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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看到辛格医生遗失的这批珍贵的中国古青铜器时，就能真实地感觉到 亚瑟 M. 赛克勒美术馆（Arthur M. Sackler Gallery）的损失会有多大了。中国的青铜器向来是被国外收藏者青睐的首席重器，其凝重的器型，神秘的图腾，精美的纹饰，夸张的想象，源流的诡秘，历史的沉积，等等一切无不带给收藏者感官上的吸引、震撼、刺激和欢愉，进而倍感珍贵，这时所产生的占有与掠取的心理，不是吝惜金钱的自我意识所能抑制住的。我想，这可能大概就是致使众多中国古青铜器珍品外流的原始需求动力吧。
玉刃嵌绿松石青铜釜 商代, 公元前14世纪至前12世纪 L: 18.9 cm
马承源先生认为：1900年八国联军掠夺了大批文物，从那时起较多的欧洲人开始认识中国古器物。日本和欧洲的古玩商当时在中国大肆收罗文物，由此引起了持续数十年的盗墓之风，使古墓遭到了空前的惨烈破坏。现在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中国古代青铜器，多是在这个时期的前后，通过各种途径流散出去的。现在看来，许多民国时期的收藏大家，其实都是古玩巨贾，所收器物流失海外甚多。今日所见的许多吉金、古玉、古瓷、古陶、佛像等名录，也多是他们经手买卖的物证。日前，由湖南省博物馆以千数万美元购回的方彝之王，其离奇曲折的经历，既是典型的历史例证。
错金银铜饰东周，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 H: 4.8 cm
众所周知，中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制品，是公元3000年前甘肃马家窑文化出土的青铜小刀。但历史和艺术价值最高的青铜重器大都产生于商周两代，尤其商晚期至西周的青铜器更具青铜礼器所应表现的精髓，此时带有铭文之器，更为国之重宝。这时期的鼎、爵、觚、鬲、簋、卣、罍、尊、戈、斧、盘等青铜彝器，为“宗庙之常器”，“铭其功烈，以示子孙”。正是因为青铜礼器于社稷中的重要作用，而后才有了《左传》和《史记》中同时记载的楚庄王“问鼎中原”的历史典故。
青铜盛器方鼎西周公元前11世纪至前10世纪 H: 14.2 cm
 器小但恢宏，正突显了该鼎是持奉于庙堂之上的祭祀礼器。
中国历朝历代好古之人大为有之，也多以三代青铜古器为首选之物，尤其从清代开始其铭文已为古文字的研究重要对象，从而将商周青铜器推向了更高的收藏层次。不止是端芳、潘祖荫等大有名气的一班人所独有，官僚、学者与商贾之间，藏有青铜重器者还大有人在，入癖者对青铜古器可”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遗风，如见其人矣“。可见当时上流社会追求的风气是：几上鼎彝三代器，座中衣履六朝人，以此为雅兴矣。
有盖青铜酒器角西周公元前11世纪至前10世纪 H: 27 cm
《说文》所云”象爵者“，借爵为雀，爵与雀古字通。由此可见，此器型是大有来源的，并鲜见于馆藏品。本品型体挺拔，燕雀优美，工似天成，器型完整成套无损，更乃神品也。不难猜测，当时的中原地区，其政治文化以及工匠的造诣，应领先于世界其他文化的发源地。
 于一件酒器，我们看到了三千多年前，周王室或诸王侯们生活的高贵与奢嗜。可能也正是由于这种高层次的文化与生活需求，以及奴隶制度的严酷，才造就了辉煌的商周青铜文化。
青铜酒器爵商代，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H: 8.8 cm
据考证，商早期爵的特征是平底，二柱很短，并紧靠流折部位，兽面纹也稍为混沌，此爵完全符合如上特征，是一件商早中期的标准器。
青铜酒器卣商代，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H: 26 cm
青铜酒器觥商代，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H: 17.5 cm
青铜酒器觚商代，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H: 28.9 cm
器型端庄，纹型细腻，制范严谨熟练，尽管商代觚的存世量较大，但如此的精品还是有相当高的收藏价值。
青铜酒器尊商代至西周，公元前11世纪 H: 25.3 cm
尊为高体的大型或中型的容酒器，为宋人定名，金文中称礼器为尊彝。尊的种类和变形很多，除本品的经典型外，各类鸟兽型尊甚多，其中藏于大英博物馆的羊尊名气最大。仔细观察，此尊的鸟兽纹非常奇特新颖，颇为少见，底纹也错落有致，看似单一，但又大小不等，变化无穷。商周文化艺术的创意就是在微细之间演进、发展和突变中进行的，而这个漫长的过程可能会经历几百年乃至千年才会完成。最为遗憾的是，从周早期开始在尊彝之器上有可能铸就的青铜铭文，在此没有给出交代，如有遗漏可为是历史的不幸。
有盖青铜酒器方壶商代至西周公元前11世纪后期至前10世纪 H: 20.1 cm
甲骨文和金文都有壶字，是有盖、有耳、有圈足的象形字。《诗经》言“清酒百壶”，可见是古人盛酒之器，但也用于盛水。壶在商代已有，东周尤其盛行，汉代又名锺、钫，传至今日，尽管形态各异，名存实亡，但冠名犹在，一器一字间可感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
