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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是怎么扼杀出版革命的

2015-03-08  mtjs



Posted on   |  by  郭建龙


随着朝鲜等国家对互联网控制的加强,人们已经看到了一个不开放社会如何在传媒革命面前从不知所措,到扼杀,最后达于控制的全过程。

然而,统治者对于信息技术和信息革命的恐慌,并不是从今天才有的,实际上,在任何时代,当传媒、出版业有了大发展之时,都是统治者紧绷神经,妄图加以控制的时候。

乐观的人会认为,由于知识就是力量,最终技术革命必然掀翻保守的统治者,宣告革命的胜利,然而从历史上,我们却得不出这样乐观的结论。实际上,统治者对传媒的控制的确会土崩瓦解,不过在瓦解之前,控制会把整个社会变得羸弱不堪,成为文明的失败者,被世界上其他国家超过、击败,只有这时,统治者才会被推翻,把社会做了陪葬品。

在我国的宋代时期,就发生了一次出版革命,但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与朝鲜等国家今天的作为毫无二致。宋代的政策延续到明清,出版物不仅没有起到解放思想的作用,反而被弄权者娴熟地玩弄于鼓掌之间,成了思想奴役的好工具。

这次革命或许给我们对于当前预判,提供了某种参考价值。

欧阳修请求禁书

由于最近研究宋代的财政,翻到了欧阳修写给皇帝的一份建议。这个建议写于宋仁宗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名字叫《论雕印文字劄子》,内容如下[1]:

臣伏见朝廷累有指挥禁止雕印文字,非不严切,而近日雕板尤多,盖为不曾条约书铺贩卖之人。

臣窃见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为《宋文》者,多是当今议论时政之言。其篇首是富弼往年《让官表》,其间陈北虏事宜甚多,详其语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体,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

乃更有其余文字,非后学所须,或不足为人师法者,并在编集,有误学徒。

臣今欲乞明降指挥下开封府,访求板本焚毁,及止绝书铺,今后如有不经官司详定,妄行雕印文集,并不得货卖。许书铺及诸色人陈告,支与赏钱贰百贯文,以犯事人家财充。其雕板及货卖之人并行严断,所贵可以止绝者。今取进止。

这段话的大意是:最近首都开封(汴京)出现了一本书,名叫《宋文》。这本书开头第一篇文章是新任宰相(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富弼写的,名叫《让官表》。

主要是由于这篇文章的原因,欧阳修认为这本书应该禁止,他建议政府到印刷厂将书的雕板烧掉,并严格执法。以后,如果再有私自不经政府核准就印书卖书的,都要狠狠地打击,严厉地惩罚,鼓励告发,给予奖励。

欧阳修本人就是一位有名的文学家,宋六家之首。他本人的大名就得益于宋代的印刷革命,使得文章广泛传播。那么,为什么富弼的文章会引起他的重视,不惜焚书呢?这就要从当时的历史谈起。

在欧阳修写这封信的17年前,公元1038年(宋仁宗宝元元年),西夏的统治者李元昊自称皇帝,并要求宋朝承认他的地位。宋仁宗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要求,双方立刻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

在冲突中,李元昊几乎一年一次大捷,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共屠戮了几万人。宋代的官兵却表现得极端无能,连吃败仗,最后,不得不在公元1044年(庆历四年),与西夏签订合约,每年送给西夏岁赐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

就在宋朝与西夏发生战争的同时,原本与宋朝维持和平的辽也趁火打劫,要求增加岁币。四十年前,宋已经与辽签订澶渊之盟,每年向辽岁贡银10万两,绢20万匹。到这时,辽威胁宋朝在战争、割地和增贡之间做出选择。

由于有了纠纷,宋朝需要派一个使者,去辽国谈判,改定条约。

对于宋朝的官员来说,出使辽国是非常有风险的,没有人能预期辽国的胃口有多大,就算能活着回来,也会因为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落得一身骂名。此时是宰相吕夷简掌权,他与富弼不和,就趁这个机会推荐富弼去送死。

谁知,富弼不仅没有死,反而不辱使命,以较小的代价与辽国签订了和约,每年增加岁贡银10万两,绢10万匹。

富弼回到开封后,皇帝因为他出使的功劳,要给他加官,授予枢密直学士、翰林学士,富弼连忙推辞。后来又要给他授予枢密副使,富弼只好上表说:契丹已经结盟,大家就认为没有事了,但未来万一契丹毁约,我就算死了也是罪过。陛下就不要再把这当喜事给我升官了(这是侮辱不是光荣),而是应该卧薪尝胆,把国家搞好。[2]

