。其实，从文献角度论证，“陶”即“定陶”也是不正确的。持此论者基本上是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没有做仔细的分析和科学和论证，因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而“陶山说”的持论者，也有论证不缜密的地方。为此笔者从文献角度对“陶”的真正含义予以论证。
很显然，造成争论的焦点，仍然是文献上的记述，即《史记》和《水经注》中的论述。为此，我讲两个记史原则及一个简图。为什么这么做呢？
一、《史记》是“两论”者共同引用的文献资料，因此我有必要先提两个记史原则。
二、《水经注》是“两论”者都不可回避的文献资料，因此我根据《水经注》及相关资料，绘了一张简图来说明“定陶”之“陶”的大体演变，以此说明范蠡不会止于“定陶”之“陶”。
史书作者在记史时必须遵循的两个原则。
1、 历史同步原则：对历史事件的记述，史书作者采取对历史事件、时间、地点、人物等的名称同历史事件发生时称谓一致的原则，也叫历史一致原则。
2 、历史下移原则：对历史事件的记述，史书作者采取对历史事件、时间、地点、人物等的名称同作者记史年代的称谓基本一致的原则，也叫历史异步原则。类似于今冠古戴。
司马迁在整个《史记》中基本上采取的是第一种原则，这样的史书让人比较信服，有相当的历史真实性及史料价值。如上世纪在“北平”发生的事用“北平”，在“北京” 发生的事用“北京”。“平津战役”不能叫“京津战役”。采取第二原则会让读者在明晓历史真实时产生时空错位的异样感觉。司马迁很少使用第二种原则，只是在叙述远古时偶尔一用，但也是以远就古，即用较远的年代的名称叙述上古事件，因为没有确切可用的典籍。可以说，哪个帽子古老就给远古戴哪个，古帽古戴，迫不得已而为之。如三皇五帝时，用司马迁那时所知的最古老的文献记述。当然也有“古帽今戴”的第三原则，这在史书中更是极少使用。
一个地图 根据《史记》《水经注》及现代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谭其骧主编的《简明中国地图集》，郭沫若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中国史稿地图集》和其他相关资料，绘“春秋吴越---汉”时涉“陶”图。对该图下文将集中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