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总谈 传世的历代书画实物很多，情况极为复杂。有的真伪杂揉，花样繁多，离奇变幻；有的作者，时代不明，不太容易搞清楚。原因是，在旧社会，书画是作为商品来买卖的，其价格又高低悬殊，往往根据它的年代的远近和作者名声的大小来评定他们的贵贱。因此，从古代到近代，不少书人、画人和商贾，为了谋利，伪造了许多冒充古代或同代书画名家的作品；或把一些书画改头换面，改近为古，改小名家为大名家；或割裂拼配，真伪混杂，错综难分。解放以来，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使这些文物作到古为今用，历代流传的书画被大量收入到国家文物管理机构中。如果在收集入藏时，不先把这些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书画鉴别一番，随它珷玦乱玉，鱼目混珠；或者轻信前人对某些传世书画的胡乱评定，将错就错，入藏时势必名不符实，以假当真，甚至把有价值的真迹当作伪品、劣品处理，其损失和为害就无法弥补了。
我们鉴定古书画的目的，是为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历代书画作家及其作品，把书、画的各种流派排列串连，系统地掌握它们的特征，并上升到理论上来认识，使对书画真伪、是非的鉴别，总结得比较正确一些，为书画史研究、古书画陈列及出版提供方便。现在先从总的方面概括谈谈有关古书画鉴别的问题。 
蒋兆和国画 (一)辨真伪与明是非
我们常看古书画的人，都知道有的作品作者自己书有名款或钤有印章，有的(大半是元代以前的)则是没有款印的。因此，在鉴别中，对前者是辨真伪，对后者则为明是非，是有区别的(当然真伪也可以说含有是非之义)。具体一些讲：有名款印记的，要辨别名实是否相符。相符的当然就是真的，不相符的必然是伪的。无款印的书画就无法那样讲，它在流传的过程中，有的经过别人(多半是后代人)评定，认为它是某代或某人所作，这样评定，有的可信——符合客观事实的；有的则不可信——不符合事实的；因此需要我们去辨别这些评定的是或非。还有的没有被评定过的，则有待于我们去鉴别，给予评定。总起来说，全是明是非的问题。 (二)真伪与优劣
在鉴别古书画的真伪、是非时，要不要去判别其精华与糟粕，衡量它们艺术水平的高下？就鉴别工作本身来说，所要判别的首先应从艺术形式如用笔、色墨、章法(构图)等等最基本点上着手，这些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牵涉到作品内容上的精华与糟粕，和从艺术上去评价它们的好坏与高低。当然，那些高手作家的书画，其表现艺术形式的技能确乎高人一等，不易摹学得到的。但优劣、高下也是相对的、具体的，因此，从艺术作品形式优劣的角度上来断真伪必须将具体的某一书画家的作品分别定出标准，分别衡量，而不能笼统死守一种标准来衡量各家的书画作品。譬如说：对一幅第二、三流作家(以此作者一贯的技能高下的水平而定)的作品拿第一流作家的作品的艺术水平来衡量它，势必致于认为它并非真作；相反的又容易以伪当真，结果都无是处。
至于何者为优，何者为劣，表现在艺术技巧上的笔墨、结构等形式，是很难用抽象的名辞解释清楚的，只有在大量的作品中反复阅看才能逐步熟悉它，得到比较明确的认识。
另一方面，即使这样，有时也不能完全把优劣和真伪对等起来——认为优即真，劣即伪。譬如说：清王翚早、中年做了许多宋、元人伪本，那时他的绘画技巧水平已经不低，他的仿宋、元伪作，未见得在他仿画的宋、元人作品之下，如果不研究他的作品到底符合不符合那些被仿的作品形式特征，光从画得好不好——技巧高不高这一方面着眼，必然以为就是真迹。也有这种情况，本来是艺术技能较高的人，作书画时由于受到种种不利的客观条件的牵制，如纸墨工具不好，或下笔时精神疲乏，兴趣欠浓等等，作出了一些艺术水平低于平时的作品。但是，这种下降，总不致距离某人原有水平太远，大都仅是局部的瑕疵。当碰到这样的作品时，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从各方面去观察它，弄清楚它下降的原因，才能得到正确的断定，否则就很容易因其较差或很差而一概认为是伪品。当然，我们也要防止过分宽大，处处原谅，如仅有小部分较好，而大部分一无是处，便把它作为真迹，那同样是不行的。事实上，过严、过宽都是心目中没有正确的标准，没有“样板”的缘故。这样，正确地断定真伪、是非，就无从产生了。
另有一些本来不是书画“行家”的“社会知名人士”的作品，其技能水平，本来不高，甚至是很低的。还有好些画家是不大会写字的，他们的款字往往写得很差甚至极劣，那更不能从好坏(或者局部的)来评断其真伪了。
技能高下、优劣的标准，也还会有人有不同的见解，甚至有偏爱偏恶的鉴别者，如果他们只凭他们的主观标准——即个人喜欢的就是好的，不喜欢的就是坏的，以之来判别真伪，也势必不能得出正确的鉴别结论来。 
唐伯虎国画 (三)目鉴与考订
对传世书画进行鉴别，主要在于对书画实物作好“目鉴”，即凭目力，观察识别某一书画作品的真伪。要作到这一步，首先要从许多书画作品(当然只限各自有款印的作品，才有根据)中分辨出某一书画家的真迹，作反复仔细的对比研究，逐渐对某一人作品的艺术风格、形式获得明确的认识，在心中树立起“样板”，作为以后鉴别同一人的书画作品时的依据。至于无款无印的书画，如果能够找到艺术风格、形式相象而有款印的作品作为依据，也可借以引伸，断定其它相似的作品也为某人之作。否则，我们既已认识了较多的某一时代各家的有款书画，或有较为可靠的前人题鉴为某人所作的无款书画之后，把它们综合融贯起来，从而找出他们的共同特点，判明他们的时代特征，那幺，对某些无款书画，即使难断定为某人之作，起码也能判断出它们的创作时代来。
“有比较才能鉴别”，鉴别书画也不例外。但这种比较和鉴别，必须从实际出发，要在实践中去寻找那些被鉴别的东西中间的一切联系，辩明真相——是它固有的而不是我们给它强加上去的；不许有任何主观想象或凭空虚测，才能作出有凭有据的分析判断，获得比较正确的结论。当然，从实际出发有时也可以适当地引伸，以利深入阐明，但这与凭空虚测是毫无相通之处的。
“目鉴”，必需有一个先决条件，即：一人及同一时代的作品较多，有实物能作充分的对比，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否则是无能为力的。因此，有的还需用书本文献上的材料来帮助考订一番，以补“目鉴”之不足。当然，在“目鉴”的同时，如能利用文献加以考证，会更有利，也会更有说服力。但仅靠考订却不行，因为它先要靠“目鉴”来判别哪件书画是否是“依样画葫芦”的摹、临本或凭空制作的仿造本，然后再进一步加以考订，深入探索，达到比较全面的认识、理解，否则是“可怜无补费精神”的。所以考证总次于目鉴，这是无可否认的。当然主次也不是绝对的，当“目鉴”的条件实在不足时，考证有时也可以上升到主要的地位，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更进一步讲，两者也不是截然分割的，当我们在“目鉴”时有条件的话，就应考订此件写作时作家的年岁，来印证它早年、中年和晚年在书画各方面应有的变化，以期结论作得比较正确些，这就涉及到考订了。 
徐雄关国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