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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春秋卫国衰弱的原因

2015-03-04  文化龙乡

 

卫国是西周初年康叔的封国。在各个受封的诸侯国中,卫国有受封时间早,受封疆域大的特点。整个西周时期,卫国都是相当强盛的,卫为“诸侯之长”,保持了长时间的方伯地位,显赫一时。但入春秋后,却日渐衰落,成为各大国交相侵伐的对象,最终灭国绝祀。历史给卫国带来的巨大反差令人不能不深思。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地分析和研究卫国的历史和当时的列国形势,便不难发现卫国由盛转衰的各种原因。它的衰弱和灭亡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一 保守、因循旧制

春秋时期,卫国在政治上比较保守,因循旧制,没有顺应时代的潮流进行改革。

卫国被封时,周公曾要求康叔“启以商政,疆以周索”,使用商朝的统治制度。当时周王朝刚刚建立,没有统治经验,而借鉴商代的统治经验,对于初建立的卫国是有利的。但是,入春秋后,王室衰微,过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自诸侯出”,列国逐渐摆脱了周王室的控制,政治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诸侯国纷纷打破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贵族世官制度,先后建立起以新兴地主阶级为代表的新的统治秩序。如鲁国的“三分公室”和“四分公室”、田氏代齐、三家分晋等,都是春秋时期新旧势力斗争而最终新势力战胜旧势力的典型事件。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为封建制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春秋时期,卫国在政治体制上一直因循旧制,没有改革,弊端严重。国君大多任用卿族执政,如孙氏、宁氏,是卫国重要的卿族,在卫国历史上主政时间比较长,对卫国的各个方面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们可以代卫君聘问、盟会、出征、对外修好,这一系列的活动,使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把持朝政,玩弄权术,阴谋叛乱。甚至不把国君放在眼里,连国君的废立都要由他们决定。如孙、宁合作赶走卫献公,立公孙剽,二人担任相职。孙氏在强国的支持下,竟敢要求国君给其土地,“讨卫,强戚田。取卫西鄙懿氏六十以与孙氏。”[2]宁氏专权,更换国君就像下棋一样随便。以臣为君,不可一世。

西周以来,各国普遍实行井田制和爰田制,这对当时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到后来,由于“民犯上力役,解(懈)于公田”[3],使统治阶级的收入锐减,财政发生很大困难。这种情况到春秋时期越来越严重。因此,春秋时期的各个大诸侯国,为了扩充经济实力及称霸需要,都陆续进行了经济方面的改革。比如齐国,齐桓公为富国强兵,政府对全国的土地和人口进行清查,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对之征收赋税。还推行“相地而衰征”“案田而税”[4]的措施,在广大农村对土地进行普查,根据占有土地的多少和好坏,规定应缴纳的贡赋多少和种类。此外,为增加军赋,对于犯罪的人,根据情节的轻重规定不同数量的处罚,罚交兵器和铜铁,用来铸兵器或农具。这样,齐国有了充足的武器装备,增强了军事实力。同时金属农具的增加,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保证。齐国的改革,使农、工、商各业都得到发展,实力大增。齐桓公得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5]。再如晋国,早在晋惠公被秦俘虏时,晋国大臣就曾矫称君命,把田地赏给国人,“作爰田”[6],废除了土地分配制度。接着又“作州兵”[7],扩大了兵源。为晋文公时期的经济改革作好了准备,奠定了晋国强盛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晋文公采取“弃责(债)薄敛”“旧田半税”[8]的新制,轻徭薄赋,奖励农桑;节省开支,振困救乏;开通贸易,便利商旅。这一系列措施的推行使晋国政平民富、财用充足,迅速强大。楚、秦等国也顺应潮流,为称霸作了一系列调整和改革。

与上述国家相比,卫国没有顺应时代的需要进行改革,还一再地挑动战争,破坏社会经济发展的环境。卫国位于东西南北的交叉口处,交通便利,接受信息快,对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和新信息能最先感受到。在这样的情况下,卫国本可以成为春秋时期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带头人。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由于统治者缺乏改革意识,致使社会经济缺少活力,生产得不到发展。特别是农、工、商各业结构不合理,本末倒置,未能协调发展。这就导致卫国经济基础薄弱,没有足够的物力和财力去扩充军备,增加军事实力。军事力量薄弱,面对别国的进攻只能被动挨打。

二   国君昏庸 内乱频频

春秋时期,卫国统治者生活上奢侈腐化,暴虐无道,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争权夺利,导致内乱频繁,国家长期处于动荡之中。

卫庄公时,就因为外退贤者,内溺嬖孽,而导致州吁之乱。卫宣公淫昏无道,史册罕闻,又宠爱嬖妾,听信谗言,杀嫡立庶,废贤立谄。卫惠公时,左、右公子作乱,惠公被迫逃亡,为了入国,他连五国之兵伐本国。卫懿公奢侈浪费,荒唐无度,让自己喜爱的鹤乘大夫才能乘坐的轩车,以致当狄人侵伐时,卫人都不愿随其作战,让懿公带鹤御敌。卫献公暴虐更甚,连大臣都无法忍受,孙林父曾对蘧伯玉说:“君之暴虐,子所知也。”[9]师曠对献公被逐说:“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10]卫灵公是靠废嫡立庶得到的君位,地位本不稳固,但仍不思进取,昏庸淫乱。灵公后,卫出公、卫庄公又父子争国。卫庄公更为荒唐,《左传·哀公十七年》载:“(庄)公自城上见己氏之妻发美,使髡之,以为吕姜髢”。荒谬之至,所以当他外逃时被己氏所杀。卫悼公阴谋篡国,攻出公之子而自立。卫国统治者昏庸暴虐,权利争夺激烈由此可见。

