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和他的学人朋友圈

张之洞和他的学人朋友圈

北京日报   陆胤   2015-02-24 13:04  

编者按

被誉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政治家”应该是他的本分，然而他又是晚清重臣里最富书生习气的政治家。即使在仕宦显达的人生高峰期，张之洞仍然葆有学人的底色。利用封疆大吏的政治资本和社会影响力，张之洞周围聚集了一批晚清乃至民国时期的重要学者。在张之洞的赞助下，凭借着种种学缘、地缘、人缘的接近，逐渐形成一个以“清流”人物为核心的学人圈子，在近代中国思想嬗变和学术传承的历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今日微信内容为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陆胤老师的一篇文章，该文阐述了张之洞及其周边学人在波谲云诡的大变革时期的取舍与作为。更详细深入的论述可见其著作《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

1909年10月，晚清重臣张之洞去世。其时，仍在海外流亡的梁启超接受日本记者采访，对张之洞有一段盖棺论定的话：“张公非政治家也，学人也耳，惜不使公专心学问，以大有所造诣也。其于政治，惟有失败。”梁启超还引了多年前李鸿章的评语，说张之洞在官场历练二十年，难改“书生习气”。

张之洞（1837-1909）历官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1907年内召为军机大臣。“政治家”的生涯，应该是他的本分。不过，利用封疆大吏的政治资本和社会影响力，张之洞周围聚集了一批晚清乃至民国时期的重要学者。在张之洞的赞助下，凭借着种种学缘、地缘人缘的接近，逐渐形成一个以“清流”人物为核心的学人圈子，在近代中国思想嬗变和学术传承的历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一、“清流”底色

在众多晚清督抚当中，张之洞的幕府能够独树一帜，吸引大量学人。这跟他早年参与“清流”的经历，也就是李鸿章所谓“书生习气”的养成，有很大的关系。

张之洞功名早达：十六岁高中顺天乡试解元，二十七岁时会试中式，殿试被点为探花，随后进入翰林院。在此前后，他结识了翁同龢、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澂等活跃于京城的学者型官僚，成为这一时期京城士大夫交游的重要组织者。同、光之交的京师学人交往，不仅孕育了金石考古的专门之学，更从学人之间频繁的诗酒交游当中，滋长出一股清议的意气。光绪初年，随着中俄伊犁之争、中日琉球之争、中法越南之争等边疆或藩属问题的激化，外交局面再次严峻。张之洞呼吸领会到这种风气变化，及时从金石考订圈子淡出身影，加入当时翰林院中热衷于言事的“清流”行列。

所谓“清流”，是古已有之的对清议集团的称呼，以朝臣的犯颜直谏为标志，同时包涵了东汉党锢、宋代太学生、明末东林党等泛化的士大夫言论势力。

晚清“清流”区别于前代清议的一大特点，在于其主体并非负有言责的谏官，而是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宝廷等翰林院的“讲官”。他们平日沉溺于诗酒唱酬、金石考据、校勘收藏，一旦有事，就联翩上疏，鞭挞权贵，弹劾督抚，在朝堂上形成道德舆论的压力。与以往近代史教科书塑造的“顽固派”印象不同，这些翰林院出身的清议分子由于品级较高，大多视野开阔，究心时务，既有与督抚进行交涉的资格，又具备相关学养和人脉。他们自负才情学问，对西方的政治、外交、学术大都有兴趣，喜欢纵横捭阖地漫谈国际形势，甚至成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座上宾。

1884年中法战争成为“清流”命运的转折点。张佩纶、陈宝琛、吴大澂等清流人物纷纷被外派会办防务，却因战事不利而沦为举国非笑的对象。甲申以后，“清流”势力几乎全军覆没。唯一的幸存者就是张之洞。此前他被外放为山西巡抚，战争期间又临危受命，署理两广总督，实际上已从翰林清流摇身一变而为封疆重臣。

