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食品银行的困境来源：译言网 译者：斯眉 发布：2015-03-10
原文来源： 原文标题：The Foodbank Dilemma
在英国总有些人食不果腹，也总有些人乐善好施。最近，随着特鲁塞尔信托食品银行网的兴，饥饿问题及其起因也随之引起公众关注。透过食品银行，我们是否可对英国现状管窥一斑？
现在，当我思考食品银行时，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路易斯。她是我遇到的第一个跟我谈论自己使用食品银行经历的人。六个月以后，我仍然时不时地回想起和路易斯的见面。好像明白那次会面能以某种方式解决几个月来我一直纠结的问题，因为我已经参观过食品银行，跟运营使用的人聊过天，采访过食品专家，读了一些书、报告和文章去尝试着了解食品银行这一现象。 那天，我在北考文垂市贫民区希尔菲尔德的一家餐馆“希望中心咖啡馆”吃午饭。阳光透过临街玻璃照进干净通风的室内，里面摆放着线条光滑的办公用桌椅。我们就坐在那里，沐浴着阳光吃午餐。那家餐馆感觉就像在小型会议中心可以找到的那种咖啡馆。但它快要变了。今后每周五下午，本地居民可以来此领取几个购物袋装的生活物品。这就是我现在所了解的特鲁塞尔信托“食品银行中心”。 跟我一起的有考文垂市食品银行网络的项目经理修·麦克尼尔和《独立报》的记者兼摄影师。咖啡馆里已经挤满了志愿者，正在忙里忙外。现场气氛活跃，人人都神采奕奕。吃完饭后，修建议我们在中心开门前先简单地参观一下。 我们离开咖啡厅，穿过一条狭窄的走廊，来到一间大型储物室。室内都是中年妇女，她们一边愉快地聊天，一边把从地上堆到天花板的生活物品整理归类。罐装汤、袋装面条、盒装果汁。琳琅满目的各类食物让我目不暇接。然而我的目光却被那些随处可见，用黑色记号笔潦草书写的数字所吸引。 “这些数字是干什么的？”我问修。 “那些是保质期，”他答道，“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必须在什么时候使用这个食物。你总不想把那些到2017年都还好的食物分发出去，然后发现不得不扔掉那些过期的罐装、袋装食物。“ “大多数的食物来源于乐购、莫里斯和森宝利超市的捐赠。”修告诉我说，“这些超市允许我们给顾客一份购物清单，接下来我们就要仰仗考文垂市民的慷慨了，他们到超市买些额外的物品然后捐赠给我们。每年七月份，仅是我们在全市乐购超市所做为期三天的募捐，就已经带给我们大约十吨的食物。” ”在教堂和其他地方人们仍然会捐赠。不夸张地说我们有十吨豆子。在我们的中心仓库甚至有一个'豆子房’。出于某种原因，人们会将食品银行和豆子联系在一起。但是事实上我们需要的是咖啡、食用糖、高温消毒牛奶、水果罐头、鱼罐头等各种各样不同的食物。所以我们试着将购物清单给人们，并请求他们照单采购。但无论你怎么做，你还是会得到许多豆子。“ 我们离开仓库，穿过咖啡馆后的大厅，进入一个小后院。一辆卡车停在院中，一些年轻男女正在满头大汗地卸货。他们是求职者，到食品银行做志愿者来获取一些工作经历。板条箱里装满了新鲜的水果和蔬菜。修说这些是好市多企业捐赠的。 我们回到咖啡馆时，几乎每张桌子都坐了人。我快速扫了一眼整个房间：这些就是来使用食物银行的人们。在等待过程中，一些人已经喝上了茶和咖啡。在一张桌子旁，一个志愿者正在询问一对夫妇是否有孩子，然后继续问“你们是不是素食者？”。她在一个表格上打钩，然后很快地跑去为这对夫妇量身准备了三天的食物。 咖啡厅的入口处有一张满是表格和文件的桌子。志愿协调员托尼正在迎接新来的人。一个胡子刮的很干净的年轻人领着一位头发花白饱经风霜的老者走到托尼的面前。托尼友好地迎接了他们并问那个年轻人是谁推荐他们到这里来的。 一阵可怕的沉默后，那个年轻人低头看着地板生硬地说：“这不是为了我，是为我爸爸。”他那通红的脸让他的尴尬一览无余。 老人一脸茫然，直到他儿子告诉他把手里的文件拿出来。文件显示，他是由考文垂最大的社会住房供应公司怀特菲尔斯公司的借款顾问推荐来的。托尼记下一些数字。