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波士顿双城记

yljcl 2015-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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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闻名全球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纽约在世界金融界的地位是无人怀疑的，但是谁要说波士顿在全球金融界有什么样的地位，恐怕没有几个人能说出所以然来，除非研究金融史的历史学家，他会告诉你，波士顿是现代席卷全球的共同基金浪潮的鼻祖，更是全球第一大基金管理公司富达基金的发源地，在金融发展史上起过无与伦比的作用，它是一个不应该被遗忘的城市。

但是，波士顿这样一个历史名城确实被人遗忘了。全世界知道纽约的人远远多于知道波士顿的人，两地如此大的名声差距，在19世纪的美国是不可想象的。那时的波士顿和纽约一样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城市，靠着与东方的贸易或利用地区水路的优势建立大型纺织厂的人在18世纪发了大财，在波士顿的这些商业大亨在19世纪来临的时候，积累了巨额的财产，摘取了美国经济的桂冠。

但是时代在急剧的变化，到19世纪中叶的时候，纽约和费城的一些金融家通过发行股票为建设巨大的铁路网和采矿企业融资，很快这些金融家取代了波士顿的商业大亨摘取了美国经济领域的桂冠，一夜之间在那两个地方产生了大量的百万富翁，但是波士顿金融界对这些人不屑一顾，对纽约和费城的金融资本竞争嗤之以鼻留，其中一位叫劳森的特权阶层成员所说的话，最能表现波士顿金融界的孤芳自赏。他说：“波士顿迄今为止奇异地没有产生像在纽约和费城那样一夜之间遍地冒出来的形形色色的百万富翁，纽约是一个没有人能记住昨天以前的事儿的城市，而波士顿是一个充满回忆和富有传统的城市，实践的是朴实的商业行为准则，日久年深的实践形成了固定的行为准则。”

而纽约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气氛。1857年，摩根家族的朱尼斯·摩根已经派他的儿子约翰·皮尔波特·摩根远渡重洋从英国来到美国开拓业务，在美国早期的铁路建设中，摩根家族在为铁路项目融资中赚取了巨额的利润，成就了他金融巨子的实力。而此前罗斯柴尔德家族和霸菱家族也已经在英国伦敦为美国的铁路建设融资，把大量的资金从英国输送到纽约，也从中赚取了滚滚的钱财，成就了金融世家的霸业。在19世纪的大潮流中，铁路建设和采矿业需要巨量资金，单靠几个机构或个人已经无法满足资金市场的要求，需要中介机构联合世界上所有的资本供应者来满足这些大项目的资金需求。历史进入了新的时代，不是靠个人的积累，而是靠财团的力量才可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时候掌控历史的力量就转给了金融资本家。纽约因其资本市场的活力和融资额成为了全球瞩目的名城。

但波士顿的那些商业大亨拒绝了这股金融资本的潮流，他们不把自己当成资本家，而当成他们后代财富的管家，他们的主要价值准则是保护资本，进行慈善活动。跟纽约把有太多的钱来花销当成一件好事完全相反，他们厌恶对财富的毫不掩饰的炫耀，长辈们告诫后人尽量不要拿太多的钱出来花销。保护资本的倾向使波士顿金融家开辟出了一项新业务，那就是财产托管业，被委托人照管著名船长的财宝箱和去逝了的金融家的证券投资，从中收取手续费。当然，这种做法使得波士顿的金融血管开始硬化，它的投资习惯变得越来越僵化，新的滚滚财源也就离波士顿而去。但是，因为这种财产托管业在波士顿的历史很长，以致于形成了相当的专业水准，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评价波士顿，“在其它富裕城市，特别是纽约和费城，也有人专门从事委托业务，管理着大笔委托基金，但只有在波士顿是独一无二的，个人托管业务发展成了一种像医学和法律那样受尊敬的职业。”(见亨利克斯著《基金帝国——富达敛财的神话》第38页)

托管业在波士顿成了一项世袭崇高职业。更重要的是，法官普纳姆在裁决一个诉讼案时，给了波士顿托管人在处理问题时比其它州的托管人更多的自由度，那就是托管人的全部责任是表现忠诚和实施正确判断的权利，不是着眼于投机而是着眼于长远安排他们的基金，既考虑资金安全，也考虑可能的收益。这个裁决给了波士顿托管业相当大的自由度，但是波士顿人骨子里的保守习惯没有发挥这个法律裁决可能发挥的作用。虽然瑞典人的后裔莱弗勒在波士顿建造了第一个共同基金：麻萨诸塞投资信托公司，但是他在波士顿辛苦了6年却碌碌无为，他在这里没有用武之地。

虽然波士顿式的基金是谨慎稳妥的象征，在美国基金历史上留有威名，但波士顿式基金没有在美国形成燎原之势。因为这个城市在最初的繁荣中形成了孤傲、排外和保守，使他们面对外来新鲜的事物激起的是一种像城堡一样的防御意识。一个城市要谨慎自己不被现有的文化所束缚，就要有随时接纳外部新鲜事物的勇气，并致力于建设一种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新文化，从21世纪回望纽约波士顿双城记，对于今天当有豁然开朗之感。历史学家科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