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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學祖師陸九淵 （1139—1192） 宋明理學在南宋時期，分化為理學和心學兩個系統，陸九淵是心學 的創始人。理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從廣義上講，是指宋明時期，以研究儒學經典“四書、五經之義理的「義理之學」；從狹義上講，是指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共稱。因為無論程朱之學或陸王之學，都把理（或稱天理）作為其學說的核心範疇。理學是後期封建社會中占居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是中國封建社會地主階級思想意識的集中體現，它對中國歷史發展的影響是十分深刻和巨大的。作為理學中的「心學」一系創始人的陸九淵，自然在中國思想史和學術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一、豪門苗裔 聰穎早悟志氣高 陸九淵，字子靜，生於宋高宗紹興九年（1139年），卒于宋光宗紹熙三年（11 92年），江西撫州金溪（今江西臨川縣）人。由於他在中年以後，到貴溪的象山居住講學，又自號“象 據《象 陸九淵的父親名賀，生九淵兄弟六人，陸九淵最小，他的四哥九韶、五哥九齡，都是當時較有名氣的理學家。陸家也是世代崇尚儒學的書香門第，陸九淵的高祖陸有程，就是一位“博學，於書無所不觀”的學者；曾祖“能世其業，寬厚有容”；其祖父陸晉“好釋老”；其父親陸賀也是一位典型的儒生。（上引均見於《象山全集》卷27） 陸家世代謹守禮義，是一個典型的宗法制家族。九淵的父親陸賀“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之家，家道之整著聞鄉里。”（同上）完全按照封建制度的禮儀來整治家風，後來孝宗皇帝讚揚說：“陸九淵滿門孝弟者也。” （《象山全集》卷36《年譜盯這個典型的封建宗法制家族，在《宋元學案》卷57中有如下介紹： 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選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納）、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先生（陸九韶）以諷誡之辭為韻語。晨興，家長率眾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眾子弟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是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 上述介紹表明，家規十分嚴格的陸氏家族，是完全按照宗法制度管教族人。陸九淵就是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訓練出來的封建禮教之代表人物，由於他能嚴格奉行這個制度，所以《年譜》說他“事繼母（其生母早在他幼年時即逝去），與諸兄曲盡孝道。”由於九淵兄弟有孝親的名聲，所以其一家都受到宋孝宗的讚揚。 陸九淵自幼聰明好學，是一個早熟兒童，《行狀》說他幼年時期不喜歡遊玩， “敬重如成人”。他善於思考，“遇事物必致問”，三四歲時，“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其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寢食。”五六歲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亦嘗問人曰：‘伊川之言，奚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上引均見《象山全集》卷33《行狀》）開始懷疑程頤的學說，認為同孔孟不一致。這說明他很善於思考，在學習中能夠提出問題，具有自己的獨立思考，不受權威的束縛。這種學習態度和學習方法，對他後來能夠在學術研究中自成一家，有著重大的關係。 勤學好問和早熟的陸九淵長到十六七歲時，更是少年氣盛，能為國事擔憂。《年譜·紹興二十四年》，陸九淵16歲：“讀三國六朝史，見夷狄亂華，又聞長上道靖康之事”，便慨然剪去長長的指甲，開始學習騎馬射箭。