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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主持人蔡康永凭借《康熙来了》红遍两岸之前，主持过一档小众节目叫《两代电力公司》。写博士论文那阵儿，我靠这节目度过了不少郁闷的时光。 节目形态很简单，就是找两拔人，一拔是四年级、五年级（就是大陆说的50后、60后，民国纪年，你懂的），一拔是七年级（就是80后，那时90后还没浮出来），前一拔主要是明星，好多是现在康熙的嘉宾班底，后一拔都是大学生之类的素人（后来混进娱乐圈好象只有小甜甜）。每一集，两代人面对同一个题目进行辩论。 比较惊悚的、也是影响比较大的一集，是一个七年级小孩子放话说：如果爸妈坐飞机，摔下来，可以赔一千万，怎么选？结果他说：当然选摔飞机啊，一千万嘞，爸妈有什么用？ 行，我不用在这儿复述，你也能想象节目现场有多混乱，那孩子多被千夫所指，连同龄人都不挺他……这个节目常常有这种对骂的场面，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几乎每一集都是，下一代说起爸妈，就是一脸不爽，然后就遭到对面一阵痛骂：你们年轻人就是如何如何……比如年轻人说不想服兵役，叔叔伯伯们就一脸激愤地谈起保家卫国的意义…… 我觉得这个节目，就是东方家庭两代关系的一种娱乐化的展示。这种公开互斥，或私下腹诽的场景，日复一日（如果住在一起）、年复一年（只是春节团聚）地在大多数家庭上演，想起来就头疼，还无从摆脱。 熊太行师傅（为什么别人都是先生女士，说起他就会自然而然地加上师傅二字？）曾在腾讯·大家专栏写了一篇《你对父母的了解还不如那个卖假药的》，很多人夸好。我对这篇文章，表示有保留的欣赏。欣赏，是因为熊师傅论证了理解父母一代心理的重要性，在子一代声音占据主流舆论地位之今日，很有必要；保留，是因为熊师傅举例太轻松，说穿了就是一个“哄”字。看完我跟别人开玩笑说，卖假药的哄老人，他保持着工作心态，当然必须敬业地哄，专业地哄，而谁能一天到晚在自己家里保持工作心态呢？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子女都去卖假药，父母都来买假药，子女天天在家专业哄爸妈，孝亲情怀养生需求业绩考核一箭三雕同时满足，还顺便完成财富代际转移…… 以上是玩笑。如熊师傅所言，两代之间的分歧主要是：消费习惯、政治观点、养生与健康和个人问题。但是，家庭矛盾的产生，一般主要不在于“分歧”，而在于分歧之后的“评判”。比如父母希望儿女结婚，儿女认为事业未成火候不到真爱无觅不肯结，这是“分歧”，而接下来父母长吁短叹亲友群聚施压安排相亲甚至参加大型“父母相亲会”，这就变成了一种“家庭意识形态”的伦理压力，不肯结婚的儿女就会有负疚感甚至负罪感。 你看新闻里武汉的方小姐，被奶奶悲情飙泪催婚，虽然后来知道奶奶是与妈妈合谋演戏，但她不会表现出受骗的愤怒，反而表示“她会装作不知道，争取在年底给奶奶一个惊喜”，而这个惊喜就是“应该在奶奶还健康的时候，赶紧找一个还凑合的人结婚”，这就是负疚感所致。自命具有孝顺美德的中华儿女，谁愿意看见老人在祥和幸福的春节还要演悲情苦戏呢？你说这不是“逼”，啥才是“逼”？难道非得上吊抹脖子吗？ 所谓“评判”，就是“JUDGE”，我们常在美剧里听见演员大喊“DON’TJUDGEME！”（别评判我！）他们如此激动，可见这是一个忌讳。但在东方悠远的集体主义氛围之中，亲族之间的互相评判似乎不太算一回事。两代之间各方面都有巨大分歧，而随之而来的评判，将两代拖入对立与争执的深渊。 “评判”的心理基础，是我不把你视为独立个体，而是视你为我的一部分，即使是你的个人事务，我也要评个子丑寅卯。评判还只限亲族范围内，若是父子血亲，接下来的便是“干涉”，既然怒其不争，我便越俎代庖，替你决断。从专业、工作到婚姻、子息，东方很多父母都喜欢包办式决定，子女软弱一点倒还好，如果碰上争独立争自由的反传统派，就会酿出很多悲剧。 不要以为我反对“评判”，就只是站在子一代的立场说话。在我们这个社会，子女对父母的“评判”乃至“干涉”，照样俯拾皆是。那些三十好几还呆在父母家里，连哪怕象征性的房租饭费都不肯交的啃老族，我都懒得谴责了。即使是公认的孝顺儿孙，就没有评判与干涉吗？ 你帮父母报了个老年旅游团，让他们七天九国欧洲游。可是父母不喜欢同团的人，觉得行程太满太累，对于到处看教堂也兴趣不大，还心疼团费太高，但是说起来是子女一片孝心，只好拼命点头：开心！开心！ 你推开家门，发现客厅里又坐了两个推销保健品的，欢声笑语，你怒其不争，连喝带骂，把推销员赶出门去。回过身来着实把爸妈数落了一通。你满心都是为父母好，担心他们受骗上当，有没有考虑他们的颜面？他们想为自己做点主而不可得的挫败感？ 你对于看春晚，新闻联播，国产电视剧，跳广场舞，追怀某些国家领导人，都非常不屑，觉得政治不正确也没有品位。你嘴上不说，表情里全是对父母爱好的鄙薄，这一切落在爸妈眼里，他们是何心情？这个毛病我有过，还曾嘲笑上一代“用电视剧指导生活”。其实用电视剧，还是用福柯理论指导生活，有本质的不同么？不拿自己的准则去指导别人的生活，才是正确的做法。 