“清流”经历对于外任督抚的张之洞而言，绝不仅仅是一段年少轻狂的往事。作为清流仅存的硕果，张之洞在他的幕府和属下的书院书局中安置了许多清流人物，如梁鼎芬、吴兆泰、缪荃孙、沈曾植、郑孝胥、陈庆年、陈衍等，多为当年翰林院清议分子的后辈或门生。当时京城里流传的话头是：“有好主人在，不患无书院坐。”即便在朝中得罪了人，也还有张之洞这样的“好主人”，为清流士大夫提供出路。好发纵横捭阖的议论，坚守儒家义理，热衷诗酒交游，关注学术文教，这些旧时清流党的气质，逐渐凝结为张之洞周边学人圈子的底色。

二、“洋务”转型

今人提起张之洞，首先映入脑帘的，恐怕是“洋务派”三个字。晚清时代，“办洋务”乃是处理与西洋各国有关的外交、军事、传教、制造铁路等事务的统称。张之洞在广东、湖北等华洋杂处之地任督抚，自然要在这方面花很大力气。他先是在广州兴办洋务局、实学馆、方言学堂；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缘起于奏修芦汉铁路，更在汉阳铁厂、兵工厂、织布局等洋务事业上，倾注了大量心血。

说起“洋务派”或“洋务运动”，张之洞绝不是始作俑者。若是从曾国藩、李鸿章等兴办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局算起，怎么也有三十年了。张之洞大规模从事洋务，是受“甲申马江一败”的刺激，在晚清督抚队中已属后起者。枪炮、铁路、钢铁、纺织等形而下的“器物”制造，更非“清流”出身的张之洞的长项。在一开始，他只能亦步亦趋地摹仿甚至请教李鸿章、盛宣怀等洋务重臣经验。如何将昔日“清流”经历及幕府中清流学人的劣势转化为优势，使其翻出与曾、李系统截然不同的新面目？这是张之洞作为“洋务殿军”必须直面的难题。

大概在1890年前后，张之洞曾致信王韬（1828-1897），请他在上海聘洋人翻译西学书籍。不过王韬返回的题名为《洋务辑要》的稿件，不很令人满意。张之洞不得不从李鸿章那里请来精通洋务的杨模、杨楷兄弟，组织人员修改译稿。这位杨楷就是清末民国时期有名的杨道霖（1856-1931）。当时他有一封致张之洞的长信，原件保存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张之洞档案”中。杨楷信中详细列举了编辑洋务书的人员、分工和进度。参与重修者，除了杨模、杨楷，还有汪康年、华世芳、叶瀚、秦坚、王镜莹、钟天纬等，多半来自当时活跃在上海周边的新学圈子。更重要的是，这部洋务书采取分门编辑的方式，列有疆域、官制、学校、工作、商务、赋税、国用、军实、刑律、邦交、教派、礼俗共十二门类。其中，官制、学校、刑律、教派、礼俗五门，涉及到西学的制度文化层次，在甲午战争以前，应属较为领先的构想。

梁启超在民国时代回顾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分为“器物”“制度”“文化”三个阶段。而从“器物”到“制度”的转化，基本上是以甲午为界。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三十年来李鸿章等军功督抚以“器物”为中心办洋务的失败，从此以后，“变法”“维新”“新政”“新学”等带有制度学术意味的名词取代了形而下的“洋务”，成为改革运动的新关键词。不过，对于张之洞从事洋务和编辑洋务书过程的考察，却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梁启超的归纳是否过分简单？“器物”和“制度”是否从一开始就截然分离？

在我看来，正是张之洞及其周边学人的“清流”背景，使他们在面临西学、西政冲击时，能够保持对于制度、文化、风俗、教育等内容的高度敏感，从而实现“洋务”的内在化突破。“洋务”和“清流”在思维方式上并没有对立，他们大体都是中体西用论者，在人脉上也多有联系甚至重叠。但出自“清流”的张之洞系统，与出自军功的李鸿章及其后继者不同的是，前者衡量中西文化整体的标准，逐渐从“功利”返回到了“义理”，于是洋务自然就从器物流入了制度、文化、教育，甚至伦理。人们看到张之洞晚年逐渐从提倡新学的先驱蜕化为新、旧之间的调和者，视之为退步。其实，这正是张之洞出入于“清流”和“洋务”两个群体、两种阅历之间所获的进境。