並且說道：“吾人讀《春秋》，知中國夷狄之辨，二聖之仇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高居優遊，亦可為恥。”（《象山全集》卷36）從此便立下了抗金複國之志。所謂“中國夷狄之辨”雖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然其反抗侵略、恢復統一的要求，則是符合人民的願望和利益的。對於那些不關心國家安危，只顧眼前享樂、但求苟安一時的無義之徒，他深以為恥、這種憂國憂民的愛國思想，是值得稱讚的。 二、功名早成 治理荊門有政績 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陸九淵參加鄉試，以《周禮》中舉，名列第四，考官王景文對他的考卷內容十分滿意，筆批說：“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 這表明，青年時期的陸九淵，不僅學問很好，並且已經成熟了。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再參加鄉試，又以《易經》中舉。次年赴京應南官試，一舉中了進士，當時主持南宮的考官就是呂祖謙，他早聞陸子靜之名，敬其人而愛其文。事隔多年後，他回憶當時的感受說：“那時看了你的高文，頓覺心開目朗，就知道作者是江西陸子靜了（《象山全集》卷33《行狀》）。此後，陸九淵在學術界的名聲更大了， “時俊傑咸從之游，先生朝夕應酬答問，學者踵至，至不得寐。”（同上）從這以後，他開始了講學生涯，同時也進入了仕途生活。 中進士後，于宋孝宗淳熙元年授迪功郎、興隆府靖海縣（今江西靖安縣）主簿。淳熙九軍（1182年）又被推薦為國子正，到太學任教，接著再遷敕令所刪定官（擔任修訂法令之職）。淳熙十三年（1186年）冬，主管台州（府治在今浙江臨安縣）崇道觀。淳熙十六年（1189年）知荊門年（治所駐今湖北荊門縣，下轄荊門、當陽二縣）。當時的荊門距金人治區不遠，他聽說金人有南侵之意，仍然攜帶家眷赴任，表現了他熱心報國之決心。荊門地區位於長江以北、漢江以西，境內民情複雜，吏風不良，工作任務十分繁重。陸九淵與羅春伯的信中說：“不少朝夕，潛究密考，略無稍暇，外人蓋不知也，真所謂心獨苦也。”（《象山全集》卷15）。在荊門任職期間，陸九淵主要做了下面幾件事： 第一件事，為了防禦金人南侵，修築了荊門城池。荊門素無城池，這裏自古以來就是戰爭之地，在當時也是第二防線，地處長江、漢水之間，為四方雲集之地，于此地加強防禦，可以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隋、郢（指湖北隋縣至江陵一帶）之脅，西當光化（在今湖北西北部）、夷陵（今湖北宜昌）之要衝。他認為，只要荊門強固了，周圍地區才有安全感。在築城過程中，陸九淵親自到現場督工，經過一番努力，用較短時間，一道新的荊門城牆和護城河終於建成了，這就加強了荊門地區的國防設施。此外，他又組織了煙火隊，加強了抗金實力，維持了地方秩序。 第二件事，在修築城池的同時，又修建了郡學貢院和客館官舍。 第三件事，整治了軍士的逃亡現象，整飭了公務人員的紀律。 第四件事，改進了稅收工作，簡化了稅收制度，減輕了商稅，制止了官吏對商人的額外勒索，招來了四方客商，繁榮了市場，使商稅有所增加。 此外，他在荊門還積極進行了講學活動。每逢朔望及暇日，都到府學去講課。一次，他講《洪範》《皇極》一章時，竟有吏卒、士人和百姓五六百人聽講。 陸九淵本來想在荊州施展抱負，但上任僅一年零三個月便病死於住所。短短的一年，就作出了很多成績。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某在此，士民益相安，士人亦有向學者，郡無逃卒，境內盜賊決少，有則立獲，溢碟有無以旬計……”。（《象山全集》卷17《與鄧文範》）在任期中，他做到了“政行令修，民俗為變”（《續資治通鑒》卷152），受到當時丞相周必大的稱讚。《宋史·陸九淵傳》說：“丞相周必大賞荊門之政，以為躬行之效。”陸九淵深有體會地說：“大抵天下事，須是無場卷之累，無富貴之念，而實是平居要研核天下治亂、古今得失底人，方說得來有筋力。”（《象山全集》卷6《與吳仲詩叮噹然，陸九淵畢竟是一位學者，在他的一生中，扮演的重要歷史角色不是官吏，而是一位傑出的思想家，一個鼎鼎有名的 “心學”開創人。 三、傳經論道 創建心學成一家 自西元1172年中進士之後，陸九淵便開始了他的授徒講學生涯，即使在做官的任期中，也沒有停止過教學和學術活動。 剛中進士客居臨安時，就有許多士人慕名前來求教，陸九淵“朝夕應酬答問，學者踵至至不得寢者餘四十日”（《全集》卷33，《行狀》）。首先向他拜師的人，就是富陽主簿楊簡。