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金庸的所有武侠小说中，男主角最后挂掉的似乎只有《天龙八部》的萧峰一人（《雪山飞狐》中胡斐的结局是一个悬念，“他这一刀到底劈下去还是不劈”，金庸先生死活都不肯透露半点口风）。萧峰的一生从头到尾都是悲剧——一种在不共戴天的宋辽关系背景下展开的悲苦宿命，他尚在襁褓之中便成了宋辽冲突的牺牲品，身世被揭开后又被视为是中原武林的公敌，不得不远走关外。最后，为阻止辽国国主耶律洪基发兵南侵，在雁门关自杀身亡。小说写道： 萧峰胁迫耶律洪基当众立誓：“于我一生之中，不许我大辽国一兵一卒，侵犯大宋边界。”随后萧峰大声道：“陛下，萧峰是契丹人，今日威迫陛下，成为契丹的大罪人，此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拾起地下的两截断箭，内功运处，双臂一回，噗的一声，插入了自己的心口，登时气绝。 这大概是最令“金粉”扼腕的小说结局了。曾有人问金庸：“乔峰（即萧峰）只能是悲剧，非死不可吗？”金庸回答说：“这是没办法的，天生的。他一开始生为契丹人，那时契丹与汉人的斗争很激烈，宋国与辽国生死之战，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样厉害，他不死是很难的，不死就没有更加好的结局了。” 如果金庸老爷子将萧峰的自杀解释为文学人物的性格冲突所致，哪怕说成是为阿朱殉情，我都觉得不无道理，不能反驳，毕竟这样的解释权归作者。但金庸却将萧峰之死归因于宋辽关系，将关注点引向历史，那么我觉得我们就有理由来较真一回了，毕竟历史不是小说家任意打扮的小姑娘。 导致萧峰自杀的“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样厉害”的宋辽关系，实际上是金庸虚构出来的。根据小说展示的时代背景，萧峰生活的年代，约为北宋哲宗朝（11世纪末）。这个时期的宋辽关系，即使不能说是友好，至少也堪称和平，绝不是处于不共戴天的仇敌状态。两国当然有过“生死之战”，不过都发生在北宋前期，“澶渊之盟”订立之前，那时候宋朝要北伐，辽国要南征，双方爆发了好几场你死我活的战争，时距宋哲宗时代已有百年之久，是陈年旧事了。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厌倦了战争的宋辽两国经过谈判，达成“澶渊之盟”。根据盟书以及之后陆续形成的协定，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地位平等；宋朝每年给予辽国岁币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类似于经济援助的性质（今人以为岁币是纳贡，不确）；双方划清领土边界，在国境线上立下“石峰”（相当于今天的界碑），约定“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又约定两国互不增设边防工事，“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约定司法上的合作，“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类似于罪犯引渡协定；双方在边境开设榷场，开展贸易。 “澶渊之盟”的订立，给宋辽两国带去了一百余年的和平，期间尽管发生过一些冲突与纠纷，但基本上都能够通过和谈解决，并没有诱发战争。辽国边地若发生饥荒，宋朝会派人在边境赈济；每逢重大节日，两国均要遣使前往祝贺，并互赠礼物；一方若要征讨第三国，也需要遣使照会对方，以期达成“谅解备忘录”；遇上国丧，对方也要派人吊慰。宋真宗驾崩时，辽圣宗耶律隆绪（他是耶律洪基的祖父）闻讯，“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宋仁宗逝世，当大宋的使臣到达辽国报丧时，耶律洪基忍不住握着使臣之手，号啕大哭：“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 今天有些朋友认为“澶渊之盟”是屈辱的城下之盟，是不平等条约。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在我看来，19世纪西方民族国家主导建立起来的近代国际关系，其文明含量也没有超出“澶渊之盟”的框架。 不管今人如何评说，当时的宋朝主流意见，是从正面评价“澶渊之盟”的。