一切看起来井然有序。他让那对父子先坐下很快就会有人来接待他们。 修向我解释了食品银行的运作过程。他说：“到这里来的人是由全市一些专门机构推荐来的。我们和包括教堂、学校、住房管理局、全科医疗机构，医院等二百五十多家机构合作。每个人在六个月内有权得到三张券。每张券使他们有权获得三天的食物。我们能帮他们渡过短暂的危机，但我们不是他们的长久之计。” 修问我是否想和这里的一些客户见个面。我犹豫了。和使用食品银行的人谈谈，了解他们来这的原因以及他们在这儿的感受，这正是我此行的目的。但是，突然间我感觉既尴尬又不自信，仿佛我正将自己推到一个非常私密敏感的境地。这时，我看到一个记者兼摄影师在房间里东奔西跑，和人们聊天并请求给他们拍些照片。我坚定了想法，同意了修的提议。 他走近一个矮小瘦弱的年轻女人，这个女人正拘谨、卑微地坐在一张角落的椅子里。他们开始交谈。虽然隔着有一段距离，但是我敢说修那有感染力的热情正在开始赢得她的心。她慢慢放开了些，面露喜色，然后，点了点头。休示意我过去，向那个女人介绍了我；路易斯很乐意大家聊一聊。 “学校假期是最难熬的时间，因为你必须为他们准备一日三餐。那就是我现在来这里的原因。”她开始说。 “食品银行非常棒。通常情况下我只买一定价值内的东西，经常逛不同的超市以便能买到最便宜的东西，让我的钱发挥最大的空间。那都是些罐头和速冻食品——豆子、意大利面这类的东西。没有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早上我一般就吃些燕麦粥来填肚子，然后晚上一点儿也不吃。但是今天是孩子们假期的第一天，他们不能去学校只能在家吃饭。我负担不起，所以食品银行成 了救命稻草。” 路易斯是单亲妈妈，有两个小孩。她说常常发现很难维持生计。后来，一次颠倒黑白的采访扰乱了她的生活。因为那次采访，政府认为路易斯是有能力凭工作谋生的人，她失去了就业支助津贴和残疾人生活津贴。讲述这些经历时，她低头看着自己的脚。 当她告诉我她赢得申诉时，又变得高兴起来。但是，这个申诉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她现在还在等着这笔钱。等待期间，她努力解决两个小孩的衣食问题并缴纳所有的账单。但是学校假期以及孩子带来的额外财务压力成了最后一根“稻草”。这就是她今天在这里的原因。 《独立报》的记者一度过来看我是否已经结束谈话。她坐了一会儿，并随时准备做记录。但是，当她发觉我们不再谈食品银行，转去说各自不同的亲子关系经历时，她便再次起身离开。路易丝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整个人自信了不少。我很好奇，作为一个单身妈妈，除了就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律师和健康专家外，路易丝是否曾经把她的问题向其他人说过。 “食品银行太棒了，因为这里提供给（每个人）好几个很棒的布丁、一个披萨，一些玉米片和巧克力饼干，这些都是我永远买不起的东西。我能得到这些好食物的唯一途径是与当地的扒手协商，他们能以你支付得起的价格给你一些美味的肉。虽然人们的确利用了扒手，但是那真的不能怪他们。像我的邻居。他们也曾经来过食品银行。他们都工作，但却从来不知道自己能获得多少工作，有时候还不够。不能保证你可以为家人提供食物真的很可怕。”
一个弯腰背着一些购物袋的食品银行志愿者面带笑容走过来。当这位女志愿者将袋子在路易丝面前放下，她的眼神瞬间亮起来。他们把袋子打开，看里面都有什么。我看到，路易丝盯住了两个用包装纸裹得亮闪闪的复活节彩蛋。它们稳稳地躺在汤、豆子和披萨上。她努力眨眼，不让眼泪流下来。某一刻我以为她会失声痛哭，与志愿者拥抱。但是她没有，而是说了一连串“谢谢你”。这位志愿者又一次笑起来，这是真正愉快发自内心的笑容。 路易丝对这次谈话表示感谢。我们很笨拙地祝福彼此将来会更好。然后，她离开了，穿过咖啡馆明亮的玻璃门向街上走去。我离开的时候一直在回想路易丝和她邻居的故事，回想他们得到食物时那份明显的喜悦之情。 