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一拆暴富”群体现状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中国催生了一个因拆暴富的“拆发户”群体，当前，这些人究竟都过着怎样的生活？数百万、上千万甚至过亿的拆迁巨款他们都是怎么花？

投资致富

一夜暴富、拆二代、坐拥35套房产等标签，这是陈卿在常人眼中的一面；海归、勤奋创业者、民办养老院院长等，这是陈卿少为人知的一面。这个坐拥数千平房产的年轻人，有着不同于其他拆二代的非典型梦想：努力让住进自己所办养老院的老人们老有所养！

大家庭养老院位于武汉市武昌区团结民居小区居民楼内，它于2013年7月由海归陈卿动用拆迁所得的35套房产创办而成，占地3700平方米贯通两栋楼，是目前武汉市最大的民办社区养老院。

养老院的掌舵者陈卿，21岁时赴澳洲深造5年，毕业后年薪40多万元人民币留守澳洲，后来回国发展。今年30多岁的他，为人处事低调，不爱逛夜店，不爱炫耀。不了解真相者，很难将他与坐拥35套房产的拆迁户联系起来。

留学期间，陈卿勤工俭学自力更生，有过曾经同时打十几份零工的经历，卖过报纸，送过水等等。在他看来，一夜暴富对于自己根本没有任何影响。“家里条件本来就不差，所以拆迁暴富对于我来说，就是件极其普通的事情。”

1994年，陈卿的父亲承接公路基础处理项目，赚得一笔钱。1999年和2001年，陈家在自家自留地先后盖起了一栋5层楼和一栋6层楼房。2008年 家里的5000多平米房子被拆，经过协商，开发商还建4000平米房产，另外补偿160万元。父子俩一商议，决定涉足养老产业，于是武汉最大的民办社区养 老院便应运而生。

为了装修好养老院，陈卿卖掉9套房产，先后砸进了500多万元，将两栋楼中的第三层所有房子全部腾出来打通，建成了占地3700平方米的养老院。

养老院试营业的半年里，有200张床位的养老院只入住了20位老人，这20人都是原先的老邻居、老街坊。养老院每月花费5万多元，而收老人的全部费用只有2万元左右，亏了3万多元。

去年3月开年，养老院形势大转，许多老人回家过年后免费给他做广告，带来了许多老人入住。

“说实在的，当初办养老院也是想留住邻里情。”陈卿说，拆迁常常是拆散了邻里情，许多拆迁户都搬离了这里，父亲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他当时鼓励我办养老院，就是想留住邻里街坊的老人尽孝。

“这批80后、90后‘拆发户’，会用知识与财富结合，为‘拆发户’正名，给社会带来正能量。”全国人大代表蔡继明说。

低调藏富

因征地拆迁一夜暴富之后，也有人心态淡然，仍然从事一般性的工作。

停车、倒车、装车、放下空箱，两分钟后车子再次发动，赶往下一个垃圾点。47岁的翟永忠已经在贵阳市观山湖区环卫所工作4年了，每天要像这样换20多个垃圾箱。

家住观山湖区金源社区小箐村5组的翟永忠被环卫所的同事戏称为“宝马哥”，因为他是所里唯一一个开30多万宝马车上班的环卫工人。2012年，翟永忠家的宅基地和少量土地被政府征收，一下子获得了几十万元的拆迁款和４套各百余平米的“豪宅”。

面对对突如其来的财富，翟永忠并没有迷失自己。“现在物价高得很，再说我小学毕业，也没什么文化和技能。如果不工作，坐吃山空，拆迁款很快会花完。”

每天早上5点多，天才蒙蒙亮，路上的行人和车辆也很少。观山湖区环卫工人康明秀开着自己10多万的小轿车来到金阳北路八匹马路段，下车后开始打扫卫生。

尽管拆迁补偿获得了240平米复式楼，自己坐拥数套房产，48岁的康明秀并未因此放弃干了１２年的环卫工作。

“干习惯了，闲不下来，对这份工作有感情。”康明秀说，虽然每个月只有900多元的工资，仅够补贴车用，但有事做很充实。
贵阳市观山湖区环卫所所长江国林称，环卫所现有980余名环卫工人（包括环卫车司机），其中将近400名环卫工因征地暴富。“虽然这部分工人因征地拆迁变成了百万富翁，但这些工人并没有出现‘难管理’的问题。大多数人都很实在，做事很踏实。”江国林说。

不过，低调藏富的“拆发户”中，更多是靠房租和补偿款维持生活。贵阳市观山湖区新寨村拆迁后，仅有25%的村民做司机、保安、装修等工作，70%的村民是做“包租婆”或者干脆“吃老本”。

豪赌炫富

大规模的土地征用造就了一大批“土豪”，数套还建房和高额补偿金，使拿到土地赔偿的村民身家倍增。一些“一拆致富”的农民，迷失于瞬间的资产膨胀，扔了工作、大肆挥霍继而再度返贫，有的甚至因“黄赌毒”而成为“阶下囚”。

刘大爷曾经是北京朝阳区大望京村拆迁时的千万富豪，如今却欠了一屁股债。“赌的大时一晚输赢近百万。”

特别是在一些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城中村改造中，受整体社会风气和教育水平的影响，“拆发户”的炫富和攀比心态更显突出。