正因为有这么多耻辱的事情做铺垫,所以,富弼的《让官表》就如宋朝的一道伤疤,提起这篇文字来不得不提政府的军事无能和外交软弱。

而恰好,公元1055年,富弼刚被皇帝授予宰相的职位,坊间的人们消息灵通,立即将富弼当做活广告,将他的文章放在了出版物的第一篇。

这时,政府发现原来出版革命真是件令人烦恼的破事儿。

宋代的出版业革命

在宋代之前,统治者对于书籍的苦恼没有这么多。

秦始皇时代嫌书太多,只需一烧了之,就防止了信息的传播。在他的时代,人们还使用竹简和手工抄书,成本昂贵,效率低下,所以,书籍的传播功能是非常弱的。

到了唐代,已经有了雕板印刷。但一直到唐代结束时,出版物在民间的传播力度仍然不够。由于采用雕板技术,也就是在整块木板上将文字和图画一次性雕刻上去,雕工的成本很高,如果印数不够的话,就无法回本,所以唐代的印刷局限在文人圈子里,或者佛经等可以大批量销售的领域。

唐代的手工业作坊以官办为主,也限制了经济的繁荣程度。直到唐代末年,雕板印刷才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只是这时皇朝就到了结束的时候。

到了宋代,由于私人手工业的发展,经济呈现出极度的繁荣,随着造纸、雕板技术更加规模化,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传媒革命开始爆发。

这次革命在政府和私人两个层面上都有体现。

政府利用雕板印刷了大量经学、史籍,形成了官方的话语权。另外,自从有了雕板之后,方便了钞票的产生。宋代的钞票叫做交子,由于交子的印刷量大,要求高,政府采用了铜板雕刻技术,用当时最先进的工艺来生产,避免人们的伪造。

除了政府层面之外,大量的私人书商更成为了革命的主角,他们除了仍然印刷唐代的佛经之外,还印刷医书、历书、占卜书等,这些书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备品。

而更重要的是,随着受教育层面的扩大,文学书籍也在民间变得有利可图,使得文化的传播呈现爆炸的局面。原来,劳动人民只能靠口口相传来解决文化需求,现在即便普通人也可以拿着书籍来获得知识。比如,主张禁书的欧阳修就受益于这场革命,在他小时候,曾经从别人家的废书筐中找到了唐代韩愈的遗稿《昌黎先生文集》,脑筋随之开窍,继承韩愈的传统发扬古文,终成大家。

在宋代,已经在全国产生了许多有名的文化中心。除了首都开封和行在(临时首都)临安(杭州)之外,两浙路、福建路、成都府也都是有名的印刷中心。

在首都,由于政府的势力太大,还以官方出版为中心。那么在两浙由于私人资本发达,则已经成了私人的天下,甚至政府都不得不把一部分书放到私人工厂里去出版。

而成都、福建由于地处遥远,更是摆脱了政府的控制。按照当时的标准,这里的书籍质量并不高,与宫廷本相比显得有些粗制滥造。但它们价格便宜,很适合民间普及,于是,在民间需求的刺激下,很快遍布全国。

除了普通书之外,私人书籍还善于发现任何的机会,比如,文人科考时做的小抄也是从这时开始发展,这种书必须足够小,字体如同苍蝇腿。但只要有需求,没有人办不到。

在宋代出版革命的刺激之下,人们的文化水平迅速提高。人们说文化时常常唐宋并称,但唐代文人和宋代文人的区别在于:唐代文人即便才华横溢,也大都是一方面的专才,而宋代的官场上,几乎每个人都是万事通,既要懂军事,又要懂经济,更要懂法律,从他们的见解和知识储备上已经明显进步。

比如我们知道的包拯包青天,如果按照现在的划分,会是一个法律界人士,但实际上包拯曾经当过京东转运使、三司使,都是经济方面的官员,特别三司使更是相当于财政部长加交通部长,权力非常广泛,同时他还当过工部员外郎,跑到住房建设部客串一把。而一代名臣范仲淹不仅主持了著名的经济改革,还在军事上造诣独具,指挥过与西夏的对抗。

