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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书画报》 文章作者：薛元明
齐白石虽然面对“西学东渐”的潮流，但他内心从没有焦虑感，因为他身处乡村，远离社会变革的前沿。他的思想仍然维持着前辈那种思考问题的观念，他的书印仍然维系了古典传统。如果说吴昌硕在篆法上属于“旧瓶装新酒”，齐白石则是“打破重组”，成了“六分半书”。他对篆书的解构遭到垢病和非议，较之吴昌硕结体的左右错落更加不可思议。然而不能不说，印人在创新之时往往殚精竭虑，为了独具一格不惜铤而走险，置之死地而后生。之所以风貌独特，是因为所选择的取法对象在传统系列中属于“过渡期”一类。如果说齐白石之前的大师各有所据、占得先机，齐则将个人眼光停留在汉篆方面，涵盖《祀三山公碑》《天发神谶碑》《裴岑纪功碑》，以及秦权、汉碑额之类，基本上属于“非主流”的取法对象。在齐白石之前很难找到成功的范例，但在白石老人之后重视这几块碑的人多了，却鲜有真正的创造者。这不能不令人思考。 齐白石的书法和篆刻注重的是痛快，“世间事贵痛快，何况篆刻”。这就有两方面的结果:一是痛快了而出现经典，一是痛快了而抛筋露骨的粗疏。精品和劣作反差极大，精品高不可攀，劣作难以想象，极为悬殊。但有一点不可忽视，别看齐白石篆刻横竖各几刀，与书法却极为统一，用笔凝重深厚，如“折钗股”“锥画沙”，极具震撼力和表现力。行刀直截了当，刀法痛快淋漓。结体颇见奇险，匠心独运。印面带有构成意味，将繁文缛节去除，走向“简意”的处理，故而章法大疏大密、收放有致，与绘画有一些相通之处。布白虚实最微妙，也最难体会。与吴昌硕一样，齐白石在篆刻本体方面具有创造性，不可归为简单的画家因素的影响。 徐生翁书画印兼善，印作却较少，仅见姓名印之类，书印可谓珠联璧合，呈现出生拙趣味，凸显了个人的审美意识。徐印章虽不多，却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篆书之外的书体入印也能和个人书风统一起来。在分类时未将徐氏归为前面的画家一类，因为其印主要受书法影响，而不是绘画。
此处所选印例虽然内容皆为“生翁”二字，但变化极多，大巧若拙，拙朴至美，冷艳孤绝，不同凡响。一般说来，美是人的一种愉悦反应。暖色调产生热烈之情，冷色调产生凄凉之情，但是冷色作为特殊的美色，却同样可以使人产生愉悦。就好比林黛玉为人冰冷，言语刻薄，不讨人喜欢，却被冠以“冷美人”之誉。徐生翁的印风透露出“冷艳之美”，不可靠近、不可捉摸，却因此令人印象更力深刻。 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气象、一代有一代之印风，黄士陵的篆刻已经体现出某种“现代意识”，齐白石的印章有了“构成”的意味。当然，他们本人绝不会认同，也无法感觉，因为一切都是时代的潜移默化，另一方面是他们的根基仍然是古典的。此外还有两人具有代表性，一是邓散木，一是来楚生。邓用篆书，字体选用很多，呈现出自由化发展趋势；来则用隶书和简书刻印，尤其侧重于简书，有时直接将简书拿来，有时则是蕴含了简书的意趣。 来楚生的篆书受到赵之谦、吴让之和吴昌硕的影响，但窃以为就创造性而言，他的篆书比不上其隶书方面的成就。来楚生将隶书和简书融为-体，保留隶书的间架，仍然是极为严谨的，笔画尤其是波笔带有简书的特征，做到端庄古朴和自由奔放完美结合。 来楚生的很多印章所看到的是篆书，却呈现出简书意味。将篆书的繁琐缠绕去除，尤其是字形很扁，错落有致，别开生面，笔画方中见圆，体式较扁。刀法极具创造，先冲后切，锋芒毕露，老辣苍茫。行刀中时常注重同向并刀加以残破，营造局部对比.吸收古玺章法，巧妙化合，综合多元，兼收并蓄，以绝对的个人原创成为20世纪最后一位篆刻大师。 来楚生和齐白石、徐生翁一样，也是书画印兼善。差别在于，齐白石拥有简化意识。看似简单却无法模仿；徐生翁个人生活是绝对封闭的，完全走向自己的内心，不可模仿。来楚生相对来说更具示范性，能够加以规模取法。当然有难度，而且难度会很大，因为有高度。来楚生虽然身处的生活环境不顺心，却在书印中找到自我，尤其是其印章最具创造性，可与吴昌硕雁行。肖形印更是独步千古，印林一绝，书画印融会贯通的优势呈现出来。虽然很多人都有这种优势，但各自侧重，有很大差别，可遇而不可求。说白了，来楚生的创造仍然继承了传统经典，包括对古玺的精研、对邓石如篆隶相参的感悟，以及汉篆、汉隶、汉印融合的尝试，因为新资源的发掘，又增加了汉简。在这当中，篆隶相参成为印人成功的一个重要手段，印人不仅要写篆而精于篆书，也要写隶而精于隶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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