他于秋天回到金溪老家時，“遠邇聞風而至，求親炙問道者日盛。”（同上）在家候職三年中，將家中的槐堂辟為講學場所。在此期間，便確立了自己以“本心”為其學說基本範疇的理論思維方向，從事“心學”體系的建設，很快便樹立起同朱熹以“理”為中心範疇相對峙的“心學”派別。由於陸九淵在宋代新儒學中獨樹一幟，積極宣揚了“心即理也”的心學本體論學說，頓時就在學術界掀起了不小的波瀾。當時另一位著名學者呂祖謙有鑒於朱陸“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其適從。”（《全集》卷36《年譜》）企圖通過互相交流來調和兩家之分歧。淳熙元年（1175年），邀請了陸九淵、陸九齡和朱熹一同到信州（今江西上饒）鵝湖寺，進行學術討論。與會者除陸氏兄弟和朱熹、呂祖謙四人之外，還有趙景明、劉子澄、趙景昭等人。 “鵝湖之會”所討論的主要問題是“為學之方”，即治學和修養方法問題。據記載： 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為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此頗不合（同上）。 討論一開始，陸氏兄弟便各做一詩以表白自己的觀點，他們在詩中稱自己的為學之方是“易簡功夫”，譏諷朱熹的治學方法是“支離事業”。朱熹聽了二陸的詩，雖然很不高興，但仍堅持討論了三天。最後，由於雙方各自堅持自己的觀點，討論沒有達到預計的目的。鵝湖之會以後，“理學”和“心學”之分就十分明顯了。 所謂“易簡功夫”，就是教人先要樹立一個基本立場，這就是通過“切己自反” 來“發明本心”，即所謂“先立乎其大者”。陸九淵認為，如果這樣做了，即使 “不識一字，亦還我堂堂地做個人。”（《全集》卷34語錄上》）。所謂“支離事業”，是指朱熹要求通過“格物致知”和“泛觀博覽”去認識與掌握“天理”的方法，陸九淵稱此種方法為“支離事業”。在陸九淵看來，“易簡功夫”是經得住歷史考驗的“久大”功夫，“支離事業”畢竟是時浮時沉而不可靠的。 儘管雙方在學術觀點上存在著不可調和的分歧，但他們之間的討論，仍然是一次自由討論，彼此都能各抒己見，並未出現水火不相容的現象。由於雙方都能求同存異，互相尊重，自鵝湖之會以後，朱陸二人常有書函來往，交流意見。特別應該提到，在鵝湖之會五年之後，陸九淵帶領了幾個學生去拜訪朱烹，當時朱在南康做知州，主辦了馳名全國的“白鹿洞書院”。當陸九淵到南康時，朱親率同僚、諸生迎接。在此期間，還對陸表示了愛慕之情，為其兄九齡撰寫了墓誌銘，還特請陸九淵為書院師生講學。陸九淵以《論語》中“君子喻于義，小人喻於利”為題，作了精彩發揮，聽者無不為之所動，給白鹿洞書院的師生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朱熹也非賞讚賞陸的講演，他寫道：“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肯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棘然動心焉。”（《朱文公集》卷81）當時，又請陸九淵將此次講學之講詞書寫成文，作為白鹿洞書院的一分講義。 關於朱陸之間在學術上的辯論，在前面的《朱熹》評傳中已有所述評，這裏應該補述的，是他們對於王安石的評價，在評價中表現了陸九淵比朱烹更有真知灼見。當時的宋高宗趙構把北宋的衰微歸之於王安石的新法，他繼續了守舊派的成見，支持這些人對王安石的貶責。朱贏也極力攻擊王安石，陸九淵則不以為然，他在《荊國王文公祠堂記》中，讚揚王安石說： 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勳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全集》卷19） 在這裏，陸九淵對王安石的品德、政績和學術成就都作了很高的評價。他用 “不屑于流俗聲色利達之習”和“潔白之操寒於冰霜”來讚頌王安石的高尚人品，用“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讚揚了王安石的學說和政治改革；用“勳績必為伊周”高度稱頌了王安石的歷史功績；用“道術必為孔孟”肯定了王安石在學術造詣上的重大成就。這個評論在當時的政治氣候和濃厚的理學氣氛中，無疑是大膽而可貴的見解，表現了陸九淵的正直和與眾不同的見識。 陸九淵講學活動的最盛時期，是他在淳熙十三年（1186年）主管台州崇道觀期間，這是一個閑差，他有機會回到故里，專事講學活動。《年譜》記載了當時的盛況說：“學者輻揍，時鄉曲長老，亦俯首聽誨。每詣城邑，環坐率二三百人，至不能容，徙寺觀，縣官為設講席于學宮，聽者貴賤老小，溢途巷。從游之盛，未見有此。”