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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楷书阶段之后，汉字简化的趋势仍然没有终止，但没有出现新的书体。再者，要区别整个趋势和个案。就个别印章文字而言，最初的简化在汉印中就有，如“门浅”“家印”等印，整体上侧重印面布局约需要，文字之简使得印面陡然生色，产生特殊变化，生成特别韵味。在明清流派印当中，也有一些文字简化的印例。如董洵的“瀚印”中“瀚”字，如果“三点水”采用“ 真正在“简”字入印方面上系统而成功的尝试，且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推黄士陵，主要有五个方面的思路: 一是对篆书文字进行改造，一定程度上保留篆书形体而更加简洁。如“尘”字的处理，其篆书中有三个“鹿”，只保留一个。 二是当某字的篆书形体有多重选择时，考虑印面要求，尽量选择“简”。如“斋”字篆体的处理，因印而化。 三是引入篆书以外的其他书体，充分加以印化，韵味丝毫不减，反而更加别致。如“荃孙”“千禾学篆”，隶篆混用，却十分协调。 四是偏旁部首加以有规律的简化，如“单人旁”的“ 五是从金文到汉金文的简化中发现一些规律，加以推广，对后人影响极大。 后世很多印人用“简字”刻印或者简洁的美学思想，都是受到了黄的启发。 黄士陵平生留下了很多带有“简意”的印章，各臻其妙。如前所述，简洁非简单，反而更有韵味，将细枝末叶和繁文缛节省略后看到本来面目。相比之下，当下的印章琐碎的小动作、小伎俩、小情调太多了，因为各种功利思想而附加太多累赘，适得其反。“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简”是齐白石所崇尚的审美倾向，笔画加以简省或直接使用简字，甚至是俗字和僻字。齐白石的篆书是篆、隶、楷、行相杂的“六分半书”。比如“父”字的处理早在汉印中已经出现过，明甘肠《集古印正》有收集，但很多人忽视了，唯独齐白石留心了，移植到自己的印面中，成了亮点。因为用的时机巧妙，更见韵味。再如“白石吟屋”中“屋”字、“冰清玉洁”中“洁”字、“天思老人”中“思”字、“丽轩”中“丽”字的处理，使得印面更加妥帖，不拘一格。就齐氏而言，单刀也会呈现出简约之趣，字形中笔画尽量少，章法布局大疏大密、对比强烈，呈现出分外简洁的构成意味。
邓散木在上世纪50年代曾有一些简字入印的尝试。他的印章之所以没有和《新印谱》的印例并陈，因为艺术性较之其中诸人更强，更具有探索的价值和意义，印面形式更美，可谓技高一筹。主要的方法是字形或偏旁部首的简化、草写，或者直接采用简化字入印，而且把这些简化字经营得和篆书效果相差无几，让人觉察不到生硬感，如“祁杰”的“杰”、“自力更生”的“更”字，妙手布局，点石成金。 余任天用“简”着重是入印文字的选取，完全采用隶楷书，间或穿插一些行草书。这类印章非常难经营，因为文字的安排常常出现冲突，比如钩画增多、零碎而不粘连的笔画出现，如何协调是首要考虑的问题。因为手段巧妙，有些印章韵味别致，如“任天书屋”借用界格，避免字形相互之间的冲突，团成一气，“屋”字采用行草书，堪称点睛之笔。“台州宁海人”属于余氏代表作，无论是布局还是刀法几乎无懈可击，“州”字三笔画斜置，使得字形险象环生，而“人”字的捺画长舒，托住“州”字，左右呼应，“州”字和“海”字的横画相粘连，真正起到稳定字形的作用。 陈子奋、潘主兰、罗叔子等人常多佳构，印面格调简洁舒朗，都皆受黄士陵的影响。如陈子奋的“山阴北谷”“砚知己”，既明快又跌宕，印面极富层次感。潘主兰“自己文章”和“茅盾”印章的处理，巧妙地将隶书和楷书结合起来，笔画长短任意，回味无穷。 钱瘦铁所刻“别梦依稀咒逝川”有篆隶书的巧妙组合，“依”“咒”“逝”字为隶书，“稀”字篆隶相参，这种篆隶相合而偏于隶的巧妙处理在汉碑中多见，如《西峡颂》《尹宙碑》《孔宙碑》等。有鉴于此，刻印不仅写汉篆，也要写汉隶，多临古碑，搜集字形，做一些“集字”的尝试，看起来是基础工作，但是当这种资源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质的变化，促使个人印风突变，并持续走向统一。 简化字入印关键在于字简、笔简而意不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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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整个印面会变得淤塞。“简”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审美追求，最典型的是“浙派”印人，尝试以隶书来改造篆书，笔画加以简省，保留了篆书的形体框架，最重要的是符合“六书”。就好比草书相对楷书来说是一种简化，但草书所呈现的符号已经约定俗成，过于随意会造成错讹，不被认可。“浙派”的简化在当时具有极大的创新价值，所简化的字形是适合、适宜简化的。说到本质，技法处理恰到好处才能风靡一时。
”、“走之底”的“
”、“草字头”的“
”等，有些是古印中很偶然出现的，但却被加以普遍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