三、群体效应

“风气”是近来思想史研究注目的一个重要概念。无论天赋秉性多么特出，思想家总要受制于他所熟悉的社会氛围、人际关系和表达方式。而新学术方向的确立，不管是有意推动，还是无心契合，往往呈现为一种群体效应。

那么，“风气”又是由谁来引导的呢？

在清初康雍乾盛世，皇权较为强势，他们主张“君师合一”，利用全国性的思想统制和文化工程，对从宋明理学到考据学的学风转移发挥了引导作用。到了嘉庆、道光、咸丰以后，政治上“内轻外重”局面的形成，文化权势也逐渐向握有实权的督抚转移。“君师合一”下移为“官师合一”，毕沅、阮元、曾国藩等以督抚的身份和资源提倡学术文教，或编辑大部丛书，或创办经古书院，或经营官书局。张之洞学人圈的成立，正是在清代封疆大吏主持风教传统的延长线上。

“学人圈”可以说是学派的雏形，却更强调外部的交往行为。学派的核心人物是学术上的开创者或代表者。“学人圈”与之不同。其核心人物担当着政治庇护者、学术赞助者、交游组织者的角色，需要有学术品味和学界人脉，但他自身，却未必具备很高的学术水准。有关“学人圈”的研究，更多强调学术思想发展的外缘。一般而言，在某派学术的成熟期，研究范式较为稳定，学术思想的发展更多取决于内在理路的延伸；而在新旧学风交替的过渡期，或一派学术萌发的“元气淋漓”时期，学术进路更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学术史上的群体效应，往往在这样的时期内展现地更为充分。

近代中国正是处在这样一个旧范式已残而新范式未立的过渡时代，学界中人对外在环境的变化越来越敏感，学人交往等外缘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大。近代学术思想史上最激烈的交锋，无不是在“群”与“群”之间展开。在此过程中，学人圈边缘人物的倾向有可能被核心人物中和。如庚子事变期间，张之洞与刘坤一等督抚主持“东南互保”，张幕下的钱恂、汪康年等则与海外“勤王”势力颇有纠缠，甚至有意鼓动张之洞离开清廷而独立，旋即被张之洞、梁鼎芬否定，付之以镇压自立会起事的果断措施。而张之洞作为群体核心人物的个人意志，也有可能受到整个学人圈氛围的制约。庚子以后，张之洞受八国联军入侵的刺激，觉得一切必须尽变西法，从皮毛学起。这种“全盘西化”的议论，遭到周边梁鼎芬、沈曾植等人抵制。最终他与刘坤一联合上奏的《变法三疏》，仍采用了较为折衷的论调。

“群”是晚清人受西方社会学启发而特别重视的一个观念。不过以往学界往往只重视思想倾向进步的“新学群体”，如学会、报社、政团、政党等，却对士大夫社会固有的交游传统不无忽视。事实上，康梁一派新学群体的发生，本身就以“清流”等士大夫群体为土壤；而如南社等革命团体，更完全继承了唱和、雅集、拍曲、评选诗文等晚明以来士大夫交游的外在形式。清末以张之洞为中心的学人交游，正是处于新旧之间。然而，由于张之洞学人圈附着于体制内部的特性和执着于名教义理的底色，这段学术史上的大事因缘，却在近代中国日益趋新求变的社会氛围中逐渐黯淡下去。在张之洞等晚清督抚身后，地方主政者甚少自负向读书社会输送学术新经验的使命，也再难聚集起足以在学术文化史上留下印记的学人群体。当年张之洞学人圈所开辟的学术转型新机运，则多半朝着与其初衷相违的方向急速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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