（《全集》卷36）說明陸九淵當時的學術活動在社會上影響之大。第二年（1187年）他受門人彭興、宋世昌等人邀請，去到風景秀麗的貴溪縣應天山講學，他們在山上修建了精含，聚集了一批學生，定居下來，進行講學活動。又次年，陸九淵見此山狀如大象，因改應天山為“象山”。“學徒結廬，先生既居精舍，又得勝處為講堂及部勒群山閣，又作圓巷，學徒各來結廬，相與講習。”（《全集》卷 36《年譜》）當時，他給侄孫陸氵睿去信中說：“山間近來結廬者甚眾，諸生始聚糧相迎，今講堂前又成一閣，部勒群山，氣象亦偉。”（同上）規模之盛，令陸九淵十分愜意。他在應天山住了五年，其間來見教者逾數幹人。這個時期，他充分地闡發了自己的“心學”理論，其影響也逐漸擴大，這是陸九淵的學術高潮時期。他在《與路彥彬》的信中說：“竊不自揆，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自是而始亦明也。”（《全集》卷10）自認為是孟子之後的正統儒學繼承者。他不承認朱熹是 “道統”的繼承者。陸九淵的講學活動，直到1193年卒于荊門為止。當時能同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相並立者，恐怕主要就是從儒學中異軍突起的陸氏心學了，爾後七百年間，“心學”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一直佔有重要的位置。 四、“心即理也”“宇宙便是吾心”論 陸九淵的思想體系一般被稱為“心學”，因為這個思想體系是從“心即理”這個命題出發來展開的。 據《象 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而聖人出焉，同此心也，同此理也。”（《全集》卷 35） 東、西、南、北海泛指宇宙空間，概謂之“宇”；千百世之上、下，泛指時間，概謂之“宙”。他認為宇宙之中，此心此理是同一的。因此，陸九淵又說：“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全集》卷1《與曾澤之》）他批評朱熹析心與理為二，強調心與理合一，並且更明確地提出： “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全集》卷11《與李辛2》）“心即理” 是陸九淵心學體系的基本命題。在陸九淵看來，“理”不在人的心外，它存在於人的心中，只有通過人心的活動，才能感知天地萬物的存在，才能體認天地萬物之理。雖然講心理合一，但必須通過人心的活動，才能體認“理”的存在，認識它的內容和實質，這就是後來王守仁所說的“心外無理”。 那麼，陸九淵所講的“心”，究竟指客觀性的人心，還是指他自己主觀的心呢？他說：“心，只是一個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人之心，下而千百載複有一聖賢，其心亦只是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全集》卷35，《語錄》）從字面上看，這個“心”包括了他自己的心，朋友的心，千百載之上聖賢之心，千百載之後聖賢之心，自然是客觀的“心”了，但是，最重要的，還是指最後那個“我之心”，因為只要“盡我之心，便與天同”。因此，他的這個與“理”等同的“心”，基本上是指作為主觀精神的“我之心”。這個“我之心”是根據孟子“萬物皆備於我”而來。他說：“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昔之聖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同上卷1《與侄孫氵睿》）這就是說，從前的聖賢之心，同我的心是一致的，只是先於我心所得而已。他自認為是孟子以後心學的繼承人。十分明顯，陸九淵是一個徹底的主觀唯心論者。 對於“萬物皆備於我”這個主觀唯心主義的命題，陸九淵作了如下發揮： 孟子曰：“所以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以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與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語之本心也。”（同上） 既然自己生來就具有“天之所與我”的“良知”和“良能”，只要將這種先天的良知良能發揮出來，使之充分發生作用，做到“盡我之心，便與天同”。因此，他又說：“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全集》卷34）他甚至還提出了“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同上）的論斷。