郑州市中原区包括岗刘村在内的11个城中村拆迁改造，跟踪拍照的退休教师陈光挥说出许多“拆发户”的故事。

例如一个过去开垃圾车的村民，获得拆迁补偿后花60多万元参加环塔拉力赛，光报名费就10万元；一对夫妻拿了补偿款直奔香港花十几万元购物；还有的手握七八十万元去赌博，一晚上就输了一大笔。

多次参与拆迁的贵阳某区房屋征收局工作人员王娟感叹：“不少地区拆迁之后，街上的豪车如雨后春笋般一下都冒了出来，奥迪、宝马、路虎一字排开。部分‘拆发户’整天围聚在一起赌博，放在桌子上的钱都是一摞一摞的。”

2014年3月份，贵阳市公安局在阳关小区内查获一赌博窝点，当场收缴赌资38万余元，抓获23名参赌人员中许多都是当地的“拆发户”，他们赌起来一晚输赢10万元左右是常事。

逢年过节是各地赌博高发期，武汉警方此前在当地“城中村”摧毁一专业赌博团伙。这个团伙开专车将赌客拉到三面环水的湖中孤岛赌博，赌客中不少竟是周边城中村拆迁户。

自从进入政府的拆迁规划后，赌风日盛。村党支部书记陈军说，“牌打得大。一般半天能输赢两三千。到了春节，赌博公司更是明目张胆，在村里找个稍微偏僻的地方就摆上桌子，搭起简易赌场。”

事实上，左岭街只是众多“城中村”的缩影。村民因“拆”一夜“暴富”，面对突如其来的财富，一些拆迁户守不住“钱袋子”，赌博公司看中这里的“商机”，先用小利引诱，慢慢拉人入局，使其越陷越深。

“城中村”聚赌很常见，拆迁拆到哪里，赌博公司跟到哪里。一般在一个村里可以进驻两个赌场。有的空房子外表很破，里面可能就有赌场。

“连我们这种已改造完的‘城中村’都被他们‘进驻’了。赌博公司到还建小区里租了一层楼开赌场，前几天刚被警方端掉，村里5位村民现场被抓。”

“家破人亡的例子太多了。赌红了眼，一天要输上百万，没钱了，找‘放码’公司借高利贷，利息按天算，千分之五，怎么还得起？”

额头湾一位40多岁姓陈的村民，几年前因赌博输光100多万补偿款，还抵掉一套还建房。他因还不清高利贷，上街持枪抢劫，被判了七八年。剩下家中3个小孩，重病的母亲，仅靠老婆在加油站打工，生活无助。

额头湾村过去只是城市边缘的一个农业村。村民靠种地和养鱼维生，年收入不到8千元。八成以上的家庭基本无存款。2010年，城中村拆迁让村里发生巨变。每户除还建房外，还能得到50万元拆迁款，相当于一次性拿到了50年的收入。

这时村民的心态就开始变化了。50岁以上是吃过苦的一代，不少人像“千万扫街富婆”余友珍一样，保持本色，把钱看得很紧。

40岁到50岁的一群人，把钱看得松些，一有钱心就“乱”了，又没有技能，部分人就沾染赌博习气。20岁到30岁的人群更为挥霍，也不找工作，有的嫌工资低还把工作辞了，天天呼朋号友、吃喝玩乐。

从在温饱线上挣扎到手握巨额财富，从老实巴交的农民到持现金挥霍的赌场豪客，部分拆迁户心理失衡、行为失当，在有关专家和业内人士看来，除了归结到人性的贪婪，更多的还在于教育的缺失与现代理财观念的普及度不够。

城中村改造让村民变市民。但现实是，农民缺少技能，文化素质较低。60岁以上的村民基本上是文盲，年轻人多是高中文凭，工作技能低，只能找到环卫工人、保安、餐馆服务员等职业，他们至少得二代、三代才能融入城市。

虽然大多数村民只在从事千元左右的工作，却普遍买了20万左右的中级车。离城区更近的东风村、长丰村到处不时看到奔驰、宝马等豪华车。

不少村民拿到钱就是暴发户心态，钱花得莫名其妙。一个姓韩的村民过穷日子两口子感情很好，一拆迁就离婚了。男方租房再婚，竟花15万元把租房豪装一遍，不工作坐吃山空。

拆迁户这一社会群体在暴富后出现“高原反应”，因缺乏教育和引导，精神生活匮乏，“手握财富就懵了”。现在出现了返贫苗头，应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子女争夺继承权
　　
动辄数套安置房、几百万元补偿金，在大城市的拆迁中，这几乎成了“拆发户”的“标配”。但暴富，带来的不全是幸福。郑州市中原区罗庄村拆迁，一户人家分了30套房，老两口将28套都给了子女，可就这样，子女们还为老人名下两套房产的继承权“打”了起来。

吸毒抢劫“寻刺激”

从各地禁毒机关发布的信息来看，近年来新增吸毒人群中，“拆发户”占了不小比例。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南岭社区党委书记张育彪直言，拆迁富了一批人，帮了一批人，也害了一批人。

2014年2月，北京一位26岁的刘某在领了400多万元拆迁款外加一套住房后，竟然开车抢劫，仅仅因为暴富后感到空虚和抑郁，想“寻求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