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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淑俠 (1931-) 閻純德 1994年的金秋，在武漢桂子山華中師範大學，我又見到了趙淑俠。在這次國際研討會上，專 桂子山溫馨如夢，常常令我想起；另一個金秋—一是北京最美的季節：滿街的鮮花把首都裝扮得如花似錦。 車水馬龍，描繪青春。人們在商品社會的大潮中奔忙、陶醉，我在滾滾紅塵文海裏尋找另一個世界和知音。 1992年 10月 15日，北京，王府飯店。 我應約去見著名華文女作家、歐洲華文作家協會第一任會長 歲月無情，一晃就是幾年。幾年，好像就是幾天，幾分，幾秒；一切，仿佛就在昨天。 但是，現在的趙淑俠已經今非昔比。在她的兩本小說《夢痕》及《翡翠戒指》相繼譯成德文出版及長篇小說《賽金花》在臺灣和大陸同時面世之後，更是文名大振，不僅名滿中國大陸臺灣香港及海外華文世界，連德文世界也是聞名遐邇。 我對 可怖的童年 童年，是人生的基石。童年應當是美麗而幸福的，而趙淑俠的童年却是蒼白的。 她的故鄉是黑龍江省松花江畔的肇東縣，而遠祖則世居年年遭受黃河之災的山東省齊河縣。在父輩之前，趙家不是書香〔1第，世世代代以農耕爲生，清朝末年的連年黃河泛合和旱災，把身爲佃農的祖宗趕到了關東那片黑土地上。運氣、勇氣、智慧和毅力的艱苦考驗，經過數代人的開墾耕耘，發家致富，後來終於在祖父的時代成爲大富的農耕之家。祖父是讀過私塾的憨厚淳樸泥脚漢子、不會多說，只會身體力行，深明做人之大義：有了財富不只是增加個人的享受，於一家老小的溫飽之外，還要照顧地戶的生老病死，還爲當地建造學校和圖書館。這種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義舉，爲肇東人傳爲佳話。 决心改變愚昧落後的祖父，在趙淑俠的父親還是兒童時，就要他好好讀書，將來精學法律，“爲傳統人治政治體制下無權發言的小老百姓主持一些公道和正義。”他沒有辜負這個期望，終於沿著父親指出的道路走出一片光明：他考上了北京法政大學。但那時，東北那片沃土肥水已經淪爲日本帝國主義魔掌下的獵物。他從北京法政大學畢業，返鄉服務於政界，同就讀於哈爾濱醫專、出身於屬於旗人的官宦之家的女子結婚。“九·一八”事變後，他們逃到北京，不久，於 趙淑俠的母親知書達理，懂音律，擅丹青，有著不凡的繪畫和音樂之才。但在趙家，這個天分幷不被公婆看重，“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千古教條，在越是有眉有眼的家庭越是頑固不化。母親的天才和智慧也沒有束之高閣，讓它白白來世一場，她精心地傳給了小名叫愛珠與禾珠的趙淑俠與趙淑敏姐妹。母親教子有方，趙淑俠三四歲後，就規定每日描紅、寫大字、認字、背唐詩，如果功課做得好，還有獎勵——“獎品就是母親的畫，多半是猫、馬、猴子和畫眉鳥；我非常珍視這些畫，每得一張就掛在我床旁邊的墻上，掛得一面墻滿滿的。”這是作爲長女的趙淑俠，留在記憶裏的最初的故事。典雅，清純，不事濃妝艶抹的母親，在趙姓這個大家庭裏，逆來順受，勤勤懇懇，一顆愛心變成了趙淑俠文學基石上第一鏟土。後來，趙淑俠之妹——作家趙淑敏回憶說：危險的氣質和藝術的造詣“嫁到以純實用主義的墾裔族家庭”，都成爲無用的浪費；“幸而媽媽屬於多子母且兒女們都得她的一些遺傳，幾乎個個都喜愛音樂或美術。最明顯的例子是得了爸爸的好嗓音和她的音樂細胞的四女兒便成了真正的職業聲樂家，老大淑俠原來從事的行業是美術設計；老二淑敏在可塑的年齡也曾受師長的慫恿專習聲樂和西畫。而多思善感，美術的靈氣和天性，更分給了淑俠和淑敏。父親晚年曾對人說，淑俠淑敏能成作家，全因他的遺傳。不全對，文學的情感，藝術的氣質是得自於母親的。” 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蓄謀已久的盧溝橋“七七”事變終於爆發了。正在小學一年級讀書的趙淑俠，第一次聽到老師那樣激動的聲＃曰： “孩子們，咱們到底抗戰啦！” 她終於懂得了“抗戰”是怎麽回事——用老師的話說，就是“人家怎麽打過來，我們就怎麽打過去！中國不能老是受外國的氣……”是的，鴉片戰爭，八國聯軍，中國人受盡了欺負。 深秋，落葉在街上被風趕得到處亂跑。兵荒馬亂，商店關門了，學校關門了。趙淑俠一家從瀋陽坐火車入關南逃。火車像罐頭盒，擠滿了難民，像牛車，走走停停，整整走了一天一夜。日本兵已經占領鐵路沿綫的車站，明晃晃的刺刀，炫耀著大和民族的野蠻。在一個車站，趙淑俠親眼目睹了日本軍官用長長的刺刀將一個西瓜小販的滿攤子西瓜一個個劈碎，然後把他打倒在地，用皮靴瘋狂地把他踢得頭破血流。這一幕，在她幼小的心靈裏，留下的永久的恐懼和模模糊糊國破家亡的惆悵。 戰火吞沒了童年和青春。 趙淑俠一家像許多中國家庭那樣，在日寇的驅趕下倉皇南逃，從此悠閑安靜的日子不復存在，昔日夢境也無處尋覓，中國在戰火中受難，也在戰火中新生。 飛機的轟炸聲和時遠時近的炮聲製造著死亡和恐懼。 狼烟滾滾，携兒帶女，到處都是逃難的人群。先北平、南京，後武漢、湖南，黃河長江山山水水，趙淑俠一家也是這難民潮中一葉顛來簸去的小舟。 許多往事，趙淑俠不能都儲存在記憶裏。火車，汽車，渡船，牛車，步行，風風雨雨，忍饑挨餓，酷暑嚴冬，如何隨父母南下入川的，趙淑俠似乎不甚清晰，又仿佛是一場夢…… 沙坪壩 他們終於在四川重慶沙坪壩定居下來。 第一天，就聽說有個學校的老師和同學在江邊等船的時候被日本飛機扔下的炸彈炸得連尸首都找不到了。當晚，熟睡中她被驚慌的父母叫醒：“快快起來快快起來，有警報了！”她穿上衣服跟著大人跑，鑽進啦啦滴水、濕呼呼的防空洞，在昏暗的桐油燈下，大家驚慌地等在那裏，有的坐，有的站，面對面，沒有聲音，甚至沒有呼吸，有的把自己交給上帝，有的把自己交給僥幸，有的只是聽憑自然，一句話，讓命運安排一切。