真宗朝宰相王旦说：“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赠送，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仁宗朝大臣富弼说：“自此，河湟百姓，几四十年不识干戈，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绝大多数的宋朝人都十分珍视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愿意忍受每年给予辽国经济援助（这笔援助款，通过贸易顺差，实际上又回流到宋朝）。 总而言之，自“澶渊之盟”订立到徽宗时代宋金秘密签订“海上之盟”这一百多年间，辽宋连一场真正的战争都没有发生，怎么可能如金庸先生所言：“契丹与汉人的斗争很激烈”，“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样厉害”云云？ 那么在宋辽关系和缓的历史背景下，如果北宋真的有一位萧峰这样的人物，他又会不会因为是契丹人身份就被宋朝人当成全民公敌呢？我想请诸位看官参考一位真实人物的际遇——北宋真宗朝有一位大将叫王继忠，在领兵抵御辽军入侵的战场上，身陷重围，因援兵不至，只好归顺辽国。后王继忠说服辽国国主与宋朝议和，又致信宋朝，为和议穿针引线，促成“澶渊之盟”的签订。 宋辽立盟之后，王继忠仍留在辽国为官。按正统的评判标准，王继忠无疑是一名“贰臣”，换成现在许多人爱嚷嚷的话来说，就是“汉奸”、“卖国贼”了，每人吐一口唾沫，就可以将他淹死。要知道，西汉时，大将李陵也是因为兵败投降匈奴，汉武帝即诛杀李陵一门三族，司马迁为李陵辩解几句，也被处以最耻辱的腐刑。 但宋政府从未将王继忠当成“卖国贼”，而是很感念王氏为促成“澶渊之盟”而做出的贡献。宋朝每次往辽国派遣使者，都不忘记给王继忠送礼物：“每遣使持礼，辄以袭衣、金带、器械、茶药赐王继忠。继忠对使者必泣”。王继忠留在宋朝的家人，也一直受到宋政府的照顾与优待，大中祥符年间，宋真宗还“赐王继忠诸子天波门外官第一区”，王家子孙在宋朝为官者“亦甚众”。王继忠也一直与留在宋朝的家人保持通信联系，“仍通其家信，岁以为常，至其身没乃止”。 这正是大宋有别于其他王朝的文明表现。基于这种文明的滋养，我不相信宋朝人会因为乔峰的契丹出身而视他为国家公敌。宋人能够宽容一位“贰臣”王继忠，没有理由不能容忍一位“侠之大者，为（宋）国为（宋）民”的契丹裔宋朝人。 事实上，北宋时候，有不少辽国人跨越边境，投奔宋朝，宋政府将这些人称为“契丹归明人”。对“契丹归明人”，宋政府一直给予优恤，为他们拨置田宅，按宋神宗年间制定的归明人给田标准，凡应给官田者，三口人以下给田一顷，每三口人加一顷。对国家有贡献的“契丹归明人”，通常还会授予官职；北宋后期，又允许“契丹归明人”参加科举考试，如政和四年（1114年），朝廷下诏：“新民归明后，经十五年，并依县学法施行，虽限未满，而能依州县学法呈试者，依此。”萧峰若不自杀，再等几年，以“契丹归明人”的身份参加大宋的科举考试大概是没有问题的。 小说中那个图谋侵宋、直接导致萧峰自杀的耶律洪基的枭雄形象，实际上也与史实不合。我不敢说“澶渊之盟”订立后，辽国没有一位君主生出觊觎宋土之心，但我敢说，即使有这等野心勃勃的辽人，他也不可能是耶律洪基。 历史上的耶律洪基，是一位极仰慕大宋文明、极不愿与宋朝为敌的辽国皇帝。他曾以白银数百两，铸成一个佛像，并在佛像后背刻下一行文字：“愿后世生中国。”某年，因“南朝（宋朝）兵骑越境，施弓矢射伤辖下（辽）人”，耶律洪基致信宋神宗：“窃以累朝而下，讲好以来，互守成规，务敦夙契，虽境分二国，克深于难知，而义若一家，共思于悠永。”申明维护和平之志。曾出使辽国的苏辙评价过耶律洪基：“在位既久，颇知利害。与朝廷（宋）和好年深，蕃汉人户休养生息，人人安居，不乐战斗。”后来耶律洪基终临之际，还殷殷告诫继位的孙子耶律延禧：“南朝（宋朝）通好岁久，汝性刚，切勿生事。” ——这么一位辽国君主，怎么可能会处心积虑挑起伐宋的战争？既然耶律洪基并无南侵之心，假设当时确有萧峰这号人物，也不需要他在雁门关外胁迫辽主退兵。萧峰既然无需做出“威迫陛下”之举，自然也犯不着自杀谢罪。 但金庸先生为了按照预设的主题推动小说情节发展，只能弃史实于不顾了。当然，我知道，小说不是历史，武侠小说尤其不是，以研究历史的标准来评判文学创作，肯定是要缘木求鱼、鸡同鸭讲的。不过，既然金庸先生扯到了宋辽关系这段历史，那么细究一下，也许有助于列位看官了解真实的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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