卫国统治者又刚愎自用,漠视人才。卫庄公时有大臣石碏,史书称其为:“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如此贤臣,卫庄公不用,任其告老还乡。寒士宁戚在卫国不受重用,去了齐国,齐桓公任为“大田”,管理农业,为齐国的霸业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清丘之盟后,晋讨卫,卫侯为自己开脱而把贤大夫孔达送到晋国任其处罚。反而是晋国认为孔达是良才对之赦免。别国都替卫国爱惜良才,卫的国君却对他们漠然视之,最后仍是“卫杀其大夫孔达”[11]。蘧伯玉,被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为春秋十五圣贤之一,与孔子同列,但在卫国历史上却未被重用,只能像《论语》中孔子所说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12]归隐了之。 
三 外交失误,大国侵夺

一部春秋史可以说是一部强兼弱、大灭小的战争史。“春秋列侯,始而星罗棋布,继而强兼弱削”,[13]“终春秋之世,而国之灭为县邑者,强半天下,而诸国卒以强盛。”[14]这就是说,战争使许多弱小诸侯国变成了大国的县邑。齐、晋、秦、楚等春秋大国,西周时都不是很大的国家,“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15]子产曾说:“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16]可见,春秋时的霸主国无不是在大量灭亡小国,扩充版图,增强实力的基础上才取得霸主之位的。如果从发展基础看,卫国并不比这些国家差,在某些方面卫国还要更强一些。作为东方的方伯,卫国本身就拥有对其周边小国家的统治权。另外,卫国在西周时期拥有强大的国家实力,如能在春秋初年认清形势,趁机攻伐灭亡周边小国,扩充版图,增强国力,那么它首先称霸中原也不无可能。可是,卫国未能抓住这个大好机会。

随着时代的发展,春秋时期的外交已由西周时的遣使聘问为主,逐渐转化为结盟征伐为主。各诸侯国为在战争中取胜,都在积极寻找盟邦。外交政策正确与否,有可能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存亡。而春秋初年的卫国在外交上却连连失误。

公元前719年,州吁弑卫桓公自立,由于不得国人认可,为转移国人的注意力,州吁决定发动对外战争,于公元前722年攻打实力远胜于己的郑国,结果遭受沉重打击。随后卫国企图依靠齐国,却遭到齐国的进攻。晋是卫的西邻,是继齐之后的中原强国。但卫文公对流亡过卫的晋公子重耳(即后来晋文公)无礼,这次外交失误,给卫带来了严重的后患。晋楚爆发城濮之战时,卫作为中原国家,竟舍近求远,联楚抗晋,这是其外交政策的又一次重大失误。结果楚国战败,卫国被晋国报复,损失了不少土地。鲁国原是卫国的友国,卫却帮郑攻鲁。卫连陈抗郑,陈却与郑结盟。这一系列外交上的失利给卫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土地急剧减少,国力削弱,西周时期的风光只能成了美好回忆。

据《春秋经》记载,整个春秋时期(共242年),列国之间的战争483次,朝聘盟会450次。这些军事行动和朝聘盟会大都具有侵伐和掠夺性质。如晋国规定各附属国:“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有协而盟”[17],借此从小国那里掠取财物。小国通过“聘而献物”的办法希望免受大国的欺凌,在大国之间总是“唯强是从”[18],“朝贡不乏,玩好时至”[19]。如《左传·昭公十三年》:“次于卫地,叔鲋求货于卫,淫蒭荛者。卫人使屠伯馈叔向羹与一箧锦,曰:‘诸侯事晋,未敢携贰;况卫在君之宇下,而敢有异志?’”委曲求全由此可见。此外,小国人民还要为大国统治者服兵役和劳役。小国对大国是“无岁不聘,无役不从”,战战兢兢,不敢“忘职”;当面临大国争霸时,还得左右讨好,得罪了任何一方,都不会有好果子吃。卫国便是这种情况。从《春秋经》上看,春秋时期,即使不是针对卫国开展的盟、会,卫国也都要参加,对大国的朝、聘更是不敢少。不管晋国还是楚国(也有其他大国)发动的战争,卫国都得追随,如果晋楚作战,卫国只好硬着头皮选择一方。如《左传·成公十年》载:“卫子叔黑背侵郑,晋命也。”《左传·成公十六年》:“卫侯伐郑,至于鸣雁,为晋固也。”晋要伐郑,让卫先出兵,卫只好领命。即便如此,晋国仍不断蚕食卫国。《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晋侯使魏舒、宛没逆卫侯,将使卫与之夷仪。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子作为晋国的一个大夫,竟敢要卫国给其土地,卫国的处境可见一般。除了这些,人口也是大国争夺的对象,《左传·定公十三年》:“晋赵鞅谓邯郸午曰:‘归我卫贡五百家,吾舍诸晋阳’。”直接向卫国索要劳动力。

