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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疾病的病因研究中，早已有不少的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中角色混乱特别是父亲角色弱化或缺位、母亲角色过强或母亲角色独大对子女患精神分裂症有着显著影响。 然而，作为以诊治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为主的情感障碍科医生，我在自己的临床和研究工作中也发现，父亲角色弱化、缺位或母亲角色强势等特征在双相情感障碍和焦虑障碍患者家庭中也同样突出。这样相似的现象让我禁不住去思考：父亲角色缺位为何有如此严重的后果。
一、父亲与母亲抚幼行为的差异及其生物学基础 我首先从生物学和进化论基础上去认识父亲角色的作用。 按照生物学原理，任何一种有性繁殖的生物，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都需要由两个异性的生殖细胞相互结合，其中携带有双方遗传信息的DNA合并后形成新的细胞，这个细胞就是所谓的“受精卵”。这个携带着两个亲代各半遗传信息（DNA）的受精卵在适宜的条件下才可以发育成长为新的个体，使之具有了生物的特征。生物界的所有生物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使该种系的生物得以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繁衍不息。可以说，一个生物个体的出现所承载着的使命就是繁殖后代，使该种系保证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无数个相同种系的生物个体通过这样的繁殖、发育、成长就如同一条条涓涓细流，汇合成了这个种系的江河与海洋。因此，生物体自我保存和种系保存就是生物体在自然界生存下来的最重要的目的，而且，种系保存是以个体保存为基础的。任何一种生物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都形成了保护具有种系延续意义的新生命的机制，即保证新生个体争取发育成熟为能够进行再繁殖的个体。所以，任何动物的亲代在繁殖、生育后代后都会表现出相应的抚幼行为，使幼稚个体逐渐成长、发育为成熟的个体，以完成具有本能活动意义的“传宗接代”。 然而，在动物界，不同性别的动物在保证后代生存、发育、成长却有着不同的模式。 在动物界，成熟的雄性动物和雌性动物是分别担任不同的职能的，特别在繁殖和抚育后代方面，这种分工应该比现代社会的人类更明确。雄性动物从生物学属性上具有攻击、掠夺、占领、开拓等行为特征，这种行为特征在涉及繁殖和抚育后代需要的资源方面尤为明显。这样的特征与其行为最终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使该雄性个体拥有尽可能丰富的资源，吸引雌性配偶与之交配、繁殖后代，并保证其后代在出生后拥有足够充足的生活资源，使其后代在幼年期有相对充分的成长发育的物质条件。这样的行为特征就使得雄性动物具备勇于冒险、探索和攻击的倾向，也必然具有低估其当前所面对风险的倾向。当然，在这样的行为过程中，能够顽强地克服困难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假设，雄性动物不敢发起任何有一定风险的攻击和掠夺行动，这样的雄性动物就很难拥有可资炫耀以吸引成熟雌性动物的资源，也就不可能获得繁殖后代的机会。这与中国当代社会未婚女性希望男方“有车有房有金钱”几乎是异曲同工。与雄性动物不同，雌性动物的生物学行为特征则是防护、保守、追求最大程度安全环境。雌性动物的这些行为在涉及繁育后代和抚幼活动方面同样是显著的，这些行为特征最终目的也相当明确，即繁殖并养育成活尽可能多的后代。例如，雌性动物在哺育幼崽时选择最安全的环境、最有利于幼崽吮乳和保护幼崽的姿势等，以保证幼崽的生存安全。因此，雌性动物就有追求最大程度的安全感倾向，并因此往往高估生存环境中的风险。如果一个雌性动物缺乏这些行为特征，它的后代夭折的机会就可能更大，其成为有足够多子代母亲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一般而言，雄性动物尤其是哺乳类雄性动物成熟后所能生成的生殖细胞数量几乎是无限的，如果有足够多的配偶，雄性动物具有繁殖远远超出人们所能够想象出来的数量子代个体的能力。例如，成年男性正常情况下，每次性活动射出的精液量约3-6毫升，每毫升精液中精子的数量介于2000万至2亿之间，活精子应在70%以上或稍低，理论上每个活精子都有与成熟卵子结合而发育成受精卵的可能。而且，雄性动物成熟后几乎终生都具有产生生殖细胞和繁殖后代的能力，也使其生育后代的机会显著大于雌性动物。