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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名士：不独君子蘧伯玉
蘧伯玉，名瑗，春秋末卫国大夫。相传他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为人勤于改过，能进能退，与时代不抵触。吴公子季札去卫观光，赞许他为“君子”。孔子也佩服他力求寡过，过卫时曾寄住他家。
据西汉·孔安国《孔子家语·困誓》载：卫灵公的时候，蘧伯玉有才，灵公不任用，弥子瑕无德，灵公反而用之。史鱼多次进谏，要求启用蘧伯玉，罢免弥子瑕，但灵公就是不采纳他的建议。史鱼将这件事当成了一块心病，认为没有完成就是自己不称职。因此，生病将死的时候，他给儿子留下遗命：“我在卫国做朝官，没有能进蘧伯玉，退弥子瑕，这是我做臣子的没有扶正君王啊！生前不能正君，死后就不能成礼。所以，我死后，你将我的尸体陈放在窗下，不要出殡，我要用我的尸体来劝谏君王。”他儿子按照他的吩咐做了。灵公来吊唁史鱼时，见到他的尸体陈放于窗下，觉得非常奇怪，就问原因。他儿子如实说了，灵公惊愕得容颜失色，说：“这是我的过错啊！”于是，命令以上礼殡之。回到皇宫后，灵公马上采纳了史鱼的谏言，任用了蘧伯玉，疏远了弥子瑕。
孔子听说这件事之后，感慨道：“古之烈谏之者，死者已矣，未有若史鱼死而尸谏，忠感其君也，不可谓直乎？”
蘧伯玉也以正直著称，但他的性格与做法都与史鱼不一样。用
《韩诗外传》的说法，他是“直己而“不直人”，内直而外宽，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所以，政治清明就做官，政治黑暗就赋闲，能
屈能伸，通权达变。在孔子看来，两人都是贤臣，但蘧伯玉更合于“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君子之道，所以感叹为“君子哉蘧伯玉！”
由此也可见儒学主张通权达变的一面，并不完全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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