   四 地理形势的不利影响

卫国的地理形势对其发展非常不利。卫与齐、晋、楚、秦等大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一客观因素的不同带来了各自不同的发展条件,对各自的内政外交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给国家的发展带来了不同的结果。

齐国地处山东半岛中部。山东半岛三面环山,一面又以泰山等山地与中原隔开,几乎是半封闭状态。在齐国周围是杂处的和未开化的东夷少数民族部落或国家,它们与齐国相比,无论在军事力量还是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都要落后许多。这客观上为齐国的扩张提供了便利。

晋国初受封时,中心地在太原一带,国土面积不算大,但与其四围邻国比起来,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比较先进。北方是未曾开化的群狄,其他邻邦要么是些小国,要么是落后的少数民族部落,都不是晋国的对手。晋国很容易发展力量、扩张领土。况且平王东迁时,晋有功于王室,晋向四周发展,有时还能得到周王室的直接帮助和支持。可以说,晋具有得天独厚的扩张发展条件。

楚国的先祖在商末受周人逼迫由黄河流域南徙到江汉之间,杂处于蛮夷之中。而夏商时代,中国文明的中心是在黄河流域,其他地区则相对落后。西周时期,楚国以先进的经济、文化不断渗透和影响着周围的小国,同时也不断地吸取当地土著文化的养分,实力不断壮大。春秋时期,楚国已是江汉流域最强大的国家,不断对周边的弱小国家发起进攻,扩张实力。楚远在江汉流域,地险路遥,中原诸国只能坐视其发展壮大而无能为力,地理环境的优越给楚国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处于西边的秦国也是如此。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地理位置等因素,齐、晋、楚、秦等国的扩张很少遇到阻力。

而卫国的情况与之恰恰相反。卫国地处中原的中心地区,介于鲁、齐、晋、郑、宋诸国之间,这样的地理位置不利于卫国向外发展和扩张。因为这些国家经济文化都比较先进,文明程度较高,要攻伐他们,实力必须特别强,况且还容易遭到其他国家的干涉。

同时,因为卫国是交通要塞,具有极强的战略意义,大国控制了此地,便能对其霸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所以,四周大国强盛后,都竞相争夺卫国。如晋向东发展,就要征服卫国。楚国要向北发展,同样对卫国虎视眈眈。城濮之战就是晋楚两国为争夺卫国发动的战争。这样,处在大国包围之中的卫国很难有发展的机会。且卫之领土畸零,与周围诸国犬牙交错。春秋时,南阳[20]为卫之西境,与晋接壤,莘(今山东省莘县北)为卫之东界与齐为邻。东北边邑与齐、晋、鲁接壤。南楚丘(今河南省滑县东)为卫之南部边邑,与曹、宋毗邻。春秋初年霸业大兴,诸侯相互兼并,这样的地形,又无天险屏障,易攻难守。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曰:“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霸主。”霸主国的称霸与其地理因素有很大关系。相对而言,卫国的地理条件对其发展固守相当不利。中原的其它中小国家都面临着类似的情况,其结果是“春秋列国,则齐、晋、秦、楚分建四隅,迭相争长,号为大国,鲁、卫、宋、郑介乎其间,时受扼制,而吴越抗衡江表又后起之劲者也。其强弱之势常以地利形势为之。”[21],正说明地理环境对不同国家带来了不同影响。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样的地理形势对卫国的战略发展极其不利。与西周时期不同,这样的地理环境对卫国的经济发展也相当不利。

古代中国,农业是社会经济的主要生产部门。当时,农业生产工具不发达,生产技术落后,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否,大部分取决于自然条件的优越与否。卫国地处黄河中下游,自然条件具有以下特点:气候适宜、雨量充沛,土地湿润肥沃,是发展农业的优越地带。卫国又地处十字路口,交通便利,对其商业的发展十分有利。按理说,这样的条件对卫国经济的发展有利,西周时期卫国的经济基于此得以发展提高。但是,春秋时期由于大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卫国的这一优势又成为制约其发展的因素。春秋时期的卫国在各个大国的欺凌压榨下,国土面积日益缩小。土狭地窄,物质资源就缺乏,严重影响和阻碍了卫国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卫国从西周时期的诸侯之长到春秋时期的看人脸色,卫国在不断衰落中体验到了国际冷暖,其中原因令人深思。面对急剧变化的中原政治形势,其统治者还沉浸在奢侈腐化、争权夺利中,没有象其他强国一样及时进行改革,而是一味地因循旧制。同时,外交策略的一再失误,遭受了其他国家的严厉报复,使得国土日削。再者,因为地处交通要道,如果不能成为强者,就只好任人宰割。在沦为小国之后,虽有卫文公的励精图治,但在群狼环伺下,已失去了称霸一方的可能,终春秋之世,再也未能复兴,而是一步步走向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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