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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烈士英勇牺牲情况追述 八都何的西南有座猫耳山，山的北侧高坡上矗立着一块高大的烈士纪念碑，“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红光闪闪。碑的左下方并列镌刻着“苏托夫、李景波、陈宝林”三位烈士的英名，碑后是二米多高，外层垒石的土冢。两傍苍松墨绿，翠柏挺拔，时刻昭示人们烈士浩气长存。 李景波，新四军连长。牺牲于一九三九年五月的抗日阻击战。当时，新四军三支队司令部驻沙滩脚，三团团部驻八都何。那天，日本侵略者动用了大批兵力，凭藉飞机、大炮的优势，从繁昌向南陵侵犯，妄想“扫荡”新四军三支队的驻地。支队司令员谭震林亲自指挥五团（团长林凤）在繁昌唐坝一带进行阻击。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战斗，敌人终于被打退了。 此前，李景波同志刚来五团某连任连长，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他勇敢地冲在最前面。在抢占一个高地时，左肩头挂了花，顾不上包扎，继续向前冲。忽然面门右颊又中一弹，眼前一黑晕倒了。民工把他抬到八都何军医院才苏醒过来。他吃力地扇动着嘴唇，声音微弱地说着：“还我河山，把强盗赶出去······”，又昏了过去。在医务人员竭尽全力抢救下，他终于又蠕动了下身体，微睁着双眼问：“前线怎么样!”医护人员安慰地说：“胜利啦，鬼子被打跑了！”他那苍白的脸上露出微笑，当合上双眼后再也没有睁开。烈士的遗体入殓后，葬在八都何附近的山坡上。 苏托夫同志是安徽庐江县人，一九三一年皖南特委派他到铜陵作党的领导工作，一九三四年任铜陵县委书记，一九三五年二月由于铜陵县县委遭到破坏，他到青阳以教书为掩护。一九三八年任青阳工委书记，后任繁昌县委书记（皖南事变前县委机关设在八都何附近何时金家的积禧楼）。 一九四二年元月六、七日，苏托夫同志有公务外出在繁昌鸭棚嘴到姚边的途中与国民党汪惠泉匪军相遇，当时有个叛徒认出他，说苏托夫是新四军大头头，因此当场被捕。此后遭受残酷拷打，臀部和大腿被戳了几刀，鲜血染红了裤管。不久先后被解送到南陵、泾县（苏托夫同志曾担任过经、旌、太中心县委书记）。几经审讯逼供历尽折磨，他什么也没透露。敌人对其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坚强意志感到无可奈何。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一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押回八都何，杀害于村东边的上塘大槐树下。临刑前，苏托夫大义凛然、面对敌人的枪口、昂首挺胸，高呼：“血债自有血来还！”“抗战必胜，人民必胜！”“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声接着枪声在山野久久回荡。 等敌人走后，八都何妇抗会主任、共产党员杨有道在村民陈老五、何时祥的协助下，撬了十几块楼板钉成简易棺材，盛殓了烈士的遗体，安葬于村边的屋塘冲。 陈宝林又名陈高全，生前任南下大队干部中队副队长。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夜间，中共南芜繁工委游击队参谋毛和贵率杭其成等数名战士，从板子矶去江北迎接南下大队，并作为向导。大队政委陈洪、队长陈木寿、副队长陈宝林（时称“三陈过江”）率领干部中队九十多人南下。其任务是为策应大军渡江作准备。 七月五日黎明前，三陈自无为白峁洲江面偷渡，登陆后，向繁昌红花山前进。刚抵达目的地，即与跟踪的国民党新编十三旅的一个营接上了火。翌日十二时许，在繁昌范冲又被该旅二个营的兵力围困。几经冲杀，始突出重围。为了尽快地甩掉敌人，寻找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汇合，只得回旋于南繁铜青四县边壤。十三日午后到达黄连山，在桃园村党员叶显全家与王安葆（化名杨鹏）率领的南繁芜总队会师。双方交换了情况后，王安葆立即派遣工委警卫排配合南下大队在板石岭、黄连山、八都何一带山区活动。十五日上午，在八都何西面，南繁交界的塌泥岭俗称太阳岭，突然又遭独立十三旅的重兵包围。 这支精悍的武装、人民的部队，自渡江以来由于连日苦战奔波，已十分劳累。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硬拼是不利的。于是决定掩护陈洪政委率两个班先突围。队长陈木寿、副队长陈宝林分率四个班与工委警卫排并肩战斗，死死咬住敌人。经过一场浴血拼杀，陈政委突围了。但陈宝林同志却身负重伤，未能脱险，在战场壮烈殉难。当天傍晚，八都何地下党组织将其遗体就地安葬。 “埋骨何须桑梓地，英名无处不馨香”。 三位烈士均系外地人，为了保卫家园、为了南陵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于不同时期。跃进村团支部与八都何民兵排联合将三位烈士的忠骨迁来此地合葬，以“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义举，表达对烈士的崇敬和怀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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