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那些寿命足够长且具有多个配偶的男性就往往生育出比单一配偶更多的后代。相比之下，雌性动物由于抚幼需要，其生殖子代的数量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例如，人类女性从进入青春期开始排卵并具有生育后代的能力开始，到绝经期停止排卵丧失生育能力为止，在这不足40年的育龄期产生的成熟生殖细胞的数量不会超过520个。而且，女性每怀孕并生育一次，就因为怀孕期和哺乳期不再排卵而使其生成成熟生殖细胞减少达到总数的3-4%（妊娠后以及哺乳期不排卵的时间约15个月经周期，超过一年）。即使一个女性在育龄期不间断地生育和哺乳，最多繁育后代的机会总数也不会超过30次。因此，雄性动物繁殖后代机会的相对无限性和雌性动物繁育后代机会的绝对有限性，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在人类以及其他灵长类动物尤为突出），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两性之间行为特征差异的基础。 对于雄性动物而言，由于理论上其后代数量的无限性，既激励其积极创造条件获取养育尽可能多后代的资源的行为，也抑制了它对理论上无限个后代个体中某个后代的过多关注行为。因此，在繁育后代的活动中，雄性动物对幼崽的保护更多地体现为训练后代捕获猎物、抵御天敌、逃避危险的行为，较少采取具体的保护措施防范后代受到具体伤害。换言之，雄性动物不是通过限制其后代的冒险活动降低后代的生存风险，而是通过增强其适应和防范能力来提高其生存概率。这样的行为特征也可以理解为，雄性动物是着眼于远期效果来保障自己后代的生存概率。这一点可以通过某些对动物行为进行细致观察的学术研究或影片来了解，例如拍摄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日本电影《狐狸的故事》（日本名《北方狐狸的故事》）所显示的父代公狐狸对其幼崽的培养更多地是放在捕食、攻击和防御能力的训练和培养，而不太在意对其幼崽的具体保护。特别让人感到震撼的是，在狐狸幼崽具备了捕食和基本的自卫能力后，作为父亲的公狐狸以决绝的态度驱赶那些已经丧母的幼崽离开家园的行为。正是雄性动物的这种对外的冒险、攻击和合理的保护幼崽的行为模式，保证了其后代能够在森林法则的自然竞争中具备足够维持种系生生不息的能力。相反，由于雌性动物繁育后代能力所决定的后代数量的有限性，它在繁育活动中会追求最大安全系数，以保证自己繁育的每个后代都尽可能具有更安全的生存环境，并在其中成长发育为成年个体，使自己拥有尽可能多可以繁育后代的后代个体。所以，雌性动物会采取更多的保护性措施以保障每个后代的安全，这些追求过度安全感的行为模式在人类可能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与雄性动物不同，雌性动物不是通过提高后代应付挫折风险能力来增加后代的生存能力，而是通过降低后代生存环境中的风险因素来保障其后代的安全，即雌性动物是着眼于当前的效果来提高后代的生存概率。在现实生活中每个母亲都或多或少地为自己的子女提供着本无必要的保护，例如不少母亲为保证自己的孩子不发生消化道感染，在为婴儿喂奶之前要将奶嘴用开水甚至酒精消毒若干次。这样的行为本身就超出了婴儿饮食安全的需要，而且以过分的洁净程度为标准，造成婴儿胃肠道缺乏必要的微生物刺激，反而可能降低了婴儿消化道的抵抗力，在后来的成长过程中更容易罹患消化道疾病。还有很多母亲出于对环境温度变化会对其子女的健康造成不利影响的错误认识，往往会为孩子穿着过厚的衣物，使孩子自身调节体温的能力和耐寒能力下降。
二、社会变迁因素对父亲和母亲抚幼行为的不利影响 以上主要从生物学角度来解读动物或人类在繁育活动中雄性或男性和雌性或女性在后代成长过程中行为差异的原因和利弊。对于人类而言，如果再结合社会变迁对男性和女性对抚幼行为的影响，我们可能会发现其中存在着更多的弊端。 现代社会由于女性多数都有了独立的经济收入和相应的社会地位，使其在家庭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养育子女过程中她们的态度、角色和行为方式越来越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自古强调的“养不教，父之过”也因此发生了相应改变，即父亲在教育子女所占据的优势地位和责任被严重弱化。但是，因母亲的天性就有对子女的过度保护倾向，会不由自主地去采取一些对子女有过度保护意义的行为。除了上一节所述对子女的过度保护行为之外，很多女性更习惯于以女性的评估标准和行为模式去约束或限制子女参与所谓“危险”或“不文明”的活动。例如，母亲会从女性的立场出发，限制男孩子的冒险活动，甚至限制他们的追逐、嬉戏和打闹行为，殊不知这些行为对于处于儿童期的孩子们不仅不会造成严重伤害（例如近期曾有报道称一个11月大小的女婴不慎从6楼跌落，并无明显的损伤，提示在这个年龄段的儿童具备了足够充分的保护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还学会了攻击、防御和逃跑的技能，并为以后应付危机建立起相应的反应模式和行为模式。