在這裏，陸九淵不但顛倒了物質和意識的體用關係，並且還無限制地誇大了主觀精神——“心”的作用。 雖然講心理合一，但心與理畢竟是兩個不同的哲學範疇。為了進一步弄清“心即理”這個命題的主觀唯心主義實質，還需要全面、正確地理解這兩個範疇在陸九淵哲學體系中的真實涵義及其相互關係。在陸九淵的學說中，“理”這個範疇具有以下三層意義： 第一，“理”是宇宙的本原。陸九淵說：“塞宇宙，一理耳。……此理之大，豈有限量？程明道所謂‘有憾於天地’，則大於天地者也，謂此理也。（《全集》卷12，《與趙泳道》）“此理在宇宙之間，未嘗有所隱遁，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順此理而無私焉耳。”（《全集》卷11，《與朱濟道》）意思是說，充塞宇宙的，是無限量的理，天地萬物都是“理”的表現，理即天地萬物之本原。 第二，“理”是自然、社會的總規律。自然、社會、天地鬼神都必須遵守這個總規律。他說：“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斂冬肅，俱此理。”（《全集》卷35，《語錄下》）“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違異，況於人乎？”（《全集》卷 11，《與吳子嗣》）“此理充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違之則凶。”（《全集》卷34，《語錄上》）由此可見，陸九淵的“理”，就是宇宙的總規律，這一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人們不能違背它，“順之則吉，違之則凶”。 第三，禮是封建社會的政治、禮法制度、綱常倫理的最高準則。他說：“禮者，理也”（《全集》卷12，《與趙然道4》）。又說：“典禮爵刑，莫非天理，……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也。”（《全集》卷19，《荊國王文公祠堂記》） “愛其親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驚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是知其為是，非知其為非，此理也；宜辭而辭，宜遜而遜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則羞之，可惡之事則惡之者，此理也；敬此理也，義亦此理也。”（《全集》卷1，《與曾宅之》）總而言之，“理”是封建社會的政治制度和綱常倫理、禮儀法度的最高準則。 “心”的範疇也具有三層涵義； 第一，“心”是人身之本。他說：“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全集》卷19，《荊國王文公祠堂記》） 第二，“心”是天賦予人的道德觀念。他說：“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與我者，即此心也。”（《全集》卷11，《與李宰》）“四端”即孟子所講的仁、義、禮、智四種道德觀念的端給或萌芽。陸九淵把它看做是人心的根本。 第三，“心”是宇宙之本源，它與“理”在作為宇宙的本原上是一致的。這就是他說的“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 綜上所述，陸氏哲學體系中的“心”，既是人身之本，又是天賦的倫理道德，也是宇宙的本源。它在不同的時空以及在人身中，作用都是相同的。這個“心”，是淩駕於一切之上，而又不脫離“吾心”的主體精神。“心”與“理”是同一的、相通的。因為他認為，萬物之理不外是“吾心”的感悟，即所謂“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這樣，他就把客觀的“理”融和於主觀的“心”，從而將二者統一起來，然後再把“心”擴大為宇宙的本原。這樣，他就完成了從客觀唯心論到主觀唯心論的過渡。這就是陸九淵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的邏輯結構。 在陸九淵的哲學體系中，除了“理”和“心”都是宇宙本原這一共同性之外，他還認為“理”和“心”都是封建倫理道德的本體。由此推論，既然“心即理”、 “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那麼，封建的倫理道德也應該充塞於天地之間，人們遵守這種倫理道德也是天經地義的事了。 