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丰县抗日自卫团的回忆

郝延口述  任同学整理 

        1937年11月13日，日寇第一次进犯清丰。虽然没有长期在这里驻扎，却把国民党清丰县政府和濮阳专员丁树本都吓跑了。当时我们共产党的政府还没有建立起来，清丰县城一度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日寇不断进行骚扰。全县人民的抗日情绪也不断高涨。我党发动和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此蓬勃兴起。

1938年初，在晁哲甫同志家里举办了第一期抗日政治训练班，为抗日救亡运动培训了一批领导骨干。这时，河西土匪陈希孟有一股武装，好几百人，经常想到我们这一带来。他曾包围过西大屯，这对我县的地主、富农威胁很大；地主、富农迫切要求建立以防匪保蒙为目的的自卫武装。但是，他们又不敢盲目行动，还怕我们的四支队捉他们的汉奸。后来他们找晁哲甫商量。晁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自卫必须抗日，不能光自卫；二是抗日自卫团建立起来以后，必须由共产党派政治指导员到各中队进行抗日思想教育。他们都答应了，这正符合我们党提出的“团结抗日，共同对敌”的统战精神。这样，清丰县抗日自卫团很快就建立起来了。分东南、东北、西北、西南4个大队，每个大队下面分片成立37个中队，共12个中队(每个中队相当于一个连的编制，128人)。这些人是分片包干按各村的地亩多少采取摊派的方式，由各村长在农村失业的和有抗日要求的青年中动员出来的。枪支也是按地亩摊派的。大部分是从地主、富农手里动员出来的。抗日自卫团大队长不是推选的，更不是我党指派的，都由老民团的头头担任。因为他们手下原来都有一部分人、枪；中队长除李茂林是我们党派去的以外，其他都是各村村长和本片士绅商量推行的；大队政治特派员和中队政治指导员大部分是我们党指派的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其他如文书、司务长、分队长之类的人，往往是大队长通过私人关系安插的。关于这4个大队、12个中队的负责人。我还记得一些。第一大队(在县东南)，队长刘伯鸿，政治特派员陈桐源(共产党员)。下辖3个中队：一中队队长李茂林，指导员刘香斋(均是共产党员)；二中队队长先是张继贤，后是李国贞，指导员×XX；三中队队长孙建华，指导员于瑞(均是共产党员)第二大队(在县东北)，队长王广轩，副大队长刘天智。政治特派员任叙五(任善伦)。下辖3个中队：四中队队长杨连江，指导员刘镜西(共产党员)；五中队队长是我(六塔第二期军政训练班后1938年入党)，指导员张彬(又名张文甫)、曹从之、鲁贯京(均是共产党员)；六中队队长肖睿哲(肖文明)，指导员李成安(共产党员)；第三大队(在县西北)，队长芦仁轩(芦永安，国民党员)。政治特派员马毅之(共产党员)。下辖3个中队：七中队队长徐光同，指导员杜华锋；八中队队长刘太贵，指导员周鏖仁；九中队队长贺希参，指导员芦慎斋；第四大队(在县西南)，队长郭圩东，政治特派员张子正(均系国民党员)。下辖3个中队：十中队队长陈秀生，指导员XXX；十一中队队长安经武(共产党员)，指导员XXX；十二中队队长陈建雅(共产党员)，指导员XXX。因当时没有属政府。抗日自卫团还在县东、县西设了两个管供给的委员会。县西的不记得有谁了；县东那个委员会，名义上有晁哲甫，实际是陈笃之、孙鸿轩、刘耀轩、左清和、杨耀三等几个大士绅，负责征粮、征款。

1938年初，河西大股土匪陈希孟企图侵占清丰。行至县北孟固铺一带时，被我抗日自卫团迎头击溃，狠狈逃窜。从此清丰县的局势得到一时的稳定。到了夏天，丁树本又回来了。原来，他南逃时，没有过黄河，停了一段。他听说日本人没有在我们这一带驻扎，就又回来了，仍然坐阵濮阳。老牌子一挂，专员又当上了，并在濮阳搜集了老民团的一些人、枪，搞了一部分武装。当时，我们为了一致抗日，就以联合抗日的三大主张为条件，同丁树本建立了统战关系。当然，丁树本也有他的打算，他是想趁机把清丰这12个中队抓到自己手里。首先，他对12个中队搞了个进城集训(四个大队部留在乡间自行解散了)，把抗日自卫团的名字改为抗日民军。另派了一个副大队长温平亚，一个史副官，完全由他们的人组成了大队部。同时我党组织成立了政治部，政治部的人员是我们共产党派去的。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是晁涌光同志，接着是杨助三(又名杨节)同志。大队部、政治部是平级分住在旧民团总局的前后两院。大队部只管军事训练，政治部负责官兵的政治思想教育(主要是抗日教育)和建党工作。这样，实际上是对我们有利。这时各中队都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支部。李茂林和我负责的一、五中队，是党员最多的两个中队，各有党员20来人。这时，丁树本的大队部，抓不住管兵的思想，也就拢不住人心，经常在前院骂街。每遇到这种情况，晁涌光同志就说，外边刮臭风咧关上窗子。到了11月间。丁树本看到条件成熟了，就以打日本为名，把三、四、六、七、八、九、十、十二这8个中队调到南乐县境崇町一带，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把我们包围住，进行了改编(详细情况我不清楚，因我那个五中队没有去，改编的情况是事后听说的)。改编后，温平亚当了营长，杨连江当了个连长，孙建华当了个上尉参谋。与此同时我们党主动撤销了自己组织的政治部，全部调走了各中队的政治指导员。各中．队的党组织改为队外领导，主要领导人是袁士先同志。

