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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照路遥，重提不足，重燃激情，重聚力量 当下文学界需要“路遥精神” 路遥（左）与著名作家柏杨 路遥（左）与贾平凹 路遥（左）与《人生》的导演吴天明 路遥当年凭着一系列文学精品尤其是巨著《平凡的世界》，激起了多少人的文学梦，在天地间点燃了无数把理想的火炬。而作为路遥的同行者与后来者，陕西作家在创作大量优秀作品的同时，也迎来了中国社会由农耕文明走向现代工业社会这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值此关口，作家何以自处？文学何以面对？如何真正继承路遥深入现实、直面现实、抒写现实的精神，且听陕西作家、评论家们沉痛缅怀之余的心语。 15年前，路遥以42岁之身英年早逝，不久又一位陕西杰出作家邹志安也英年病逝，就在全国文学界将目光投向陕西的次年，以陈忠实《白鹿原》、贾平凹《废都》、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京夫《八里情仇》、程海《热爱命运》5部长篇小说为标志的“陕军东进”，掀起了一次轰轰烈烈的文学风暴，陕军赫然出征。 15年后的今天，人们依然在怀念路遥，在关注他多灾多病的家人，文学似乎又走到了一个微妙的“拐点”，文坛陕军如何再次崛起？从路遥这位昔日文坛主将的身上，又能汲取哪些力量？作家高建群、陈彦、方英文、朱鸿、黄海和评论家肖云儒、李星等，坦陈己见。 这些坦率的话语中，多的是反思、自警与自励，以此缅怀先行者路遥。当代的作家们不可避免地遇到创作与生活上的两方面困境。 生活困境： 主要是一个心态问题 ■社会对文学的酬劳有不合理之处 此刻身在东北的著名评论家肖云儒表示，目前文学酬劳与作家所凝结并付出的劳动相比，有其不科学、不合理之处，现在几乎完全是通过市场销量和版税来给一位作家付酬，来衡量他的价值。而能够传世的作品，有时也并不见得就是销量非常大的作品，社会现在很大程度只是通过市场检验方式，来检验精神产品。其实对精神产品，不光要进行数量检验，还要进行质量检验，这样才能保证作者得到相应的报酬。陕西作家历来都是比较认真、严肃，往往在这方面显得更加突出，除了个别名家之外，绝大多数所获确为“薄酬”。“我认为作家的生活困境，主要来源于心灵的困境。”著名作家、咸阳市作协主席程海表示，时下社会生活五彩缤纷，经济大潮冲击之下，一般人恐怕难守孤独，而作家则应守住孤独，要保持心灵的清净，当然这关键还是来自于自己的修养，来自对自己人生任务的认识。时下，形而下的东西非常多，而文学的价值会日益凸显，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为什么活着”现已成为大问题，怎么解决？人的生存问题解决后，精神、心灵上的问题，就要靠文学、艺术来解决。人生在世，简言之就是生存境界、精神境界、灵魂境界来依次递进，作家净化人类的灵魂，如果作家自己都不能抗拒精神上的困扰，整天惶惶不安，那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选择当作家，就不要过分考虑“富”字 “可以说，作家当下遭遇的是围追堵截。”著名作家、省文联副主席陈彦认为，目前作家所面临的最大困境，是物欲世界对作家精神世界的围追堵截，如果自身站立不稳，既渴慕着精神的不朽，又瞻前顾后地寻觅着与市场的短兵相接，那么最终容易把作品搞得非驴非马。一个成熟作家，其实并不缺生活体验，缺的是洞穿和整合生活的能力。我们的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多彩，但作家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眼花缭乱，并魂不守舍。 著名作家方英文的一番话也可谓是诙谐中有深意。他说，人生的价值取向原本多元，各有各的乐子，他最不理解某个人，动辄“与人比”，“作家与人比物质生活，犹如外交官与射击运动员比枪法、火车司机与银行家比金条，算怎么回事？只能是滑稽。当然作为物质的人，没有物质显然是不行的。一个作家，如果他的写作劳动可以保障起码的衣食住行，家人也不因其痴迷写作而受窘，那他就应当坚持写作下去。要是没有这个前提，他还拼死累活地写个没完没了，那算他脑子进了水，社会大可不必救助他，因为真正需要救助的人实在太多”。最后方英文用一句话作为结束，他说，既然选择当作家，就不要过分考虑“富”字，作家，毕竟不是“龙头企业”。 创作困境： 主要是眼光、胸怀、知识结构 ■当下作家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理想 “遗憾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人数之众与作品之小，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作为作家，我们自己应该深刻反思。”著名作家、陕师大副教授朱鸿如此表白。他说，当下作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理想，而作家在生活上存在的问题是不大的，与普通百姓并无二致。中外很多优秀作家，也并非过着非常优裕的生活，而且优裕的生活与优秀的作品之间，没有任何必然联系。当下作家最大的问题是理想的缺失。