一陣天崩地裂的爆炸之後，解除了警報，她聽大人說，日本飛機投下的炸彈、燃燒彈，炸死了許多人，燒了幾條街。“日本人，我們到底做了什麽？爲什麽要這麽欺侮我們？”趙淑俠的悲憤感情不比大人少，她覺得不可理解，日本人不呆在自己的國家，爲什麽要跑到中國奸淫燒殺搶！？ 在國難裏，趙淑俠一家同千千萬萬的中國人一起經受熬煎。“頭兩年，日本飛機不停地來轟炸，我們日夜不分的就忙著逃警報，警報解除之後回來，不是見燃燒彈燒得半邊通紅，便是見斷墻頽壁，遍地瓦礫……”大後方重慶也沒有安定的日子，嚴重地受著戰爭的騷擾，人人不得安生。當時趙淑俠的父親在東北協會服務，薪水低，養家糊口都成問題。趙淑俠回憶說：“……戰時物資奇缺，生活艱苦，妹妹們又一個個出生，父親做官清廉，除了薪金之外沒有一星半毫的‘外快’，每月收入只够半個月的開銷，另外的半個月生活全靠變賣母親的各種首飾維持。於是，母親指頭上的翠、鑽、寶石，一樣樣，全變成了肉菜米麵，進了我們的肚子……”這記憶猶新的戰爭苦難，回憶起來很不輕鬆。 沙坪壩小鎮不大，却薈萃了從南京、天津等地遷來的著名學府，文化氣氛極濃。東北協會附屬小學（又稱東北小學）也擠在那裏，趙淑快最初的小學生活，就從那裏開始。校舍因陋就簡，兩個年級只有一間教室。就在這樣的教室裏，趙淑俠同許多孩子一起，從書本 有什麽樣的環境就有什麽樣的人。趙淑俠對童年沒有太多的美好記憶——戰爭、逃難、恐懼、挨餓、冷遇、不公平，沒有一點詩情畫意。她在《自傳》裏說：“在小學時代，我是個出類拔萃得差不多要算‘天才’的那種小孩，可是因爲生活中缺少安全感，心情上覺得無法獲得父母的喜愛，性情就難免有些孤僻，鬱鬱寡歡，不像別的孩子那樣活潑，生命有力。” 趙淑俠這種心態從小壓迫她，幸福似乎與她絕緣。在學校裏她也受那些不懂事的同學的欺侮。當時她長得黃皮瓜瘦，又矮又小，儘管學習力爭上遊，功課門門優秀，但也難像那些白白嫩嫩、打扮得如花似朵的同學那樣獲得老師的歡心。“在我童年時代的心裏，可以說整個被憂鬱、懼怕、孤獨和無依無靠的惶恐籠罩著。”長長的，厚厚的童年時代的陰影，是一種無法擺脫的黑暗，使她幾乎無法走出惶恐心態的重圍。 大概九歲時，她讀到一本《窮兒苦狗記》。窮兒的悲苦命運，使她難過，同情之心也第一次把她和書中的人物聯繫起來。這本書好像一把鑰匙，啓開了她的心智，仿佛走進了另一個天地，使她眼界大開，世界上原來還有這麽多有趣的事情。從此她開始一本接一本地、欲罷不能地讀起課外書來。那時她不懂文化不文化，只是饑不擇食，抓到什麽讀什麽，不分好壞，也不管看懂看不懂，書便是一切，那裏有一個迷人的天地，那裏有無窮的幸福。十歲之前，她已經讀了魯迅、巴金及許多成人劇本和小說，而童話一類的書反而是她成人之後才讀的。以她那時的眼光看來，仿佛張恨水比托爾斯泰和莎士比亞還要高明。 東北小學開辦不久，終因經濟桔據而關閉。當時趙淑俠十一歲，她只好轉到紅廟小學繼續學習。可能因爲她是長女，父母總是忽略她的存在，也許父母逆境中的心緒欠佳，或望女成才心切，在家裏不僅沒有自由，還常常挨駡。無愛的家庭和學校在她感情上留下黑色的陰影；在她讀了一本叙述一個孩子從家裏出走的故事之後，一下子就變成了她的反叛情緒，那個小主人公的膽識和勇敢精神深深地打動了她，於是便也産生“逃”的念頭：到盤溪“孩子劇團”去！他們是專門收容沒有父母的孩子的。那時她認爲自己有演戲的天才，將來一定能成爲名演員。但是，最終她沒有勇氣邁出實踐的步子。 尋找自我 趙淑俠對文學的偏愛和天分，在小學時期就表現出來了。不少學生對文學還在蒙昧狀態時，她已經開始寫詩了。抗日的烽火正在長城內外大河上下燃燒，嘉陵江從高山走來，也給趙淑俠帶來了詩情： 啊！嘉陵江，我的母親 你日夜不停地奔流，一去不回頭 浪濤是你的微笑，水聲是你的歌唱 啊，我的母親，你日夜奔流 正在從我身邊溜走…… 一個瘦瘦的小女孩，冬天穿著黑大衣，口袋裏裝著自訂的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了她的詩作。趙淑俠說，那時那種强說愁的童言，給時時操心的母親帶來許多不安，而自己則認爲那是一顆詩心。 小學五年級下學期，趙淑俠班上來了一位姓傅的級 走出寂寞 初中時的趙淑俠在中央大學附屬中學讀書。這時，她的個性已經顯露出來。生活沉重而苦悶，唯一的快樂是看書——廢寢忘食地讀閑書。跑書店看閑書，已經不能滿足她的興趣，於是就把父母給她的早餐費全部給了租書鋪的老闆。她常常背著父母看書看到深夜兩三點，有時竟終宵不寐，由於睡眠不足，結果身體弄得面黃饑瘦。十二三歲的小小年紀，已經把《石頭記》（即《紅樓夢》）、《羅密歐與朱麗葉》、《孽海花》，以及當時流行的張恨水的小說，統統看了一遍。趙淑俠看閑書看得神魂顛倒，百事俱廢，心裏念念不忘的全是書上的人物和情節。她回憶說，由於迷戀課外書籍，“常常在上課的時候偷看閑書，這就使功課急轉直下，原來常得100分的算術，居然連混個60分都成問題。但這時的我已顯露了對文學和藝術方面絕對的興趣。”她雖然爲此吃了不少苦頭，但文學裏的那種滿足和陶醉是無窮的。 “這時，我是兩個老師最看重的學生，一個是教 在家裏，姐妹成群，趙淑俠爲長，父母的注意力全在小的身上，這便造成她心理的極大偏差，總覺得父母不公平，不關心不愛護不理解她。“我在家裏感不到溫暖，只覺得痛苦，這時期的我，是個十足的問題少年。”所謂問題少年，一種是打架、鬥毆、危害社會的少年；另一種則是感情脆弱，感覺敏銳，有志向而得不到重視，有思想而無人瞭解的少年。趙淑俠屬於後者。而後者，苦悶最深，最重。在四川的那些年，她一直屬於這樣的孩子，內心充滿了訪惶，茫然，悲觀和逃避的情緒。這種痛苦曾使她不能自拔，還是那位恩師的關心、愛護和教導，使她在痛苦裏建立了信心。趙淑俠不止一次很動感情地談起那位安拉師：“我之所以對文學如此眷戀，經過了那麽多的挫折和打擊，還固執著我的寫作之筆，可以說 中國抗戰八年，趙淑俠在“天府之國”過了七年。