饥饿的英国 在英国，总有些人食不果腹。但数个世纪以来也总有些人乐善好施。18世纪晚期因回应工业革命造成的就业断层而出现的施粥棚，在19世纪被济贫院取而代之。今天的慈善食物援助机构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从学校的早餐俱乐部到夜晚施粥营的运营，从市中心为露宿者提供的临时午餐到给流浪汉老人“上门送餐”。粮食援助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被提供给遍及现代英国的不同群体。 据国际发展及人道援助机构乐施会和教会扶贫基金会统计，2013-2014年，三大粮食援助供应机构共向食品贫乏的人群发放餐食两千多万份。这还没有把所有地方经营的食品银行、救济站、早餐俱乐部和其他形式的粮食援助考虑在内。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最近发布了一份评估国内紧急食品援助的报告，利兹·道勒教授是报告的作者之一。该报告的结论是：“目前不可能准确估计有多少人依靠英国慈善粮食援助机构提供的食物生存…” 事实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谁在提供紧急食品援助，又是谁得到了食物。道勒教授向我解释，此种情况只是冰山一角，它牵涉到更大范围的问题。要了解食品无保障的种种问题，其本质就是了解那个问题。 道勒说：“没有足够的食物是一个非常隐私的问题。也是私营部门的问题。食品生产、分配，甚至食品管理不该过多地牵涉到政府。这是个人耻辱问题。人们几乎都是在家吃饭，所以吃什么以及怎么吃都不会完全公之于众，大家都会保密。这是私人的痛苦。如果你缺少足够的食物或没得到应当食用的食物，就要自己承担痛苦。代价会在你身上体现，你不会健康。” 食物匮乏在当时并没占据报刊杂志的头条。但最近特鲁塞尔信托食品银行网的兴起把饥饿问题及其起因带入公众意识。 1997年，佩蒂和卡罗尔·亨德森创办的特鲁塞尔信托公司是为了改善保加利亚无家可归儿童的生活条件。2000年，在回到索尔兹伯里市筹资时，佩蒂接到了当地一个母亲的电话，她的孩子那天晚上要饿着肚子睡觉。他意识到她不是个例，因此开始在他的花园和车库创办索尔兹伯里食物银行。该食品银行为处于危机中的本地人提供三天的应急食物。 但佩蒂和卡罗尔清楚：影响一些索尔兹伯里市民的问题并不是那个城市特有的。2004年，该信托公司创造了非盈利性社会特权，以便各地都可建造食品银行。这种经营模式相对简单。该信托公司负责管理网站。通过首次捐款以及随后每年一次向信托公司的捐款，当地团体（主要是教会联盟）可获得在他们的城市经营食品银行的特权。特鲁塞尔信托公司在建立及运营食品银行上提供支持及培训服务。他们对每一家食品银行进行年度审计，以确保它们符合网络标准。 2010年，联合政府选举前一个月，在英国有五十四家特鲁塞尔信托食品银行。四年过去，目前在全英格兰、苏格兰及北爱尔兰大约有四百二十家特鲁塞尔信托食品银行。在英国的新城镇，平均每年要新开九十多家食品银行。 但特鲁塞尔信托食品银行的经理阿德里安·柯蒂斯告诉我，四百二十家食物银行的数字是很大的误导。网络中真实的增长率并没显示出来。 “在估量网络规模时，我们倾向于更多地谈论'食品银行中心’。在英国有大约四百二十家食品银行。但是它们中的很多目前正运作着多家不同的中心，在那儿，人们可以获得食物。我们估计目前大约有一千四百家食物银行中心。” 在新市区每周仍有一两家食品银行开张。但是新食品银行增长的速度已经慢了下来。真正增长很快的是现有食品银行各自开的食品银行中心的数量。如同以前，有许多新的中心开张。 举例说，考文垂食品银行算是一家食品银行，但是如今它有着十六家家食品中心。这些食品中心一周七天在全城不同的位置分发食品。总的来说，特鲁塞尔信托公司已创造了一个网络，这个网络在十年的时间里从从支离破碎发展到比劳埃德银行拥有更多的分支。这些分支并不是空洞的，最重要的是这个网络所供养的人数。特鲁塞尔信托公司估计去年他们供养了九十万人（比去年增长163%）。他们从未秘密地做这些。 