1939年初，我们留下的四个中队就改为县保安大队了，大队长是县长谢发明兼．副大队长是丁树本派来的黄××(据说他原来是石友三的部下)。大队政治部主任是张子正(国民党员)，还有万义斋(这个人很反动，土改时被群众打死了)、鲁仁轩也都在政治部。李茂林、我、李国贞和安经武领导的四个中队，还是原班人马重编为一、二、三、四中队。这时，就有国民党清丰县党部了，岳图南是党部书记长，保安大队各中队指导员都是国民党县党部派的人担任，我那个二中队先派了个指导员叫岳宗恋，据说是个跨党分子，这个人还不错，跟我们一心，没有说过国民党一句好话。时间不久，县党部把各中队的政治指导员完全换成国民党员了。由1个增加到3人。他们的政治工作逐步深入到群众，在各中队都发展了国民党员，建立了国民党的组织。特别是1939年夏，丁树本参加洛阳会议回来后，县长也换成毛汝彩。他们在每个中队挑选30来个青年战士，在文庙训练了两个月，集体加入了国民党。从此各中队都产生了两个党的尖锐矛盾和两部分党员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时，国民党对我们下了毒手。把我们共产党员中的骨干(班长)借故开除了，换成了他们的人。当时，保安大队干什么事呢?除了常有1个中队轮流在阳邵、滩上一带驻守县西北角(防匪)以外，其余3个中队就是在县城站岗、放哨，为国民党的政府机关维持治安。

1940年2月，打败叛军石友三，丁树本也吓跑了，清丰县政府和县党部的主要人物毛汝彩、岳图南以及他们安插到保安队里的黄副大队长等人天一黑就惊惶失措跟丁树本一路逃跑了。他们的行动对我们四个中队长是保密的。只是把县政府的一个骑兵队(队长是陈伯岑，共产党员，楼集人)带走了。(后来，陈伯岑又把这个骑兵队的人马枪支全部带回来了)、县党部派到政治部的政工人员和各中．队的政治指导员如树倒猢狲散一样偷偷的跑光了。政府机关的其他人员，都是地方上的人，一听说他们都跑了，这些人也都自动回家了。保安队在丁树本逃跑之前已接到党的秘密通知，说县政府和县党部将要跟丁树本逃跑，叫我们做好准备。我们四个中队长开了个紧急会议。决定我们清丰县的武装决不能被丁树本带走。如果命令我们走，就分为四个方向拉出城去。他们走后，保安队维持县城的秩序，保护了县政府和各机关公共财产的安全。当时由于我们党的领导人同时还兼任县动委会的职务。在石友三未来到清丰之前，为了党组织的安全，县动委会已迁移到县西转为地下活动了。听到县长毛汝彩逃跑的真实消息后，党的领导人和县动委会立即进城，筹备建立抗日民主政府。3月份，清丰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袁士先同志当选为县长。从此，县保安队从国民党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成为我们抗日民主政府的武装了(叫做卫东大队)。不久，我们的鲁西五大队，(实有1个营的兵力)调来清丰，我们这四个中队和其他地方武装都一同编人五大队了(叫做卫东大队)。共编了3个营(相当于1个团)。原来的五大队为一营，我和李茂林的两个中队：，加上陈伯岑、曹秀安的两部分为第二营，我任营长；安经武、李国贞那两个中队，加上那一部分为第三营，安经武任营长。开始活动，我们在清丰一带学习打游击，后来，到了7、8月份，黄克诚同志带一部分队伍从太行过来，路过我们这里，其中，有个六八八团，光有干部(团长政委都是老红军，营以下干部都是20多岁的青年)没有兵，奉上级指示，又把卫东大队3个营编入了六从八团了。改编地点在柳格，改编的方法很简单，先由卫东大队原来的干部把队伍带到改编地点，以连为单位进行交接。六八八团的各连连长、指导员一点名就带走了(其中包括排长、班长和战士，连长以上干部人家都有，不要地方干部)，后来，这支部队转移到安徽新四军根据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