從童年到少年，她長大了，心理也在經歷一種新的變化。她曾羡慕過一位高班女同學的漂亮與處境，希望上天也能給她這種幸運。“誰知竟出現了奇迹，在我們復員還鄉的那一年，我突然躥起個子來，把很多同年齡比我高的都趕過了，也不再那麽黃黃瘦瘦，居然變得有紅似白的了。這使我有由醜小鴨一下子變成白天鵝的快樂。”那一年，她還不足十五歲。 重慶，第一次給她艱苦和恐懼，失意和得寵，寂寞和希望，這個多味的人生和世界，最終成爲這位少女的財富。山城重慶給她留下的是戰爭的魔影，而嘉陵江的流水沒有辜負她，如今在文學王國裏她一瀉千里源遠流長的歌唱裏，總有這條古老江水樸素的歌聲。 勝利之後 黃河東歸大海，抗戰已成過去。東北的高粱紅了，秋蟲和百鳥聯手舉行“八·一五”大合唱…… 中國人八年的流離失所，饑餓，恐懼，死亡，遍地創傷，在趙淑俠心裏鑄成了不能磨滅的記憶。她在一篇回憶文章裏說，在那個時代，有愛國家愛民族之心不會被認爲是在賣膏藥背八股，而說對國家民族的事做得去關心，是要讓人譏笑蔑視駡得狗血淋頭的。那個時代，“是把小我投入大我，多少情侶和年輕夫妻灑淚分離，男兒心甘情願的投入疆場的時代。是青年們爭著爲保衛國家到前綫和敵後去效死，死而無怨，死而含笑的時代。是物質之匾乏，生活之艱苦，精神之豐富，信心之堅定，在今天都無法想像的時代。是全國老少都愛唱抗戰歌曲，流行歌曲流行不起來，也沒有人屑於唱的時代。是作家們的筆一致爲沉歌抗日聖戰，爲鞭撻日本帝國主義，爲哀念死難同胞而寫，人性與只關心個人感情的文藝作品不受重視，還要被責爲沒心沒肺的時代。是中國民族萬衆一心，最團結，最有生氣，中國人最以做中國人爲榮，雖苦猶傲，一點都不崇洋的時代……抗戰的年月就是這樣的一個時代。一個雖然充滿危機、苦難、流血、艱辛，却也充滿著生氣、希苦、信心、鬥志，令人一生一世也忘不了的時代。”那個驚天地泣鬼神的大時代，在趙淑俠的生命裏也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1945年，抗戰終於勝利，這給中國的大地和人民帶來了異常的興奮和喜悅。趙淑俠回憶說：“在那個悶熱的夏天傍晚，也不知怎麽聽到日本投降的。人們像瘋了一樣，嘩的一聲叫起來，店鋪的門口碑僻啪啪的放著鞭炮，小鎮窄窄的街道上擠滿了人，有的哭有的笑，流浪了七八年的遊子們要回老家了，悲喜交集得淌著眼淚引吭高歌。”（1985年 8月，臺北《聯合報》所載趙淑俠文章《那是個什麽樣的時代》） 血與火中流浪多年的人們可以回家了，可以擁有和平，擁有愛情，擁有家庭，可以建設新的生活了。趙淑俠一家也是欣喜若狂，盼望著回到故里與飽經戰亂的親人團聚。 懷著日本投降創造的令中國男女老少無法形容的那種激動和喜悅情緒，趙淑俠也流著淚水，告別老師同學朋友，告別沙坪壩，告別重慶，告別長江，隨父母山一程水一程地回到東北。 趙淑俠的父親是在日本投降後作爲國民黨的接收官員到東北的。她回憶說：“在復員接收的混亂之中，有些官員竟利用職權，斂不義之財，而我的父親一直爲官，亦常有斂財的便利，可是他從未取過一文非分之財，也因此，我家的生活一直很清苦。抗戰勝利後在瀋陽，很多人都弄了一幢或數幢房子，我家却是片瓦皆無，借住一個朋友的公家宿舍。”在瀋陽，他們一家還是過著相當桔據的生活。 “太平洋”傳奇 “打回老家去！”那歌聲整整八年，像潮聲，像雷聲，在祖國的大地上一浪高過一浪地傾訴著千百萬“東北”人的感情和心願。趙淑俠隨著父母，回到了曾被日本人殘酷蹂躪的那塊黑土地。 1947年初，趙淑俠入瀋陽國立東北中山中學繼續讀書。文學仍然是她至真至誠的愛好，當時她最喜歡的一種雜志叫《太平洋》，該雜志抨擊時弊，是青年中的明星雜志。 在學校，她天馬行空，獨來獨往。她插班到東北中山中學之後，她所在的那個班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有的男同學的學業開始上進了，不修邊幅的，開始偷偷地搽起雪花膏，原來粗野的開始變得文靜了…… 趙淑俠正值如花似朵的年華，天生玉質，同學們無不認爲她是學校唯一“漂亮得驚人”的“美麗女神”。在她那個班的教室裏，第一二三排的左邊計有五個女生，共同組成一片綠洲，而趙淑俠則是綠洲中的鮮花。鮮花總是惹人喜歡的，不少同班、同年級和高年級的男學生都暗暗傾慕於她。可是，趙淑俠拒人於千里之外，誰也接近不了她。當時她的作文最好，每每作爲範文貼堂或朗讀，受到老師的誇獎。趙淑俠高不可攀，深不可測，神秘無比。但總有大膽的男學生，當時有七個人每日神魂顛倒地給她寫情書。七人中有一位屬於年級高勢力大者，他得知除他之外還有六個人也給趙淑俠寫情書時，又氣又惱，分別將那六個同學揍了一頓，要他們必須統統死了那份心，趙淑俠只屬於“他” 東北中山中學裏因她發生的騷動和“戰爭”，趙淑俠幷不知道。趙淑俠自己說：“我不愛講話，當時我和男同學沒有說過一句話。”少年人的單相思，苦惱著一大片，而她却仍然每天拿著一本《太平洋》，上課來，下課走，深奧得像博大的太平洋，平靜得像安靜的太平洋。 有一天，一位男學生喜不自勝地奔走相告他的偉大發明：“告訴你，我終於給趙淑俠找到了一個外號——‘太平洋’！”同學問他爲什麽叫她“太平洋”？他說理由有二：一是她總是拿著一本《太平洋》，人在雜志在，雜志便是她的標志；二是她的威嚴，誰也摸不透，就像深不可測的太平洋……大家覺得他說得有道理，從此趙淑俠的“太平洋”綽號便在東北中山中學傳開了。 趙淑俠一頭扎在功課裏和文學中，本來對政治的興趣相當一般，但那一次學生組織的反饑餓爭民主的絕食行動她也參加了。絕食的滋味幷不好受，她同班同學給她買了兩個餅，可她不敢吃，當她看到領導絕食的頭頭也在吃東西之後，她才敢吃。 在瀋陽，她讀書的時間不長，可那裏的日日夜夜，也頗令她難忘。至今她還記得那首蕩漾在東北中山中學的校歌《慘然的微笑》： 在這裏，我聽過大海歌唱，在這裏，我聞過豆菊花黃； 我和她曾幷肩靠著椰子樹，我和她曾談起我的祖國。 