同样，由于母亲作为女性的身份和经历，对一些男性在儿童少年期常有的嬉戏、攻击甚至恶作剧行为不了解并深恶痛绝，认为有这样行为的男孩子将来一定会有不良习惯乃至违法犯罪的可能，会把自己儿子偶然性甚至是因好奇心驱使而不经意中出现的一些行为看作极端危险的信号，轻则在夸大其词的基础上严厉禁止、上纲上线批评，重则如大祸临头一般，大加挞伐、威胁惩罚，让孩子觉得自己是触犯了天条，犯了弥天大罪，从此不敢越雷池一步。尽管表面上看，这样的母亲履行了严格要求子女的责任，但却因为在此过程中存在着并传递出过度担心和焦虑，导致孩子在年幼时对自己曾经的“违规”行为过度自责，在此后的类似情景因为把握不住分寸会过度约束自己，丧失了探索新事物、学习新行为的机会。而且，母亲对孩子这种过分的约束和指责，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或许还有相反的作用。如在孩子年龄稍长见识增加后，在审视当初的行为时，会觉得自己的行为并非如母亲所判断和预测的那样，就会觉得母亲小题大做，增加了对母亲的蔑视和敌意，并可能因此对母亲所有的管束做出强烈的反抗。同样，由于母亲们基于自己对未来事物的预期性焦虑和负性认知倾向，对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微不足道的微小波折产生过分的担忧并做出过度的反应，往往以“一叶知秋”这样的模式来预测孩子的长远未来。导致这种预测的诱因既可以是孩子在某次考试中失手，也可能是某次本身并无严重后果的越轨行为。实际上这样的预测不仅会造成母亲本人对孩子未来的过分担心，导致母亲采取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而且还会向孩子传递这样的认知和评价模式，使孩子学会了对他人、对自己的失误或违规行为做出以偏概全的判断，容易形成否定性评价。长远看，在这样认知模式指导下的儿童和青少年在遭遇挫折后更可能自暴自弃、破罐破摔，对他人也会更容易形成否定性态度，不利于与伙伴建立起基于真诚和信任的友谊。 另外，母亲对子女的教育过程中很难避免自身的情绪化影响。例如，不少母亲在自己处于顺境且心情喜悦时，会对孩子的一些不良行为视而不见，甚至认为这样的行为很有趣，不仅不加批评制止，甚至会以欣赏的态度做出评价。反之，在自己情绪不佳时，会对孩子的一些不良行为做出更加过度的反应，为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大发雷霆，甚至对孩子的一些具有良好愿望和动机的行为也加以指责。可以简单描述这样的现象：高兴时，好的是好的，不好的也是好的；不高兴时，不好的是不好的，好的也是不好的。这样做的最大害处除了容易使孩子混淆是非观念，更可能引导孩子学会与母亲相处时察言观色和投机取巧，不利于坚持原则行为模式的培养。 母亲主导的对孩子的教育在孩子患病后的反应模式往往会导致孩子对疾病的恐惧，或者对药物乃至医院的恐惧。在儿童少年期，孩子们患病是很常见的现象。多数母亲在自己的孩子患病后常会不由自主地出现焦虑情绪反应，而在少不更事的孩子面前表露无遗，这会使其子女对自己病情的严重程度出现错误的判断，并在内心深处产生强烈的焦虑。因为，在儿童少年心目中，成年人特别是自己的父母几乎是无所不能的，当他们发现这些成年的亲人都已经惊慌失措，他们显然更会惊慌不已。例如，在幼儿在发生寻常感冒后，不少母亲都会作出过度的反应，又是不断地测体温，又是不断地尝试各种治疗措施，甚至大惊小怪地将孩子带至医院的急诊室就诊。这样的反应不仅会让孩子当时体验很强烈的焦虑，而且还会在此后患任何疾病都会首先出现明显的焦虑反应，使疾病表现程度加重或复杂化。一些母亲因为自己的焦虑反应，还可能对医生的处置和药物表现出明显的不信任，不遵从医嘱治疗，甚至要求医生按照其道听途说的方法来治疗。与此相似，一些母亲更习惯于相信“是药三分毒”的传说，在治疗过程中擅自减少医生处方药物剂量，导致其子女在内心深处形成抗拒服药的潜在动机。受到这样母亲影响的孩子，在成长中会一直按照母亲这样的行为模式应付疾病，并可能采取同样的模式就医、服药，甚至抗拒到医院就诊。这种现象在精神科患者中尤为突出，其中不乏母亲对其自幼以来言传身教所起的作用。 母亲在对孩子教育中的上述特点在现代人类社会尤其是近年来的中国社会环境中已经非常突出，在实行了独生子女国策的现代中国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城市环境中，很多儿童的教育与成长几乎都是以母亲的意志为转移，使太多的儿童、青少年成为弱不禁风的温室里的花朵甚至是试管中的豆芽，严重损害了他们作为一种生物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甚至他们的体能、胆量、追逐和奔跑、防御和打斗的能力都严重衰退。