我们常常在亲情的掩护下，爱心的旗帜下，忘记了无论父母还是子女，只要他们不因疾病丧失思维能力，成年的他们都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别抬杠，我没说眼瞧着父母按下ATM机的按键给骗子打款，还抱着不干涉主义笑看风云，也没说子女在家吸毒，父母也得关起门来装不知道。只是，在可以自由选择的安全范围内，“不评判”是避免冲突，保持独立的基本要件。 要达到“不评判，不干涉”的家庭状态，光靠一方的退让、屈服是肯定不行的。谁都会说，家庭是人生躲避风浪的港湾，啊，温馨的家庭！可是，如果港湾里的船只，都是主奴关系，或上下级关系，那就是军港。要想不让家庭变成军港，就得“容忍对方不顺眼”，压抑彼此的控制欲、改造欲。大到国家，小到个人，这是永恒的道理。 公共空间的大部分原则，移植入家庭，也是可行的。比如让张天师愤愤然为之辩的放鞭炮与广场舞，诚然不必上升到国民性层面，作为个体选择，同样也属于“别评判我”的范畴。但现代社会的伦理底线是“不损人利己”，因此，要求放鞭炮跳广场舞，噪音不得扰民，也是正当的诉求。在家庭内部，同样如此，保持个体的独立，同时应该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比如子女夜归事先当说明，父母也不要刻意等门。不必要地增加彼此心理负担，也是一种“添麻烦”。 当然，要做到这样，很困难。困难不仅来自于两代相处的惯性（孩子再大也是孩子，父母都老糊涂了），更来自社会意识形态的塑形。一旦两代之中有人脑部被植入“什么就该是什么样的”这种毒素，就等于是动摇了家庭和睦的基石。说到社会对家庭观念的标签化塑形，我特烦两首歌，一首叫《常回家看看》，一首是《时间都去哪儿了》。 我亲爱的姨妈生前，就批判过《常回家看看》：凭什么是“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妈妈只会唠叨？你们爸哪会做饭？为啥非得“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妈妈只懂家长里短，就理解不了你们的工作？ 我进一步的质疑：为什么总是用唠叨加诸儿女？朋友来了有好酒，儿女来了有唠叨，这对吸引儿女心甘情愿回家看父母，是起正面作用还是反面作用？好饭怎么定义？大鱼大肉？如果儿女正在节食减肥，父母眼中传统的“好饭”会不会是一种负担？如果儿女觉得生活烦恼工作问题属于个人隐私，因为各种原因不想让父母担心不想谈，是不是就算不孝顺？ 《时间都去哪儿了》标榜的是一种全心全意无自我的奉献，“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如此倾生奉献，让儿女如何报答？我不否认中国有很多父母确实是这样的状况，就是《常回家看看》也描述了常见的回家模式，关键在于，这些是正确的吗？是值得歌颂的吗？时代环境加诸上一代的那种无自我、无独立空间，不问恰当与否只贴亲情标签的大一统模式，我们真的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吗？ 而今据说传统价值回归，“孝”又成了完美无缺的品德标准，还评过“演艺界十大孝子”什么的。我想，我们不能完全忘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为什么会出现“非孝”的思潮？“孝”的内容是不是应该与时俱进？孝（加上对应的“慈”），父慈子孝，是否意味着抹杀每个家庭成员的独立性，放任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评判与干涉？ 传统的孝道，如果真的那么美妙无瑕，怎么会有这样的传说：“唐郓州寿张人张公艺，九代同居。麟德中，高宗祀泰山，路过郓州，至其宅，问其由。公艺请纸笔，但书百余‘忍’字”（《旧唐书·孝友传·张公艺》）？怎么会有“不哑不聋，不做阿家翁”的俗语流传？大家族聚居，是传统社会经济共同体的追求。大家族到了现代，已经离散为核心家庭，孝道是否也该改上一改？ 《常回家看看》、《时间都去哪儿了》这样的歌曲，通过春晚广泛传播，阻碍家庭价值观念的变革，充分说明了春晚的腐朽性，比“女神女汉子”什么的歧视，祸害大多了。  （《新结婚时代》电视剧照） 我这些话，也只能说与识者听。前两天有位在香港学新闻的研究生私信问我，现在面对逼婚的父母，应该怎么办？我回说：婚姻之事，最好听从自己的内心，至于父母，劝得一个是一个。劝不动父母，可以劝自己，等自己当了父母，当了大爷大妈，不要再去评判、干涉儿女，不要一辈子活下来只为了儿女，不要老把他们当小孩管，也不让他们随意插手自己的生活。 儿女回家的时候，与他们像朋友一样交谈，吃一顿家常便饭，给一些生活工作上的建议，如果没听，也不恼。大家商商量量，有“你”有“我”，练书法也不用老是写“忍”了，郑坂桥“难得糊涂”也挺好看的。 作者：杨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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