他睜著他那大而黑的眼睛他痴痴地，他呆呆地望著我。 我和他的愛情同海洋深，他爲我而斷送了他的青春。 那大海已埋葬了他的形和影，那大海却洗不盡我的仇和恨。 我聽見海風吹起浪潮，那正是他的靈魂向我呼號。 我看見那陽光照著波濤，那正是他靈魂向我微笑—— 慘然的微笑…… 趙淑俠在東北只滯留了一年，內戰又得使他們“倉皇出逃”。戰爭連年是中國歷史的不幸。槍炮聲跟著趙淑俠，似乎在告訴她：這就是戰爭。就這樣，她懷著不解和恐慌，看一眼漫山遍野的烽烟，又隨著父母，先北平，後南京，1949年末，最後到了臺灣。 “初戀” 戰爭給人生製造了夢。但對臺灣環境陌生，而人情却又似大陸。她很熟悉那些面孔。那些北方人的語言，那些北方人的習慣，使她那種模糊的離開母體的失落，多少是一種安慰。但是，關山遠隔，故鄉何在？ 初到臺灣，他們連安家費都沒有。吃住沒有著落。“父親原出身於大富之家，曾有過人間最優裕的日子。只因戰亂關係，竟半生受生活的壓迫，這也難怪他心情煩躁，終日愁眉不展，常發脾氣。”趙淑俠說，“當我長大成人，吃過苦頭之後，才慢慢體會了父母的心，可是在這之前，家裏的氣氛常使我感到極度的痛苦，有種被壓迫的窒息感。” 在臺灣，她在台中女子中學讀高中。那時包圍著她的仍然是無窮無盡的憂愁，一種不可名狀的窒息感占據了“少女情懷”。不過，對趙淑俠來說，解愁的靈丹妙藥還是文學。像在大陸讀初中時那樣——她把自己的感情獨交文史，仍然做 “女大十八變，越變越好看”，這句俗語被趙淑俠應驗了。自從步入少女時代，她越發眉清目秀豐滿瀟灑美麗動人，於是“樹大招風”，麗人惹事，無形中趙淑俠便扮演了“大美人”的角色，像“校花”一樣，成了衆人矚目、名傳遐邇的女學生，自然也就成了許多男學生注意的目標和“太保”們找麻煩搗亂的對象。一些幻想家大膽地替她杜撰傳奇故事，以至於她真希望有那樣的光榮經歷。“但是我沒有，連一般青少年們，常和同學們在一起談談、聊聊、出去走走的年輕人的生活都不知是什麽滋味，下了學就趕快幫忙家務。”趙淑俠說，“根本不懂什麽叫‘寂寞的十七歲’，只覺得一顆心蒼老得像千年古松。” 高中畢業，趙淑俠的第一志願是報考臺灣大學國文系。她認爲，國文系是文學的天堂，作家的搖籃。但是，考試因爲數學吃了鴨蛋而名落孫山。趙淑俠被父親痛斥了一頓之後，便到台中農學院辦的補習班補習去了。在補習班，她還是 ——“不能再失敗了，再失敗就後退無路”。“投考的目標還是台大國文系，除了想一輩子寫文章弄文學之外，別的什麽全引不起我的興趣。不幸，我又失敗了……這次失敗給我的打擊最重，使我再也爬不起來。萬念俱灰，自暴自弃，環境逼迫之餘，我做了生平最錯誤、最荒唐的一件事。這件事給我的痛苦我永遠不願再想起，也沒有足够的詞彙來形容。忘了是誰說過的一句話：‘沒有哭過長夜的人，不足以言人生。’我認爲我是有資格言人生的，因爲我哭過長夜。”趙淑俠所說的平生做的最錯誤最荒唐的那件事究竟是什麽事，我沒有問。人人都有隱私權，作家不願說的，我也不必窮追不捨。 趙淑俠對人生的天真執著和純情，受到雷火的狂暴閃擊，她承受不了這種打擊。她像掉在大海裏，四顧茫茫，“連一根攀附的浮木也找不到”。在極度絕望孤獨中，又是文學—一她最好的朋友，笑眯眯地走出來，撫摸她，安慰她，鼓勵她。於是，趙淑俠內心嘶叫著：“我不能再認輸，我非奮鬥出一條生路不可。”她再也不聽命運的擺布了！在沒有讀書和寫作環境的情况下，她要讀書，她要寫作！她掙扎著讀，掙扎著寫，她要在文學裏殺出一條生路。 中學時代過去了。這個時代，對許多人來說，也是人生奠基的時代。那些不可遏止的少年文學狂、寫作狂們，就是從這個時代圓成了詩人、作家之夢。1951年，趙淑俠剛剛二十歲，便已經寫出關於海盜的長篇小說。接著，他又寫了一部二十多萬字的長篇小說。她背負著文學的重擔在一條坎坷的路上探索，信心、意志催促她，仿徨、絕望攔阻她。那年3月，她羞怯地跑到台中師範看望名作家孟瑤，坦白地向她傾吐心中的苦悶，求教創作的秘訣。孟瑤平易近人，真誠地對一位文學青年講述自己的寫作心得，告訴她，寫作應先從短文寫起、寫作與生活、閱讀的關係，鼓勵她：“……只要肯寫，多寫，一定會寫出成績的。”趙淑俠從這次不長的談話中，獲取了這樣的信心：“我可以寫，有一天我會成爲作家。” 在那個時代，趙淑俠把自己最初的寫作稱爲“難忘的初戀”。 苦澀的就業 在家“待業”那一陣，她讀得多寫得少。她覺得讀得越多，越覺得自己空虛、無知，但她還是寫了一大摞——那算是給自己看的“練習作”。沒想到，這些習作竟成了她就業的法寶。憑著它和自己一口標準的國語（普通話），趙淑俠在臺灣正聲廣播公司找到了工作——編輯兼播音員。在這時，她同時還考取了中國廣播公司，由於後者沒有宿舍，於是便進了正聲廣播公司。 趙淑俠心裏充滿了無限的喜悅：“我有工作了！”自此，她可以離開家庭獨立，不用吃穿父母了，她開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涯，於是也就有了獨立的人格。人生轉折的旗子，抒寫這興奮、榮譽和自豪，她覺得自己有了真正的生活。 她在正聲公司每周要撰寫三個有固定題目的短劇，兼擬叫賣式的廣告稿，另外還在星期天播音。“每當寫到‘炸鶏，炸鶏，大家來吃炸鶏’或是泊皮鞋，白皮鞋，白皮鞋來了’的時候，她總有點哭笑不得的感覺，這工作與她立志寫作的初衷大相徑庭，心想：‘難道我的寫作志趣就是如此麽？就寫這些玩藝麽？’”她心裏不平衡，覺得自己像掉進井裏的牛，天大的本事也不得發揮，長此以往，棱角會磨鈍，興趣會泡淡；但又無可奈何，爲了吃飯就得就業，有時工作不理想，也得去做。 趙淑俠在正聲廣播公司工作了兩年後，她父親托人在臺灣銀行找了一份工作，兒從父命，她只有應允。但那個環境與氣氛，於她幷不合適，也不甘心做一輩子銀行職員；她想，還是寫作，還得寫作，幷且準備請教內行。第一個請教的是臺灣師範大學的 趙淑俠每天工作八個小時，很累，身體狀况又不太好，下班回來已是精疲力盡。但是她還要讀書、繪畫、學外語，失眠每晚都不忘記折磨她。