面对近年中俄小学生足球赛0比15的比分和小胖子累趴下的现象，我们不能不说是这种充斥了过多母爱的过度保护教育方式的直接或间接的后果。 中国当代社会中女性男性化、男性女性化、性别中性化的现象已经逐渐明显起来。娱乐明星中已不乏这样的代表人物，草根阶层中也出现了不少几可乱真的“伪娘”。对于这样的社会现象，我们难道没有理由说是母亲的角色过于强势而导致的吗？其实，那些强势女性外表强大的背后很可能有着相当虚弱的内心世界，一旦遭受挫折，最有可能出现全面的崩溃。因为本质上，这种强大往往是缺乏相应心理基础的“空中楼阁”，或者就是外强中干。 在当代社会，除了母亲主导对子女教育导致了父亲角色的弱化之外，祖父母、外祖父母介入对隔代人的养育和教育活动也是削弱父亲角色的重要原因。由于晚婚晚育、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现代人的生育活动也变得与以往有了巨大的差别。晚婚晚育，使得一些人要到年近30甚至40岁才生育，在这个年龄段生育的人，尽管自身成熟程度对子女的教育有巨大的优势，但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这个年龄段初做父母一则因为自己的阅历开始趋于保守的心态，会对子女相对多的限制和保护，二则因为经济实力相对强，会更容易为孩子提供尽可能好的养育环境和条件，使人为因素对后代养育的干扰增多，更容易养育有骄娇二气的孩子。而且，在这个年龄段身为父母时，其父母也多处于退休养老的阶段，含饴弄孙是其父母最大的乐趣，自然会热心地参与养育孙子的活动。然而，年长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参与到对孙子、外孙的养育显然会受自身人生经验和年老心态的影响。人生经验使他们更多地看到危险，为避免危险而可能比其父母更在乎小孩的安全问题，以致会更多地限制孩子的冒险或探索活动，也更多地对小孩实施过度保护的措施。年老心态则会让他们经常感受其自身生命在其孙子的幼小生命中得到延续的快乐，自然也就舍不得让这个幼小生命有发生任何闪失的可能，竭尽全力去防范、避免小孩在成长过程中的冒险和探索，自然会采取相应的限制与过度保护，甚至会限制小孩参与同龄儿童少年的交往活动，而忽略了对孩子健康心理品质的培养。 祖父母、外祖父母参与养育隔代后代的问题还在于来自不同家庭的老年人之间在养育后代认识上的矛盾和差异。例如，小孩在祖父母家中接受的某些教育恰恰与在外祖父母家接受的截然不同，会让小孩难以正确分辨是非，混淆了孩子的是非观念。祖父母、外祖父母参与养育隔代后代的问题还在于他们与自己子女之间在养育后代认识上的矛盾和差异。祖父母、外祖父母与其子女对隔代孩子成长过程中关注的重点以及人生态度的差异，会导致对孩子是非观念、行为特征受到相应的影响。例如，父母会因顾及孩子的长远利益，而会对孩子有较为严格的要求，而祖父母们往往会因为觉得这样的严格要求会让孩子受委屈、受痛苦而加以干涉或修正，不仅让父母的权威大打折扣，同样也会混淆孩子的是非观念。 令人更为担忧的是，在中国当代社会中，特别作为独生子女家长的父亲，也有一些人对孩子有类似于母亲那样的过度保护行为。这其中既有这些父亲本身成长过程中受到母亲强势家庭中母亲教育影响的因素，也有“独子难教”把握分寸困难的因素，更有因对“独苗”弥足珍贵的爱护这样不同于以往多子女家庭父亲的心态。如果父亲的个性和行为本身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女性化特征，这样的父亲在子女成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只是另一个母亲，甚至是“更坏”的母亲。因为父亲作为男性的自身雄性特征不够鲜明不仅不能对母亲的教育模式形成平衡性的制约，而且还强化了母亲教育模式的缺陷。中国俗语“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父亲的个性是否具有充分的诸如阳刚、坚强、勇敢、心胸开阔之类的雄性特征，以及是否能够充分表现出这样的雄性特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父亲是否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自己的子女是否有可能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具有相对明显女性化特征的父亲正是较为“熊”的“将”，其子女必然具备同样“熊”的行为特征。如果从社会进步的意义来分析，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因为守成有余、创新不足，也会延滞社会的进步：作为一个普通人，他的懦弱特征会妨碍他去大胆地争取自己的利益，或者妨碍他探索具有创新性质的人生道路；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懦弱则会制约他探索创新的领导方法和发展方向。
