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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一项具有核心意义的基础性任务，其关键在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目前，农民增加农业生产投入的能力十分有限，为此，要根据全会的精神，在发展为农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时，给予政策性的扶持 我从近年来研究服务经济的角度，研读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得出一个结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这不仅是三次产业演进规律的具体体现，而且已经被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国家的生动实践所证明。 三次产业演进规律告诉我们，高阶产业的发展总是在提高低阶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第一次大规模提高，主要归功于制造业发展带来的机械化；第二次大规模提高，就与生产性服务投入的不断增加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现代产业体系的框架中，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投入的增加，成了农业、制造业等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条件。 按照规模经营的程度，世界范围内的农业可以划分为大规模农业和小规模农业，前者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农业，后者的典型代表是东亚国家的农业，中国的农业亦属于小规模农业。尽管规模经营的水平有很大差异，但在向现代农业发展的过程中，这两类农业都加大了生产性服务的投入。当然，大规模农业中生产性服务的投入更高，例如，美国有4000多个飞机场，其中相当一部分并不做客运业务，主要从事物流服务，以及提供播种、施肥、洒农药等农业服务。但在小规模农业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生产性服务的投入同样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如日本为了适应小规模农业条件下农户分散经营的特点，建立了高效的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流通服务体系，成为现代农业的重要支撑。 多种途径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 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任务中，“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一项具有核心意义的基础性任务。完成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关键在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综观中国农业的现状，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途径是： 第一，稳步推进城市化，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进而继续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这次全会紧紧围绕农村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对农村制度建设作出的多项具体部署，都与此有关。 第二，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使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同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拓展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可能的空间。 第三，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全会明确提出的加快农村和农业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中国农村金融产业和金融市场发育不足，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以及农民收入的增长。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就是为农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其中，农业科技的研发和推广，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物流与流通，以及为农村和农业服务的基础设施，是这一服务体系的主要内容。 可以认为，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继续转移，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生产性服务投入增加的前提下，农业劳动生产率能够持续提高，现代农业的形成和发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就有了现实的基础。 政策扶持服务农业的生产性服务业 毋庸讳言，加大生产性服务的投入，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在提高农业的生产成本。一般来说，生产性服务投入增加的成本会小于增加的收益。但在目前的阶段，就总体而言，农民增加农业生产投入的能力十分有限。为此，我们就要根据全会的精神，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在发展为农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时，给予政策性的扶持。例如，对于那些新农村建设中具有公益性的项目，以及落后地区的农户小额信贷，财政和政策性金融都要给予补贴或贴息。又如，在生产组织极为分散的广大农村，为农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发展初期，肯定会遇到规模偏小、难以为继的困难，政府也要通过各种方式给予帮助。这种帮助是“造血”意义上的帮助，只要方法得当，就会产生积极的效果。在国家经济实力逐步强大的今天，我们完全能够为农业、农村和农民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其中就包括发展为农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 近几年，各地都在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主体，就是生产性服务业。遗憾的是，我们似乎只把生产性服务业视作为制造业提供中间服务的产业部门，而忽视了农业同样也需要生产性服务业。当然，这里有目前农业还比较落后、购买生产性服务还比较少的问题，但正如全会指出的，“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发展服务农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可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中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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