寫作之夢雖然楔而不舍地誘惑她，此時她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寫作。她覺得必須用學習來充實自己。她認爲，只有豐富的知識，深刻的思想，才能寫出具有深度的作品；“只靠才華創作出來的作品，常常只是虛有其表，內容空洞、膚淺。於是我又停筆不寫了，不但廣泛地閱讀，也認真考慮要正式學點什麽……能學什麽呢？……我的不足不是大學課堂上的講義能彌補的。那麽我該學什麽？該怎樣改變目前的情况呢？”趙淑俠說，“當時我求變、求知、求彌補的心志堅决極了。我深深地覺得，我人生中最好的一段時光，整個虛擲了。我不甘心。我能拿起筆劃畫，不過也和寫文章一樣，完全‘無師自通’信筆亂塗面已…” 異國尋夢 當時臺灣剛剛興起出國潮，很多青年學生到美國或深造或鍍金。趙淑俠一向對美國興趣不大，心儀的是歐洲那份浪漫氣氛。通過一位在瑞士的同鄉，在法國巴黎打聽到可以注册的美術學校，於是出國留學的念頭便在她心裏生了根。錢，她攢了一點，但“只有路費，沒有學費。法文會一點，可是不好，離念書差得遠。但是同鄉說都沒關係，人來了就好辦了，沒有學費可以做工，法文不好可以學。”這種精神支持，終於使她由思想變成了行動。 1960年，趙淑俠告別雙親和妹妹們，告別臺灣的錦綉山水，遠涉重洋，到世界文化之都巴黎留學。那個西方大都市，給她印象最深的是賽納河、鐵塔、凱旋門、巴黎聖母院，以及大異於東方的風情。但是，學校還沒進，人却病倒了，人地兩疏，語言不通，全靠那位同鄉多次從瑞士坐飛機來照顧。病好之後，連學校都沒進，便依了那位同鄉的意見——到瑞士去，彼此離得近，好照顧。那位同鄉，就是她後來的丈夫——瑞士國立工業大學博士、美國工程師學會頒發的“最佳科學論文獎”獲得者、國際著名振動力學專 趙淑俠終於如願以償—一學點什麽。到瑞士後，爲了生計，也由於自己沒有學習純藝術的繪畫基礎訓練，於是便考取了瑞士應用美術學院，學習設計美術。畢業後在一家紡織品印刷公司擔任美術設計師，專門設計女用衣料印花圖案和彩色宣傳廣告。之後，她曾單獨開業，持有美術設計師的執照，經營設計室，設計過一百七十多種實用美術圖案，有的獲了獎。當她喜得貴子之時，她辭去了一切工作，專門做家庭主婦。兒子給了她最大的快樂。“抱著他，我便覺得擁抱著整個世界，把已往失去的全補償了。”趙淑俠說，“直到小女兒珊珊出世，我一直扮演著專業母親的角色，除了養育我的孩子，管理家務，不作他想。寫作，繪畫全被我放下了。”至此，從少年時代醞釀的作家夢，一下子化成了阿爾卑斯山上的石頭，變成已被風撕碎的飄渺白雲，化爲烏有…… 在被人稱爲世界和平“天堂”的瑞士，也講究“女子無才便是德”，一個女子在外工作是被人蔑視的。“一個結了婚又身爲母親的人，全副精力和時間都得放在家庭裏。房子、院子、窗子、厨房的整潔程度，撫育孩子的方式，全有一定的標準。不合標準的會被認爲是不稱職的太太，甚至是又笨又懶的女人。”作爲主婦，這些，她絲毫沒有疏忽。她要努力像瑞士婦女那樣，作一個賢妻良母。她有優裕的生活，但物質不是一切，精神才是人的支柱。在生活表層之下，自憐與抑鬱的情緒困擾著她。鄉愁，無法排遣，無法忍受的鄉愁！失落感，自我放逐的憂傷，尤在夜深人靜獨自挑燈夜讀之時偷偷爬上心來施展其各種刑罰，折磨人，蹂躪人。當她以古典音樂自娛時，生命和時間，就覺得更加難熬：“異國的深宵，悠揚的樂聲，都會把我帶引得脫離現實，依稀地回到舊日的自己。異鄉遊子對故土、對祖國和親人無法遏止的思念之情像一面結實的灰色大網，把我整個罩住了。”儘管趙淑俠在異國那塊屬於自己的小天地裏努力製造故鄉色彩——中國的書報，中國的音樂和藝術，教育孩子以做中國人爲榮，關起門來過純潔的中國生活，但耐不住鄉愁繚繞，穿骨入髓地揉搓她那顆惆悵之心。 故國又醒文學夢 1972年，她帶著一雙兒女回到臺灣省親。她的故國之行純粹爲了與親人團聚，絕非是遊山玩水。那一次正值天氣寒冷，陰雨連綿，“望著窗外的雨絲，多少前塵往事，便像走馬燈似的在眼前轉開了”……與父親閑話家常，舊事重提，父女倆常常相對唏噓；偶爾上街，“迷失”路上；與友話舊，蔓生隔膜……凡此種種，使得趙淑俠暗暗傷情：“我到底是誰呢？還是原來的我嗎？”——“我的內心深處，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失落感，看出今天的自己已不是從前的那個我，十三四年的異國生活，把我變成了一個十足的陌生人。事實上，我的確是另外一個人了。出國前的我，軟弱、多感、仿徨；今天的我，較堅定、成熟、有自己的人生觀和做人的目標，外界力量不再那麽容易傷害我……”“那次歸國給我的感觸是深切的、悵惘的，使我清晰地看到了許多問題，做個終生的異鄉人是什麽滋味？什麽心態？得到多少？失去多少？而最使我感到震撼的，是歲月的無情’天演力量的不可抗拒，當年那麽年輕的我，怎麽就變成中年人了呢？多少遊於不是都這樣的在異國把青春蕩盡嗎？” 趙淑俠在臺灣看到的是國的變化，家的變化，人的變化，物的變化；太多太多的感觸，太多太多的慨嘆，太多太多的悲悲喜喜，在其與生俱來的感情裏，重新凝聚起五彩繽紛的希望，於是那夢的石頭蘇醒了，那夢的白雲聚攏了，絕望的苦果變甜了，趙淑俠一下子又找回了早已失踪的文學女神。靠自己的力量搬開壓在心上的巨石，悟出了“生活的苦與樂，多半操在自己手中，只有真正弱者和愚者，才會任環境咀蝕。我想：如果我有那自怨自艾鬧情緒的功夫，爲什麽不把那些鬼情緒和壓在心上的大石頭，化成文字寫出來呢？”她說做就做，一回到瑞士，放下行囊，提筆寫起了長篇小說，一寫就是五十萬字。這個名爲《韶華不爲少年留》的長篇寫了一年多，內容是通過一個動人的愛情故事，描寫青少年的家庭教育的弊端，以及社會心理、倫理道德和人性的愚昧。這部小說寄給臺灣一家雜志，半年多之後，她的創作熱情等到的却是一盆令人傷心的冷水。但冷水却不能澆滅她如火的寫作熱情。用她的話說，“我要寫，想寫的意志已不是任何挫折能打倒的，長篇不行，就寫短篇。”