三、父亲主导子女养育过程的益处和重要性 中国自古就有“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这样的训条。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认识，这条古训的积极意义在于树立家庭中重要角色的权威地位和使主事之人有传递意义始终如一的信息的机会。因此，一个家庭中有这样的权威角色是维持家庭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由于成年男性的情绪稳定性优于成年女性、年长者行为和情绪的稳定性优于年幼者，一般而言，较为成熟的成年男性在家庭中承担主要决策角色更为合适。对于现代核心家庭而言，这个角色显然只有父亲可以担当。除了成年男性的情绪稳定性、行为稳定性更优于年龄接近的女性之外，成年男性对追求目标的着眼点也比女性较为长远，例如需要卧薪尝胆那样为长远利益的忍耐行为更可能出现在成熟的男性个体身上。如果就子女教育模式的恒常性和稳定性而言，显然父亲更可能胜任这一任务。因此，多数情况下，父亲对待子女的教育往往有更强的原则性和坚持始终如一的态度。另外，成年男性比成年女性患抑郁或焦虑的风险要低很多，也是父亲承担对子女教育的有利条件之一。最后，最值得强调的是，雄性动物的攻击、掠夺、冒险等行为特征在男性身上保存得更多，在实际生活中也更可能表现出勇敢和镇定的品质，由其主导的对子女的教育最有可能将这些优秀品质传递给其子女。当然，具有上述行为特征和品质的男性过度保护子女的风险会更低，更有可能向其子女传递正性认知模式和积极的反应模式，使其子女具有更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具有这样行为方式的个体在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中才有可能更好地生存。父亲可以给孩子传递胆量、信心和定力，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做到这一点。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父亲在其子女心目中所形成的高大、睿智、完美、权威的形象，让其子女不惜盲从也会顺从其父亲的教育，另一方面则是亲子之间血浓于水的亲缘与信任，也会让其子女愿意顺从父亲的指令。所以，只有始终如一从父亲那里接受了胆量、信心和定力的孩子，他的心理健康的程度才可能达到一个相对良好的水平，才不会那么容易焦虑、慌张和悲观。 在一个家庭中，作为雄性动物的父亲，由于生物学和传统因素的影响，若承担起主导教育子女的重任，就会更看重自己对子女言传身教的责任，在道德品质方面会以更高的标准去要求自己，也有利于一个男人成为一个道德意义上的好男人、好父亲。这一点对于和谐的家庭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作为雄性动物的父亲由于更可能具有胆量和见识，也才更有可能向子女传递敢于挑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和敢于负责的行为方式。记得我在观看电视连续剧《亮剑》中主角李云龙曾经想到，这样一个具有足够野性的男子汉一定不是由母亲主导的教育模式教育成长的。而且，由于父亲具备较充分的雄性动物冒险、低估风险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特征，在主导对子女教育过程中更容易做到“放手”。所谓放手，就是任由子女去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种种未知信息而不会横加干涉。由于儿童少年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良好的学习新事物的天性和能力，他们在探索中不断增加自己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知识，能够逐渐学会正确地识别、发现、处理自己当前所面临的风险与困境，也能够逐渐学会达到自己目标、争取成功的方式和方法，也就更容易形成良好的适应自然、适应社会的能力。“放手”就是让孩子在自我探索中学会适应环境，就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此外，由父亲承担起主导教育子女责任在一定程度上还体现了其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这对保持家庭和婚姻的稳定性也有意义。千百年来的传统社会赋予男性的角色模式是，男性承担着挣钱养家的责任，在家庭中也就理所当然地占据相应的权威和主导地位，自然会在其心理上形成了定势：这家人特别是后代要靠我创造和获取生存资源，我必须努力打拼。这种定势既增强了其自尊心和自信心，也增强了男性对家庭的责任感。而且，这样的男性会有相应的荣誉感，是一家人的主心骨，不容易对家庭或婚姻出现背叛行为。