起初联合政府对食品银行网络的增长表现的很从容甚至是乐观。据说代维.卡梅伦尤其热心。毕竟，这是个运转中的社会。各种团体聚在一起互相举证政府根本没有一点必要卷入其中。据说伊恩·邓肯·史密斯也非常热衷于此，而且想要职业中心的员工能够向食品银行直接提出要求，因为它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同。 但是后来特鲁塞尔信托公司开始变得“政治化“了.他们公开的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客户获取食物,是因为救济金延迟、处罚、卧室税和废除市政税收减免带来的财政困难。 现实是，救济延迟或改变与人们求助食品银行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在过去三个月里,情况变得更糟了。”特鲁塞尔信托公司执行董事长克里斯莫德说道，“我们呼吁政府倾听生活底层发生的事情,想让他们意识到当福利体系瓦解时,意味着很多家庭要挨饿。” 但是政府并不想听。它想要反击。克里斯莫德报道称，政府曾私下威胁要关闭特鲁塞尔信托公司。但公开情况下，政府官员试图把网络增长的责任转移到其他地方。 最初，特鲁塞尔信托公司被指责。伊恩·邓肯·史密斯否认了福利改革和食品银行使用之间的联系，并指出特鲁塞尔信托只不过将公开数据作为他们商业模型的一部分来促进自身的发展。洛德.弗洛伊德是福利改革的部长，他认为这是供应而非需求导致的问题；如果食品银行建立起来，人们将会使用它们。一位高级就业和退休保障部官员认为，与此类似，该网络主要是服务于自身的需要，而不是那些团体的需求：“对于特鲁塞尔信托公司莱尼说，食品银行的开设是作为一个福利机构来使得宗教团体与当地社团取得联系。“ 最近，那些使用食品银行的人也遭到了责备。迈克尔·戈夫认为依赖食品银行的人会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无法妥善管理自己的财务。一份《周日》的调查邮件表示，很多使用食品银行的人是在欺诈。在一篇标题为：“没有身份证，没有检查......没有证人的悲伤故事：食品银行索求背后令人震惊的真相”的文章中，一名《每日邮报》的卧底记者假装他已失业并且饥饿难耐，食品银行在未证实他说法的情况下就给了他食物包裹。其他卧底记者证实了这样的“回头客”以及人们对获得食品包裹数量相关规定的不屑。 至于同保守党有政治分歧的另一大党派工党，他们对利用食品银行的风潮看法截然不同。在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抓住生活成本问题抨击政府时，食品银行已成为关键武器。据工党所说，国内工资收入低，基本食品与服务的成本又在急剧上升，这种环境下政府推行福利改革，就是在推动国民走向食品银行。 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不休，以及处理上的止步不前，已迫使弗兰克·菲尔德议员成立一个饥饿及食物匮乏议会调查组，用以“调查隐藏在饥饿、粮食匮乏和英国各地对食品银行需求急剧增长背后的根源“。调查组包括工党和保守党议员。众所周知，两党在对造成使用食品银行激增的原因上存在分歧。这意味着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能否在问题根源或未来应做什么方面达成共识。 最后的依靠 不同食品银行的运作方式总是各有精妙，但在人们选择它们的原因方面有一个基本的相似之处。道勒教授和她同事们在为环境、食品及农村事务部撰写的报告中发现，人们在穷尽所有其他可能的办法（包括削减食物和求助家人及朋友）之后，把求助食品救援作为“最后的依靠”。没有人会轻易地选择食品银行。去考文垂食品银行前，路易丝已经有几个月不吃晚餐了。她最后选择去是为了能在学校放假期间养活她的孩子。其他人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他们去食品银行时的身心状况。 