商周壶型多为扁圆、圆，方形较为少见，故宫曾有商晚期兽面方壶一件，无盖，视为珍品。之至战汉方形壶始多，1988年发现于山西太原春秋中期的莲盖方壶著名中外。此壶造型十分典雅优美，纹型精湛，主纹以鸟兽纹为主，底纹清晰丰满，底足是对称的蛇纹，蛇纹于西周早期就已在青铜器上发现。可以肯定，此壶独特完整的造型与华丽的纹饰，无疑可视为冠绝古今商周时期的精品。
嵌松石青铜釜商代，公元前13世纪至前12世纪 H: 17.6 cm
镶青松石的青铜器，常见于商晚期殷墟时期的王侯将军之墓（如妇好墓），多见装饰于斧、钺、茅、匕、短剑等的柄端，进而提高青铜礼器的等级。斧钺的主纹饰大多以琥相配，以显威严与杀气。
有盖青铜酒器 卣西周公元前11世纪至前10世纪 H: 24.8 cm
卣是古时盛祭祀香酒的酒器，考古发现的数量较多，主要盛行于商和西周。古时卣的造型很多，其中直筒型提梁卣，可见于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前期“直纹卣”。
青铜盛器 簋西周公元前11世纪后期 Diam: 25.7 cm
与精密的底纹相互衬托的主纹，显示的十分具有立体感，神秘的兽纹始终贯穿于商周的青铜器之中。簋是食器，西周和春秋时期的簋常有盖有珥。此簋尺寸偏大，庄严厚重，透显周王室的威仪与庄典。
在马承源的《中国青铜器》一书中可对照出，上图的主纹饰是西周早期即出现于“从簋”上的蜗身兽纹，也曾称为夔纹，是著名的西周成王时代“天王簋”的主纹饰，它流行的时间很短，西周中期的青铜器上已消声灭迹。下图的纹饰是见于商晚到西周早期的爬行龙纹，是龙或琥的侧面形象，可见于西周早期的各类龙纹簋上。由此可知，纹饰与纹型，是器物断代的重要依据，一种器物上的几种纹饰通过列举、排他、交集和对照，即可大体上确定出时期年代，此方法不仅对青铜器的断代十分重要，同样适用于古玉的鉴别与断代。
青铜盛器 簋西周公元前11世纪至前10世纪 H: 23.5 cm
簋是食器，但同也是重要的礼器。特别是西周时代，是列鼎制度的重要组合部分，即：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青铜簋初始见于商代中期，本器型的方座簋首现于西周早期，周人用方座或长珥的设计加高簋的高度，使略显矮小的食器簋更具气势与威严，从而提升了簋在礼器上与鼎并列的地位，方座簋的出现是器型紧随历史变化而演进的例证之一。
图中所示的弯角鸟纹，它们具有禽体的外形，类似鸟首龙体，是西周早期簋上的常见鸟纹。此簋主体部分的卷尾大凤鸟纹，突显了器物的华丽典雅与气度非凡。难怪人们称，西周早期到穆王、恭王时代为“凤纹时代”。
错银铜饰东周，公元前4世纪 H: 8.6 cm
目前所知，错金银技术是在春秋中期后得到发展的，这与铁工具的使用和钢的出现关系密切。在铸好的青铜器上经凿槽后，镶入金银丝片，经捶打使之入槽。形成的图案线条流畅，使青铜器点缀的极为精美。此器应创作于战国时期的南方楚国，是更大器物的托架，连体的铜兽华丽神秘。类似的器物在馆藏品中也有所见，大多出于像曾侯乙墓一样的战国时期大墓。这种带有明确时代风格的青铜器，不愧为战国时期的艺术精品。
错金银青铜镇西汉，公元前2世纪 H: 3.8 cm
“席地而坐”是对汉代古人家居生活的最佳写照，应运而生的各类材质和造型的席镇，最能反映出汉代人的生活品味。当然，在等级社会里，玉镇、铜镇或错金银铜镇，以及鎏金铜镇，都代表了使用者的社会与经济地位。不可思议但又极为现实的是，几千年来，这种高贵与低贱的人格表现，至今演化的更加强烈。
错金银青铜镇东汉，公元1世纪至2世纪 H: 5.7 cm
鎏金嵌松石青铜熊西汉至东汉，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 H: 6.6 cm
 华夏史上，熊是汉人精神世界的图腾，表现了帝王开疆扩土的胸怀。汉熊中最能表现此点的是一种造型嚣张，扩口利齿，似在咆哮的圆雕立坐熊，青铜器和玉雕中都不乏经典之例。此例的唯一遗憾是没能得到彩图。
鎏金铜镇东汉，公元1世纪至3世纪 Diam: 6.5 cm
鎏金铜饰东汉，公元1世纪至3世纪 W: 11.5 cm
 时至汉代，古人的石雕艺术、画像砖艺术和锦画艺术得到了十足的发展，栩栩如生的人物和各种动物神兽的造型，表现了汉代社会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羽人升天的意识，这些在马王堆汉墓的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董礼千乘人也”鎏金铜饰，表现的应是名叫董礼的贵族的社会地位是“千乘”之人。乘：兵马，“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意思是：大、中国家的君主之所以能统治天下讨伐诸侯，凭的是威势；威势也就是君主的肌肉力量。上述的“千乘”应当所指的是战国时期的中等诸侯国的地位，而时到东汉，“千乘”也可指商人的规模实力。而此图两仆、一车、一坛老酒、一柄权杖，乘车者何为人？时隔两千年，无以考证，猜测可能仅是个自夸的乡绅官宦而已。
这本是保罗·辛格医生藏品遗失的一份清单，仅有图片和名称规格，但出于对祖国文化尤其是青铜器的热爱，本人加以浅浮地探讨，借以开发思路和提高兴趣，望有同好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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