因为背叛不仅要承受这自己内心道德的谴责，还要承受丧失部分自己打拼多年获得的家产的损失。 基于以上原因，父亲主导对子女教育的模式显然会优于母亲主导对子女教育的模式。尽管父亲主导教育子女的模式未必能够保证教育始终是正确的，但一般而言出错的概率会低一些。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具有足够权威性的父亲主导对子女的教育，最重要的优点是传递较为一致的信息，这与父母之间因行为方式和性格特征不同传递矛盾信息相比，导致子女出现是非观念混乱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更容易让子女按照一致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去适应外部世界，并按照相对统一的标准去长大成人。
四、母亲在父亲主导教育子女过程中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如果我们认可由父亲主导教育子女的过程，那么母亲的角色是否就是可有可无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母亲是父亲主导子女教育的最佳配角。 中国过去有一句俗语说“一房贤儿媳，十代好子孙”，意思就是如果一个家族中的儿媳特别是长媳，能够明白事理，在家庭中坚持“夫唱妇和”的行为方式，坚持在子女教育中统一规则、始终如一的教育原则，对这个家族后代的成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然，在过去，这句话的意义还包括对于长媳处理好一个大家族中人际关系能力的要求。今天，我更看重这句话中对母亲在教育子女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意义。 我认为，在父亲主导对子女教育的过程中，母亲的角色应该是一个完美的配角。这个配角的第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恪守“夫唱妇和”的原则，与丈夫在原则问题上立场一致。当然，在这里笔者绝非鼓吹过去的“三从四德”标准，只是想强调“夫唱妇和”的原则对于子女成长中不容易出现是非观念不清、道德标准不一的危险，对于子女健康成长有重要作用。尤其值得强调的是，由于父母共同坚持的持之以恒的原则教育，例如父母都坚持用俗语“犯病的不吃，犯法的不干”强调的原则教育子女，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子女触犯法律的危险就会小很多。同样，父亲主导教育子女对自身行为负责，奖优罚劣，最有力的实施者和监督者也是母亲。“夫唱妇和”的原则还有利于形成和谐的家庭气氛，避免夫妻之间的无谓的争吵干扰子女们正确的是非观念形成，也能让他们学会与自己的兄弟姊妹和他人和睦相处，这对子女健康成长同样具有积极意义。 母亲这个配角的第二个重要功能就是保持沟通的能力。母亲的沟通对象既包括作为自己子女父亲的丈夫，也包括自己的子女们。母亲能够积极主动与父亲沟通，协商在处理子女问题上的原则和做法，有利于在家庭事务中保持一致立场，坚持相同原则。母亲与父亲的沟通应该包括向父亲反映子女成长过程中的问题以及相应的建议，供父亲参考。母亲与子女之间的沟通更多的应该侧重在对父亲教育方式方法的支持与解释，让子女们理解父亲教育中包含的良苦用心。特别是当父亲对子女较为严厉的管教导致父亲已经无能为力解释清楚自己用心时，母亲的解释就格外重要，可以避免将冲突扩大化。实际上，不少父母亲在教育子女时有“红脸与白脸”这样的角色分工，严父往往对子女的教育相对粗暴或说理不足，容易让其子女产生对立情绪，而此时慈母的苦口婆心的说理与劝导往往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母亲作为父亲主导子女成长教育过程中的最佳配角的第三个重要功能是发挥“缓冲带”的作用。在子女们成长进入到青春期的时候，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或管理最容易引起子女们的对立与反抗，此时父亲往往会阈于自己以往的权威而处于骑虎难下的困境，母亲适当的介入，对于缓冲父子之间或父女之间剑拔弩张的状态具有独一无二的作用。当然，母亲介入的前提条件是在缓和冲突的同时还要适度维护父亲在子女教育上的主导地位，以免父亲的权威一落千丈而无力管理子女的其他行为。 母亲扮演父亲主导子女教育的配角还需要带头遵守家庭中共同订立的规则，不因父亲不在场而使规则走样，这样的坚持对子女形成泾渭分明的是非观也是极为重要的。 所以，在培养身心健康的子女方面，父母承担着几乎完全相同的重任，只是在分工方面有所侧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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