在爱丁堡，我看到一名年轻女士在工作人员拿出食物时泪如雨下。当晚她让家人吃饱饭的愿望总算可以实现了。另一名害羞到没法跟我说话的男士，告诉志愿者们他穿过城市走了几英里才得到了一个推荐人，然后那天下午又走了更长的路才得到他的食物。他买车票的钱都不够。他筋疲力尽地坐下，抱着一杯茶前前后后地摇晃半天，然后才启程回家。这次他的袋子里满载食物。 遭遇救济金延误的艾伦说道：“一个多月前，我有一笔七十英镑左右的紧急付款，但大部分花掉了。我的电卡也差不多花到最后一英镑了，我真的开始为此而担心。所以我有差不多一个星期饿着肚子睡觉。这是我第二次过来。第一次来的时候真是特别担心。我感到羞愧，但每个人都让我觉得我是如此受欢迎，告诉我不用担心。这回我感觉舒服多了。我希望我的救济金问题能尽快解决，那样我就不用再过来了。但我不能确定。” 有时健谈，有时沉默，有时则不知所措，我经常从人们的人的反应中觉得，食品银行真真切切是他们的'最后的依靠’，是因绝望而迫不得已来寻求帮助，而不是”一群消费者“在这一周将尝试食品银行作为比乐购更便宜的选择。这并不是说没有人会来欺骗食品银行。我所看到的这个例子只是让我更确信想滥用这种体制的人还是占极少数的。 我拜访那天，约翰是唯一一个来利明顿食品银行两次的人。但他却让咖啡馆的人觉得他一天三次都来了。当其他所有人都静静地坐着时，他紧张地走来走去，不断地说这地方热得他都要出汗了。他走过来坐在我旁边。我还没问呢，他就漫无边际地和我说昨天晚上他的帐篷是怎样被他孩子给烧了。他的食物、衣服和钱都没了。只有够坐公交的钱，他还要回到北方的家中。 和我见过的其他任何食品银行的资助对象相比，他过分地想要澄清他来这的理由之正当。他的衣服看上去太干净，一点也不像一个住在帐篷里、所有的家当都刚刚毁于火灾的人。最后工作人员给他弄好了几袋食物，他又讨价还价额外要了几箱果汁饮料。走的时候，他大声地和我们道别，仍然抱怨着这里太热。 他一走，就有一个客户冲着他喊”瘾君子“。而另一个人，明显很不耐烦，他对那些还在咖啡馆里的人解释说，约翰之后肯定会把这些食物卖掉来换毒品。他给我们讲的这个故事很可能是第一次去食品银行时为得到推荐人而讲的故事。但是约翰只是这个制度的例外。他在食品银行的表情表现和我遇见的所有人都是截然不同的。 我相信确实有一些人像约翰那样，来这里骗取食物。想要获得一张食物券很容易，你只要编造一个有说服力的悲惨故事说给你的医生、债务顾问或者律师听，不论这个故事是真是假，你可能就有机会得到一个推荐人。如果你大量地观察来食品银行的人并且同他们交谈的话，你会意识到：他们会有一个更重要的故事要讲。来自一线那些人的一份又一份报告表明：绝大多数来食品银行的人，确实是因为食不果腹才出此下策。 考虑饥饿以外的问题 在《甜蜜慈善》一书中，珍妮特·玻朋蒂克介绍了发生在1981年冬天美国发放奶酪的事情。她记叙了在圣诞节前三天，时任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号召全国的志愿者来发放政府剩余的三千万磅奶酪。一家媒体愤怒地报道了人群在寒冷冬日里，为了区区五磅奶酪，需要在长长的队伍中苦等数小时。队伍太长了以至于一些人实在等不了那么长时间空手而回，有些人甚至领到了发霉的奶酪。 玻朋蒂克谈及这件事是因为，此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救济食品援助中心数量大增的催化剂。志愿者们回到了各自的社区，坚信成立救济食品援助中心的必要性。发放奶酪这一事件以及随后每件与饥饿相关的事件“帮助强化了公众脑海中对饥饿问题的定义。” 按照玻朋蒂克的说法，二十一世纪英国潜在的社会和经济动态与美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情形惊人地相似。 美国政府救济金的削减，下降到最低工资标准的薪酬水平，伴随着住房费用的增加，对裁员越来越强的依赖和为增加盈利而进行的规模精简，使得越来越多的人陷入贫困并且靠寻求食物救济为生。这些变化造就了饥饿问题，好心人用食品储藏室和厨房帮助他们。 