於是，她相繼寫出了《 民族的心聲 這時，她寫長篇小說之心“死”而複燃；於是就動手寫起長篇小說《我們的歌》。這部用細膩樸素的文筆，瀟瀟灑灑寫的數十萬言的小說，“句句話發自肺腑，既未咬文嚼字，也未刻意雕琢，只是把我的感受傳達給讀者……”此部小說很快得到“中副” 在撰寫《我們的歌》的同時，她把長篇《韶華不爲少年留》重寫了一遍：前半部只是動動小手術，後半部則是重新改寫，幷易名《落第》，由臺灣《文壇》月刊發表，後由新加坡《南洋商報》連載，1982年由道聲出版社出版。由於長篇小說《我們的歌》的成功及影響，1980年臺灣文藝家協會授予她小說創作金獎，這一年，臺灣九歌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散文集《異鄉情懷》，1981年又出版散文集《海內存知己》。 自從趙淑俠真正拿起筆之後，時至今日，再也沒有放下。在阿爾卑斯山之麓，在屬於她的紫楓園裏，當家人還在熟睡的清晨，或已入夢鄉後的靜夜，她便坐在靜悄悄的房子裏，用筆疾書胸中的苦樂，及對故國的思念和關懷。“在吃了那麽多的苦頭，迷失了、摸索了那麽久之後，我終於又找回了最初的道路，這段路程曲折、艱辛，給我的欣慰與悲傷，都不是他人能體會的。”她還說，“我不是弄文學的科班出身，也不屬於任何流派。我寫，只因爲我有要寫的感情，有要說的話，有願爲文學奉獻的狂熱和忠心。”寫作的路沒有盡頭，像一位馬拉松運動員，這一次，上了征途，她要跑到底。她不怕別人批評她的作品跳不出憂患意識的框框，她憑著良知，甘做文壇上的獨行客。“寫自己想寫。要寫的東西，不替誰做啦啦隊，也不受任何形式的影響，無論你流行什麽，我就寫我認爲對的。”但在流派繁多的文學王國裏，她不排斥任何流派，認爲在一個創作自由的社會裏，“任何文風都有存在的權利”。不過，在風格上，在藝術上，她選擇質樸之美。她認爲文學至少要做到與大衆溝通：“欣賞文學不該是少數人的專利，在宇宙的掌心裏，每個人都是天地的子女，如果他或她想借文學來滋潤滋潤心靈，我們何忍故弄玄虛，用艱澀的文字跟他們打啞謎？……因此，不故作艱深，以平易但不失諧美的文字表示出自己所要表現的，與讀者大衆盡可能的融合溝通，是我寫作以來始終追求的目標。我的文學觀是：好的作品不單要問怎麽寫，也要問寫什麽？假若不能兩全的話，寫什麽比怎麽寫來得更重要。一個作家雖用不著口口聲聲的强調社會責任，但使命感和責任的自覺是不能沒有的。”（《從嘉陵江到賽納河畔》）她還說，“作爲一個作家，只對自己的創作靈感和思想忠實是不够的，他必須對創作的良知也要忠實，必得承認他對人群和社會負有責任……”關於小說創作，她又說：寫小說，是一種藝術，也是一種解剖人性和透視社會問題的工作。如果一篇小說的目的只是說故事，不給予故事裏的人物生命，那麽，故事說得再離奇動人，也只是在講故事，不會引起看書的人‘予我心有戚戚焉’的真實感。”（《當我們年輕時·第二本書代序》）文學應該多給人以希望，不要讓讀者墜入絕望的深淵。趙淑俠的作品，無論是小說，還是散文，書中衆多的人物形象，都在她“浪漫樸實”的筆下，栩栩如生。我們從她的作品和她關於文學創作的言論中，可以看出，她具有樸素的“平民文學思想”。 正是因爲趙淑俠有著作家的良知，在她鍥而不捨的追尋、跌倒了爬起來的堅韌、執著與自信中，爲中華民族的精神大厦，添置了磚瓦。這之後，她相繼出版了散文集、小說集及長篇小說《趙淑俠自選集》（1982年，臺灣黎明文化公司）、《故土與家園》（1983年，九歌出版社）、《春江》（1984年，臺灣論壇出版社）、《翡翠色的夢》（1984年，九歌出版社）、《人的故事》（1985年，香港三聯書店）、《賽納河畔》（1985年，臺北純文學社）、《雪峰雲影》（1986年，臺北道聲出版社）、《湖畔夢痕》（1986年，道聲出版社）、《童年·生活·鄉愁》（1986年，時代文藝出版社）及《賽金花》（1990年，九歌出版社），共十七種，數百萬字。她的作品集和長篇小說共有十三種在中國大陸多家出版社出版發行。她曾榮獲各種文學獎，1990年她的長篇小說《賽金花》在臺灣又獲中山文藝創作獎。1992年，她的散文《當我萬水千山走遍》在北京獲“首届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遊記徵文徐霞客獎”。這是她“苦學成功”、“自學成功”、掙扎奮鬥的結果。 趙淑俠是小說寫作的大手筆。無論是長篇，還是短制，多是獨具魅力之作，顯示了一位作家不凡的才華。短篇小說《賽納河之王》寫一位忘我的理想主義者王南强。因爲他是“老巴黎”，在賽納河畔生活的資格最長，所以人們稱他“賽納河之王”。他背著畫箱漫山遍野地跑，畫山，畫水，畫樹，畫風，自稱是大自然的兒子。他不爲世人理解，尤其不爲中國人理解，飽經苦難、孤獨和寂寞。他進過巴黎藝術學院，但同幾位洋教授都吵翻了，當著很多人的面，撕碎注册證，稱洋人的繪畫是旁門左道，自己才是正統。他孤獨而寂寞地生活著，追尋著，宿舍成了“展覽室”，“天天開展覽給自己看”。他是一個被人視爲“怪物”的人，時時事事，反其道而行之，與“潮流”作對。盡看中國古書，熱愛祖國文化。他的畫，其題材、意境和風格，離不開我們的中國。他善良，寬厚，忍耐，苦幹，面對那些嘲弄、誤解也不在乎，他爲之奮鬥的，就是要將中國藝術推向世界畫壇。但是，他死了，在喧嘩的文化之都，在寂寞的賽納河邊……這時，人們才赫然發現，他的畫是“用生命畫的，不是用筆”；他的畫既有西方的積極和熱情，又有東方的深遠和含蓄。死後，他才走向世界——著作得以出版，畫展隆重推出……這是一個令人悲傷，又令人深思的故事。小說寫的是藝術與生命的價值和社會人情，背景在巴黎，實則在中國，在中國歷史深層的背甲裏。當我們正爲畫家的早歿而痛苦的時候，突然，我們發現畫家的女兒背著畫箱出現在巴黎街頭。這時，我們抹一把眼淚，悲凄地走出複雜情緒的羅網，迎面而來的——是中國的精神和希望。 “狂人”之歌 趙淑俠的《春江》是一部故事發生在國外，內容却不是描寫留學生生活的長篇小說。小說裏的主人翁劉慰祖變爲劉浪，使人想起聶華苓的小說《桑青與桃紅》。劉慰祖是一位受盡家人和朋友溺愛的將門之子，曾夢想循規蹈矩地成爲一個好兒子、好朋友、好丈夫。但是，當他發現人的虛僞、現實的虛僞之後，他的思想便陷入無法自拔的苦惱陷阱。於是，他憤世疾俗，他要報復。他給小狗起名叫“真理”，因爲社會上醜惡多真理少，狗“誠實，比人强，叫這個名字可以羞羞人。”他在外流浪十年，連一個字也不給家裏寫；從歐洲回到臺北，正趕上祖母祝壽，他從墻上爬過去，背著大背囊，站在客廳裏，對幾十個人說：“別跟我假惺惺，我恨虛僞，恨造作，拿出你們的真面目來該多好呢！……哼！你們這些只曉得錦上添花，只懂得拍馬、作假的人，我勸你們快回家去得啦！你們不都有個家嗎？蠢人！”他對祖母和父親說：我不叫慰祖，“我無祖可慰，也不想慰了。……我叫劉浪，我情願流浪，不願意‘慰祖’。”“我有足够的理由恨你們。”“我的人生被人破壞了，我也不能叫那些破壞人的人過得心安理得。”真是痛快淋漓的鞭答，呐喊，抗議！這個劉浪，使人想起魯迅《狂人日記》裏的“狂人”。不同的是，劉浪是現代社會中的“狂人”，魯迅筆下的“狂人”是從封建社會殺出來的逆子。 劉浪背著沉重的包袱，從臺北出發，走遍了世界他認識的所有地方。那時，他是德國海德堡大學經濟系的研究生，在他眼裏，世界是一個美麗的發光體。現在，他是流浪畫家，是“無根的一代”，或“流浪的中國人”；無論走到哪里，在他的感覺裏，到處都一樣，都和臺北一樣。他曾經年輕過，快樂過，真心實意地愛過；當他發現了世界的真實之後，他的天地突然崩潰，劉浪成了承受著巨大精神壓力的“苦惱的現代人”。“歷史的包袱是很多知識分子精神上的負擔，無奈歷史又不能抹殺或回頭，而改過的新面貌該受到歡呼和信任。因此我們必得掙脫歷史的壓力。”“……人不能從過去裏走出來是很悲哀的。希望在前面，不在後面，人要創造歷史，不要被歷史埋葬。原諒是最高的美德，”這是作者在小說“序”裏所表現出來的善良感情。從這裏出發，“劉慰祖”經過“沉淪”式的探索和尋找，最後又回到“劉慰祖”那裏，“狂”和“變態”終於恢復正常。劉慰祖站在歌德堡的納卡江大橋上，看著滔滔江水，覺得自己也是這汹涌狂流中的涓滴，哪有本事跳出？於是酸楚攻心，悵然欲泣。這時，一個聲音在他耳邊響起：“做‘流浪’幹什麽？怎麽做也不會成功。想逃開所有的人哪！辦不到的。真的，老弟台，聽我這個傻快樂一句話：做不到，絕對做不到，沒有一個人能够真正從世界上逃去……”劉慰祖將回到原來的地方，回到他曾憎惡過、仇恨過的人群和歷史中，也以虛僞遊戲人生，在現實的手心裏，“開始新的人生”，因爲那裏有等待他待繼承的事業，有他的祖母、父親、繼母和妹妹……《春江》的結局意味十分深長。趙淑俠在《序》裏最後說：“劉慰祖只是個象徵，其他的人物，甚至這個短序中的‘年長者’之類的，也是象徵。”是的，《春江》的象徵意義，概括了一部社會歷史。 本世紀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時代病”在青年中是普遍存在的，這種病在不同的國家其病源不同，表現形式也不一樣。劉浪不是“嬉皮士”、“崩克”，有時他是“現實”的，有時他是“狂人”，但他是“中國式”的。劉浪是現代意識裏的人物，趙淑俠爲我們塑造了一位迷惘在現代社會裏的典型形象。 爲女性評說公道 趙淑俠另一部長篇力作《賽金花》，是有別於《我們的歌》、《春江》、《落第》等另一種追求和嘗試。一個作家不應永遠保守自己不變的風格，要開拓，走新路。數年前我見她時，創作《賽金花》的思想剛剛萌生不久，其資料的搜集也才開始，而幾年後相見時，一部三十六萬多字的長篇小說，已在兩年前成功面世。她的創造精神和巨大潜力，令人十分欽佩。 她的《賽金花》寫的是一個“古老”而又爲人們記憶猶新的故事。賽金花是百餘年前清末名妓，在文學作品裏，一直扮演著反派的角色。就本世紀的文學作品而言，先後就有樊樊山的前後《彩雲曲》、曾樸的《孽海花》、張鴻的《續孽海花》及夏衍、熊佛西分別以賽金花命名的兩個劇本。但這些作品多把她寫成沒有靈魂，沒有良知的胭脂花國的淫婦蕩女。趙淑俠的《賽金花》爲主人翁賽金花注入了新意。首先，作者幷不是爲她翻案，也不是要寫歷史小說。作者是根據從五六十種中外文資料中的發現和心得，以當時的時空背景——人物、事件、場景和賽金花本人的女性角色重組故事，還這個歷史人物的血肉和人性的真實。趙淑俠是以女性主義爲出發點來創作這部小說的。在這部小說裏，作者要利用賽金花這個歷史人物，從人性尊嚴的角度，强雕女性的自覺，表達人類原始的感情。賽金花也愛她的孩子，也想做一個好母親；在她改嫁之後，也想重振勇氣，做個叫人尊敬的完人，可是社會不允許。賽金花對人生有著很深的體悟，死前她對記者說：“爲人在世原是如此，眼望天國，身居地獄，這樣的苦苦掙扎，便是一生啊！”這真是一語道破——紅塵盡處一場夢！尤其是她，一生出賣色相，苦苦掙扎，這夢更是一場惡夢。 趙淑俠在這部小說裏以同情之心細膩地寫盡了賽金花一生的悲劇傳奇故事。被迫走進烟花巷中，十六歲嫁給蘇州狀元洪文卿爲妾，隨丈夫出使德國，北京的斑斕生活，夫歿後被逐，女兒被搶，兒子夭亡，做人不得，被迫再次下海，重操賤業，以及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與瓦德西的斡旋，最後的凄慘……一個抗爭的悲劇，才有了一個收場。但悲劇是社會的，直到現在仍有餘音繚繞。趙淑俠是立意非要把賽金花寫成真正的小說不可，幷且是屬於“女性文學”的一類；她在小說的代序《賽金花隱沒於紅塵盡處》中說：“妓女地位雖賤，唯她們也是血肉之軀，也有感覺和情感。相信賽金花本人也幷不以她的妓女身分爲榮，但自幼家貧入烟花一幾經翻騰，就是做不成一個正經人。社會如此，人心如此，她有什麽能耐改變命運？”這是作者的同情和理解。趙淑俠說：“我是女人，瞭解女人。”