这些人之所以成为通才,与他们从小就能接触到更广泛的书籍,有着密切的关系。

然而就在这时,政府的担心却越来越重,即便是欧阳修这样的开明人士,也开始担心书籍的力量了。

苏辙以国家安全为借口

政府之所以担心书籍的力量,是因为它能够将足够的知识迅速地进行传播。仍然回到开头的例子,从富弼的出使算起不过只有13年,他的文章就已经进入了全国性的普及读物。而由文章延伸出的对于国家、社会问题讨论,则恐怕更加广泛。

除了名臣倍出之外,宋代也是一个人人关心社会问题的朝代,即便普通人都能方便地了解到政治、军事的变化。

但普通人的了解让政府很没有面子,特别随着朝代的加长,政府有越来越多需要遮遮掩掩的事情的时候。

为了保存自己的面子,政府决定禁书,不过,禁书总是需要理由的,与现代人能够想到的一样,古代人也想到了同样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国家安全。由于宋代与西夏、辽国开战,防止国家机密泄露就成了最好的借口,而皇帝的无能和软弱、官场的内斗和争吵,都被想当然地划进了国家机密。

在国家安全的借口下,最早的禁令还被限制在外国人身上,宋真宗时期,就规定边民不准将除了儒家经文之外的书籍带给外国人。到了宋仁宗时期,更是下令不准将大臣们的文集带到北方,以免泄露了国家秘密。

欧阳修的提议,也是借口国家安全问题,认为如果辽国人看到了这些讨论,会对国家不利。

但这只是一个借口,既然这些事情连国内普通大众都知道,仅仅靠禁书,又如何防得住辽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这些文集讨论了太多朝野事务,使得有的人面子没地方搁。

而更加神奇的人是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翰林学士、权吏部尚书苏辙奉命出使辽国,由于宋代的文化水平比辽国高了很多,苏辙在辽国找到了久违的优越感,辽国负责接待的官员也无不对三苏充满了敬佩。

他刚到燕京,就有人告诉他:你老哥苏轼的《眉山集》已经到货很久了,你啥时也出本书让俺瞅瞅?

到了中京,官员们请他吃饭的时候,又有人和他谈论起他老爹苏洵的文字,对于老家伙的经历和观点也很了解。

到了辽国皇帝的帐前,又有人问他:据说你成天价吃茯苓,俺也挺喜欢那玩意儿的,啥时给俺开个方子呗?原来苏辙写过《服茯苓赋》,那人显然看过这篇文章,才向他乞求茯苓药方。

苏辙在一片奉承中回国,心里充满了受用。在给宋哲宗的札子里,还不忘将这些事情一一列举,充满了炫耀之情。但是,他突然笔峰一转,提议说:为了国家安全,请陛下禁止我国的书籍流入北国。

如何禁止?苏辙提议,最好的禁止方法,就是对本国的出版物进行审查。民间在出版之前,必须先申报给所属的地方政府,再由地方政府设置两个官员负责审查。[3]

审查制的出现,已经使得政府在理论上拥有了封杀书籍的能力。

欧阳修、苏辙等官员本是文化阶层的代表,他们却给皇帝出主意封杀出版物,自以为得计,却没有想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抛开借口,看到实质

由于欧阳修、苏辙等人替禁书做了大量的铺垫,给皇帝找了很好的借口,手把手告诉皇帝如何操作。一切掌握熟练之后,皇帝开始抡起了禁书的板斧,砍向——教会他禁书的人。

公元1102年,宋徽宗崇宁元年,皇帝下令召集了几个工匠进入宫城,在文德殿的南门端礼门立一块石碑。这里是朝臣们上朝的必经之路,官员们每天从此经过都可以看到上面的碑文。

碑文是皇帝亲笔书写的,上面有120个人名。这些人是皇帝认定的“元祐奸人党”的成员,把他们名字公之于众,是为了表明皇帝的决心,凡是活着的,永不任用,凡是死了的,追夺封号,殃及子孙。

由于欧阳修死得早,碑文上没有他的名字,但是出馊主意的苏辙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和哥哥苏轼的名字都不幸被列在了碑文里。

立碑两个月之后,皇帝开始禁止元祐党人的学术著作。第二年又特别下令,一定要销毁三苏、秦观、黄庭坚等人的文集。皇帝感到仍然不过瘾,又在当年命令全国各地都要刻《元祐奸党碑》,并时时刻刻注意不要让他们的学说得以传播,否则严惩不贷。