三十多年后，约六分之一的美国人如今仍无法得到食品保障。2013年，美国农业部报告显示，4910万美国人生活在食不果腹的家庭。美国最大的救济食品分发中心——“为美国充饥”声称，每年估计向4650万美国人提供食品援助。美国人面临前所未有的饥饿威胁。与此同时，紧急食品援助也在大规模提供。 为了唤起社区全体成员伸出援手，玻朋蒂克用扣人心弦的笔触揭示食品问题的影响力。她写道：“战胜饥饿是一种包容一切、覆盖全球的目标，它没有党派之分，我们都会认同。”她写作，她不断尝试各种方式，激发美国社会各界人士与机构为国内摆脱饥饿威胁而努力。在玻朋蒂克的努力下，从可口可乐和花旗银行这样的业界巨头，到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这类强大的工会，甚至是男童子军等青少年组织都争先恐后地支持这项事业。 所有这些工作的核心力量是那些源源不断重回一线服务的志愿者。正像一位提供紧急食品援助的人士对玻朋蒂克所说的：“感觉太棒了……你马上就能见到成果。有人饥肠辘辘地来到门前，你给他们一些果腹的食物。就是那种感觉。” 我也有同感。路易斯的包裹送到的时候，你不可能不被她的开心感动。我一次又一次听到为组织工作的人说起食品问题打动人心的力量，那样的力量让他们产生了同情心，让他们觉得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是团结在一起的。一些年长的教会成员经历过上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物质匮乏的日子。我听到他们说，想帮助那些面临饥饿的穷人。我还听一些年轻人说，他们曾得到食品银行的帮助随后回来也成为了志愿者。 亚瑟·马斐森对此这样解释：“食品银行声势浩大。如果我们参与别的活动，还不会像这样结识各种地方组织那么多的人。食品是根本问题。它叩响无数人的心门。在超市里，我们看到很多人站出来夸奖（食品银行）做得好。” 除了个人志愿者和食品捐赠者，我也开始体会到，全美有多少组织正在投身于提供紧急食品援助。阿德里安·柯蒂斯告诉我，约已有两万家组织成为食品银行的推荐代理机构。乐购、莫里斯、韦特罗斯超市、阿斯达、合作社、塞恩斯伯里等这些大超市也乐于同食品银行合作，并允许他们的顾客捐出购买的食品。我听说，汇丰、英国水务公司和标致汽车公司等企业都允许员工做食品银行的志愿者，把这当作部分企业社会责任项目来开展。也有些公司像英国电力公司和沃尔沃集团，在员工中组织食品募集活动。我还听说，地方的商业社团扶轮社、县与区一级的议会也提供资金支持食品银行的项目和活动。 这些例子只是传闻，是与食品银行的经理和志愿者谈话时听来的。但我怀疑这里发生的一切正像玻朋蒂克在美国观察到的一样——食品银行制度化，“这种运动由小到大，发展稳定”，“可以预见，整个过程中，一项筹划、一个项目和一次活动都会成为社会的一部分"。 特鲁赛尔信托公司清醒地意识到美国食品银行这一现象，并热衷于强调差异性。这个问题在该信托网站上发布的九个“谣言反应”中是特别标记的一个。和美国不同，特鲁赛尔信托以“一种限时的危机干预方式”抑制对食品银行的依赖，该方式以转介系统为基础，允许转用一线保健专家签发的食品券。特鲁塞尔信托也引导人们支持可以帮助他们解决长远问题的做法。 但这些差异是否足以避免食品银行成为英国境内永久的特色？一旦英国的每个城镇都成立了食品银行，并有大量政府机构和企业支持其制度化，我们真能找到一种方法确保对它们的使用越来越少吗？今后我们能不能看到饥饿以外的问题，把食品银行看作是矿井中的金丝雀？把它视为一种警示，在当今英国，我们所追求的经济和社会模式是否可能存在严重错误？ 想到这些问题，我的脑海又回想起与路易斯会面时的情景。现在我们为露易丝和她的邻居提供食物，所有这样的善举未来是会让她更有可能再次需要帮助，还是更可能使她无需再次求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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