從“心即理”這一基本前提出發，陸九淵教人“自存本心”。他認為，只要能夠“自存本心”，就可以充分瞭解認識天下之事物及其所以成為該事物的“理”，只要反省內求，“自存本心”，便可以搞好道德修養。因此，“自存本心”是陸九淵在認識論和道德修養上提出的“基本功”。在他那裏，認識論和道德修養論是緊密相結合的。因為“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所以，認識宇宙真理和社會人生的道理，只須向內用功，發明本心，不必向外界探求。並且，只要按照“本心”的“理”去做，一切視、聽、言、動都是對的。陸九淵說：“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缺，不必他求。”（《全集》卷 39，《語錄下》）並且認為，人們學習知識“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全集》卷34，《語錄下》）而已。他甚至認為，人們若要完善自己，可以不必廣讀聖賢之經傳，只要“求其放心”，發明“本心”就可以達到目的。這種“向內用功夫”、 “發明本心”的思想，就是他把心作為認識源泉和認識目的的唯心主義認識論和修養論的基本內容。 五、一代宗師 歷史影響深且遠 自二程建立了“理學”，又經過幾代人，特別是朱熹的宣揚和發揮，到南宋前期已經十分盛行。與朱熹同代的陸九淵異軍突起，建立了一個與理學相抗衡的“心學”體系，兩派競長爭高，都自詡為儒學“道統”之正宗。這是中國儒學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本來在孔、孟的唯心主義學說中，客觀唯心論和主觀唯心論兩者兼而有之（這裏的“理學”，指狹義方面以“理”為其哲學最高範疇宋明理學），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和主觀唯心主義的“心學”之區分，是從不同側面發揮儒學經典之義理的結果。這兩個派別的產生，是學者們長期為探索解決主客觀關係的重大成果。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既不應該揚朱抑陸，也不應該揚陸抑朱。 陸九淵“心學”的建立，是我國思想史上出現的第一個典型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體系，這個哲學體系，後來被王守仁加以擴充和發揮，便推向了高峰。它對中國的學術思想和政治思想發生過重大作用。“心學”在歷史上的影響和作用，曾經產生過進步與消極反動的兩種相反的作用。一方面，它是封建統治者用來作為維護封建統治、欺騙愚弄人民和鎮壓人民起義的精神武器。“心學”鼓吹“存心去欲”的說教，就是他們“破心中賊”和“破山中賊”的理論工具。另一方面，由於“心學” 十分強調個人的獨立思考和主觀能動作用，“六經注我，我注六經”的精神，就是強調獨立思考的表現，它對於衝破蟄“坐而論道”、不著實際、不求開拓進取的士風和政風，起到振聾發聵的作用。因此，它又在客觀上產生過一定程度促進思想解放的作用，明清時代的一些思想家，如唐甄、李贄、譚嗣同等人，都曾利用陸王心學的一些理論批判了封建專制主義，反對崇拜權威、破除教條，啟發思維，宣傳革新思想。 最後還應指出，產生於古代中國的儒學、特別是宋明理學、主要指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還越過了國界，傳播於朝鮮、日本和東南亞等地，對這些地方的思想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例如“陽明學”對日本“明治維新”就曾起過一定的啟蒙作用。直到今天，它還在一些地方被人們看作是很有價值的研究物件。 主要參考書 1．《宋史·儒林四·陸九淵》 2．《宋元學案·象山學案》 3．《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傳》第2卷上《陸九淵》齊魯書社版 4．《宋明理學史》第19章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主編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陸象山全集》 6．《朱文公集》卷81 7．《續資治通鑒》卷1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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