到了第三年(公元1104年)六月,皇帝的措施再次升级,他把元祐奸党的花名册重新进行了整理,从120人调整到了309。这次的碑文由司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书写,发往全国进行摹刻,形成警示作用。[4]

此刻,苏辙还没有死去。大概他提议禁书的时候,总是以为自己是安全,却没有想到革命的炮火会砸到自己的脑门上。

从这时开始,禁书也就成了皇帝的武器,用来对付那些不听话的人。

不过,宋代由于行政效率不高,相对宽容,还只是事情的开始而已。

到了明清两代,随着集权主义达到鼎盛,终于开始对异端大肆屠戮,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冤案和文字狱。到了这时,中国曾经出现过的那次出版革命彻底告终。

不仅是镇压,明清时代的思想控制术也达到了顶峰,皇帝在禁书的同时,会发现出版业也在跟着自己的旗杆转,由于印刷违禁书籍要掉脑袋,出版商开始自我审查,主动帮助皇帝过滤他不喜欢的内容。而皇帝喜欢的书则立刻大量印刷,铺天盖地。于是,市场的选择渐渐被统治者的口味取代了。

当皇帝把四书五经和朱熹定成入仕的标准之后,大量的应考书籍、辅导书籍也应运而生,形成了对人们思想的束缚。

到了明清时代,出版业的发展不仅没有成为人类摆脱思想束缚的契机,反而被统治者利用起来,将更多的人纳入受奴役的轨道,进行庞大的集体格式化,制造了大批的书呆子和蠢蛋。

与此同时……

大约在明朝建立80年后,西方的出版家古登堡也终于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他的发明时间比中国人晚,但起到的作用却大得多。

不出所料,古登堡的发明也在西方引起了一场出版革命,人们可以以较为低廉的价格获得图书,开始了知识传播加速的时代。

与中国相同的是,出版革命在西方的统治者中也带来了恐慌,他们纷纷对市场进行干涉,试图禁止不喜欢的内容。

但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的统治者们却无力扼杀这场革命。

与中国的大一统不同,西方存在着许多个统治者,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控全局,作家和文人总能找到一个他们管不到的角落来印刷书籍。当伏尔泰在法国不受欢迎,有神圣罗马帝国和北欧诸国欢迎他。马丁路德的批评被教皇咒骂,却受到了后来成为新教徒的人的欢迎。当亨利们排斥胡格诺教徒,荷兰人大喜过望虚席以待。

更有趣的是,一本书在一个地方被禁止,往往意味着在其他地方有更好的销量,出版商们反而利用了这样的机会赚了大钱,更乐于帮助那些异端思想。

随着这些反叛的知识阶层崛起,出版和言论自由作为一种原则,先是被少数人宣扬,后来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到最后,统治者不得不做出妥协,承认这个原则。当人心已经慢慢被转变,普遍接受新的原则时,出版革命被固定了下来,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

更可贵的是,当知识引起的好奇心在人世传播,会激励起了人们更大的好奇心,向外探索的冲动就在这种好奇心中萌发。不管是文艺复兴,还是大航海,都与人们好奇心被激发有着直接关系。

在历史上,中西方差距最大的年代不是汉唐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时代,而是宋代。在汉朝时期,西方的古罗马帝国也达全盛。唐朝时期西方虽然已经进入黑暗时代,但唐朝由于土地和户籍问题的拖累,工商业的发展一直没有摆脱完全的羁绊。

只有到了宋代,工商业的发展才达到巅峰,而西方仍然在中世纪里苦苦挣扎。

只是,宋代已经成了一个繁荣社会的尾声,随后,西方的知识储备越来越丰富,而东方却始终在九本书的阴影里打转。而最根本的分歧,在于是否给人以自由的空间。

最近,互联网业的发展曾经给了朝鲜这样的机会,让他们甩开那近一千年的东方阴影,借助另一次革命重返开放的世界。许多人在鼓吹新的信息革命,并预言未来的胜利将摧枯拉朽。但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也许胜利并不是那么板上钉钉的,也许另一次逆转的根已经埋在了泥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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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欧阳修全集》,卷一百八。
[2] 《宋史》,卷三百十三。
[3] 《栾城集》,卷四二,苏辙《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
[4] 《宋史》,卷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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