许多作家为了印数和报酬而写作，有的为了影响和奖项而写作，这种“现世主义写作”，只寄望于个人欲望更快更多的满足。当然，这种状态是与社会大氛围息息相关，社会本身就充满了功利主义的诱惑。但作家天赋具有真理的象征，是时代的良知，要无愧于自己的时代。德国汉学家顾彬谈到，中国作家写作太快，一两年甚至几个月就写出一部长篇，德国作家则是反复推敲，再三修改。总之，荣誉、地位、金钱等，都不能轻易收买一位真正的作家，这样，他探索真理和艺术的坚硬触角才不会变软，他理想的翅膀才会伸展开来。 ■有些作家的创作离社会生活太远 著名作家、省文联副主席高建群挂职西安高新区，置身“经济建设第一线”，他对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他认为，包括陕西在内的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小说艺术，它所表现的内容、展现的人物，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群众正在进行伟大的创造，在各个领域里都涌现出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物，每天都有传奇发生，每位企业家不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堪称英雄，这是一群前所未有的人，他们的经历也是前所未有的，是我们的小说艺术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人物、从来没有反映过的经历。但我们的作家或者没有机会，或者不愿意去接触他们，如果艺术家不把这些反映出来的话，就是一种失职。 高建群说：“我们很多作家，更多地把自己的视角局限于小情小爱等个人感受，而真正有出息的艺术家，应当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效法巴尔扎克等，写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东西，弹拨时代最敏感的那根神经，我们有责任做这个时代的‘书记官’。现在，有些作家的创作和社会生活之间的距离太远。我曾经疾呼：艺术家，请向伟大的生活本身求救吧！真正的艺术家，要树立雄心壮志，很谦虚地放下架子，深刻地去感受中国由农耕文明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性时刻，写一写我们的人民，这样才有可能写出反映时代的鸿篇巨制。” ■很多作家“走不出去、沉不下去” 著名评论家李星快人快语，他就目前陕西文学界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归纳：第一，很多作家走不出去、沉不下去，不到现实生活中去；第二，一些作家的知识结构老化，思想、视野比较封闭，不能切实感受当今时代变化与精神；第三，有些人稍有成就便急于炒作，满足于媒体效应，在创作上无远大志向。 李星称，随着社会群体的利益分化，人们的价值观也多元化了，仅网络评论便可见一斑。随着改革的深化、利益群体的分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咱们作家对这个看见没看见？有人还只是埋头写悲惨的生活、写苦难。现在已是全球化浪潮，经济上的每个波动，其实都与农民息息相关，农民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已经完全不是过去那种了，劳资关系变化了，比如保姆现在很难雇到了，反映出劳动成本上升，这也是全球化带给中国最底层劳动者的影响，这些，我们作家不能不看到呀！作家要感受到信息时代、传媒时代的信息。中国社会的进步非常之快，老百姓的参与意识日渐增强，带来了新的生存方式。“近几年，我读了陕西作家的几十部长篇小说，很少有对时代的这些变化的深刻敏锐的反映，似乎感受不到这个时代所传达的新的气息，完全在闭门造车，与老百姓完全是一种深深的隔膜，让娱乐业完全抢占人们的眼球。不仅陕西文学，中国文学也到了很重要的关头，有机遇，也有危机，陕西文学如果上述三种问题还存在的话，那么在全国文坛的位置，是值得忧虑的。贾平凹、叶广芩等人的新作，与时代气息相通，但我们不能满足，要加强使命感，作家是时代的晴雨表，你与现实都这么隔膜，怎么担当这个晴雨表？” ■创作困境要远大于生活困境 青年作家黄海的观点颇为尖锐，他表示：“作家在创作中面临的困境远比生活中面临的困境要大，它是生活所不能克服的，它越来越多地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比如文化、体制、经济等。作家创作的任务不是去克服这些问题，更不是去解决这些问题，恰恰相反，它是让作家把这些生活中面临的困境和焦虑带进思想的迷宫。相反的是没有一个作家能克服自己创作所面临的困境，卡夫卡、博尔赫斯、福克纳他们克服自己写作中的困境了吗？很显然，他们的作品告诉了我们答案——他们没有。为什么我们中国式作家的作品总是要克服自己所遭遇的困境呢？这是个伪命题，而且这么多年我们的评论家一直围着这个伪命题不断前进。” 本报记者 王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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