從這一點來說，她更比男人更有資格描寫女人。這部長篇，臺灣九歌出版社印了十三版，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也印了幾版。這足見讀者的關心與喜愛。 東方情結 “接近佛學是近兩年的事。在南京時，我在天主教學校讀過書，但我的宗教感不强。佛學的書太多，一生都讀不完。我發現佛學對我影響很大。它能淨化人生，啓示人生，改變人生。它有許多箴言妙語，比如‘空’，幷非就是什麽都沒有的‘空’，杯子只有先空才能裝新水，‘空’是新生的開始；再比如人生的快樂裏有痛苦，痛苦裏也有快樂，這很科學，很辯證。其實，佛學不是與世無爭，什麽都不做，佛學有著積極的哲學意義。不過，我不會變成教徒。但它將影響我的創作。”說到人生，她說就怕人生什麽都沒有。“人生不會一帆風順。幸福與否，是自己心理上的自我反映。人們都看我幸福，實際上我過得幷不幸福。人生根本是很難幸福的。太無情的人，對人生是冷漠的；太平常的人，沒理想，很知足，這就是幸福嗎？七情六欲都有的人，精神要求太高，更難幸福——寫文章的女人都有這種痛苦。搞文學的女人是另外一種‘動物’。文學女人是不會幸福的。絕對的幸福是沒有的。人生在世，不能不愉快地接受這種實際。對女作家來說，這種不滿足、空虛便能産生靈感和創作的原動力，多愁善感，一個樹葉落下就會想到宇宙。最近我寫了一些關於文學女人的文章，從感情、愛情、生活、精神與物質諸多方面深入分析文學女人這種特殊的‘動物’。”她舉例說，李清照代表文學女人的浪漫瀟灑，與丈夫不只是夫妻關係，也是朋友、情人、愛人，所以丈夫死後，她不能衝破情關，專一執著地守寡終生。蕭紅屬於另外一種文學女人，她一直生活在愛情的苦海裏，不顧世俗，堅持追尋，至死也不放弃愛情。留美女作家吉錚，她是自己挖坑自己跳的悲劇人物，一直生活在初戀的夢幻裏，總是把感情留在初戀階段，當多年後重遇初戀情人時，時過境遷；幻想破滅，空虛、痛苦，闖不過情網，逃不出情劫，最後自殺。三毛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家，她把荷西視爲神一般的永生戀人，他們的愛情是完美的，這使一般愛情顯得平凡，她的自殺只能如此解釋。文學女人太美化人生，也太期待愛的不朽，這就是文學女人感情弱點的悲劇……趙淑俠說，她這類文章已於1992年由臺灣九歌出版社結集出版，題名爲《文學女人的情觀》。1995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她的《阿爾卑斯黑髮》。 談到創作，她說《賽金花》之後，她感到很累，這可能與年齡、精力及這些年寫作的疲勞有關。“我六十多了，往後看路很長，往前看路很短。在大自然中，人是很軟弱的，人們常說‘人定勝天’，我看一定勝不了。我是‘歐洲華文作家協會’首任會長，還有別的應酬，雜事太多，精力有限。得培養年輕人，這是把華文文學發展成世界文學的大事。所以，我要在適當的時候交班。我回去還寫我的小說，寫長篇，寫抗戰——站在全體中國人的立場上來寫，通過普通的中國人來寫。另一部小說用禪學意識寫人的命運、機緣、時間對人的無情殺傷力。帶有哲理性的雜文、散文我不會放弃，將永遠寫下去。”談到諾貝爾文學獎時，趙淑俠認爲，在中國，目前還不會有人得獎。“你不能不佩服馬爾克斯，讀了他的《百年孤獨》之後，再讀我們許多人的作品，就像是看小兒書。那才是真正的深刻、含蓄、獨到，不能不承認人家是巨匠、大手筆……所以，如果我們真不行，就別爭！不過我對中國文學創作的前途充滿了信心。” 趙淑俠，是一個奇迹。她的創作在華文世界具有一種先鋒性。她集家庭主婦、作家、社會文化活動家於一身，洗衣，做飯，寫作，開會，演講，座談，跑遍了歐亞美三大洲，到處爲留學生、華人演講，主持座談會，向外國人介紹中國文化，爲家庭、社會、文學、中國文化的“推廣”、增進外國對中國的瞭解、東西方文化和感情的交流做出了貢獻。她曾是歐洲華人學會第三届理事會副會長，瑞士作家協會會員、國際筆會成員；她的已被譯成德文出版的兩本小說《夢痕》、《翡翠戒指》及正在翻譯的小說《我們的歌》，爲她從無人理睬到進入西方文化“市場”打開了綠燈，她的耕耘有了結果，她的汗水沒有白流。 對文學，她的狂熱和執著，將繼續下去，她的創作將以新的思想藝術面貌出現在讀者面前。 十幾年來，趙淑俠去臺北也去北京，凡有中國人的地方都有她的笑容，大家都唱“我們的歌”。她到故鄉遊覽，探親，訪友，溜大街，看行人，聽京戲，逛書店，作講演，吃小館於，親切，溫暖。歲月流逝了，帶走的是惡夢。她願意像春風一樣，在故國遊蕩，在明月下，朝陽裏，自由呼吸。 空間和時間，也許同歷史一樣具有生命。從出生，逃難，成長，戰火，災難，孤獨，寂寞，委屈，工作，出國，結婚，生兒育女，寫作，成名，風風雨雨，五災六難，坎坎坷坷，說不盡道不完的人生慨嘆，但是，趙淑俠明白——“我的根，深深的栽在自己的國度裏，在以往的那些個年月，四川也好，瀋陽也好，南京也好，臺灣也好，反正都是中國，空氣裏飄浮著同樣的泥土氣味，走在街上的人和我生著同樣的黃皮膚黑頭發，說著由同樣文字化成的語言，流著同樣的血液，我們同屬於那塊土地，我們有著同一個祖先，同是中國的兒女……” 趙淑俠，這位文學上的獨行客，把自己比作從撒哈拉大沙漠吹來的黃沙，風一來，就會高高揚起。“除了做中國人之外，我永遠無法做別的什麽人。” 趙淑俠，屬於我們中國，也屬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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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南靖草堂 > 《黃曆47世紀(西元1904-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