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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世背景 我生於民前四年，今年八十八岁。先父杨鹏抟，是前清秀才，日据时代曾任台南市东区区长。家母商凉，是台南名门商家唯一的女儿。十五岁时（民国十一年），先父因脑溢血谢世，享年五十二岁。先父写得一手好字，但大多以私交送人，留在身边的却很少，我极尽苦心才从亲朋好友手中搜集到先父的遗墨，於民国八十年五月景印《杨公鹏搏字云程遗墨》一书，作为纪念。 我有姊妹五人、兄长二人，大哥杨必得，二哥杨燧人，分别就读当时台湾最高学府：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和医学校。两人後来都到日本留学，一个读京都大学法律科，一个读东京医学院医科。 童年时，因台湾已割让给日本，日本对台湾实施殖民政策，政治、经济等一切都受到日本人压制，产业中如制糖、鸦片，盐等生产工业都必须经过日本人之手，甚至连教育都采差别待遇，很令台湾人不满。不过话说回来，也难怪日本人采差别待遇，因为台湾人连日语都不会说，如何入小学校就读，当然只能进公学校。等到我读小学的时候，台湾人的日语已经渐入佳境，加上台湾人不断地争取平等，所以日人首次同意让台湾人进小学校就读，也可以考中学、大学。因此，我由台南公学校转到南门小学校就读。一年以後，我小学毕业，考上台南第一中学，当时只录取五位台湾人，其余一百九十五位都是日本人，我算是相当幸运的。 我在台南第一中学读了五年，於民国十四（一九二五）年毕业。当时台湾的一般社会现象是：有钱的人选择到美国读书，次之者到日本就学，再其次的人才到中国大陆求学。因为家父过世时，父亲好友金子熊吉先生（日本人）深觉我们不应放弃学业，建议母亲应该让子女继续求学，所以我继两位兄长之後，亦赴日本就读於东京商科大学，并於民国二十一年（昭和七年）毕业，当时吴三连，许丙、连震东、魏火曜等诸位先生都在东京，算是我的前辈。 後来我和两个妹妹，两个姊夫，以及姊夫的兄弟等六，七人，在日本租一间二楼洋房居住。大哥以两年的时间将京都大学三年的学科修完，准备司法考试，并搬来东京与我们同住，以便照顾我们。那时来往的都是门风相同的熟人，父母亲都认为只要子女读书能成功就好，其他非所计，故我们在日本的开销，均由二姊夫许鹤年处理家产来应付的。 毕业後赴满洲发展，乃因在日本求学时，二哥已经到东北行医，我曾去旅行过，对东北留下深刻的印象。其次，有感於当时日本对台实施殖民统治，青年人想在台湾攻读经济、政治无异与虎谋皮；而且台湾人在公家单位就职，最多只能做到课长，想再往上发展根本不可能，因此很多有志向的人都往外求发展，或去大陆，或去美国。是时日本国内又不景气，就职困难；而日本在满洲事件（九一八事件）发生後半年即成立「满洲国」，正迫切需要许多人才，故选择赴「满洲国」发展。 二、台湾人在「满洲国」 「满洲国」成立以後，采行五族共和，所有民族待遇一律平等，没什么差别，因此同样的职务在台湾公家机关月薪只有五、六十元，到满洲却可领一百七十元，待遇非常好，所以有很多台湾人都想到东北来。 日本赢得日俄战争後，获得苏联在东北的权利，於民前五年（一九○六）十一月成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对满洲展开蚕食鲸吞，因此该会在满洲拥有不少附属地，或建铁道，或开煤矿，有不少日本人到满洲求发展，这其中也有曾经在台湾总督府相关单位服务过的日本人，由於与日本人熟识的缘故，台湾人到满洲求发展比较方便，去的人也就多了，像我的大妹壻郑瑞麟於东京商科大学毕业後，就到安东市满铁调查部服务，负责有关满铁资料的调查工作。 我於民国二十一年「满洲国」成立後才到满洲，在「满洲国」法制局任职。在此之前去满洲的台湾人以医生居多，如大连有家博爱医院，抚顺有家天生医院，四平街有个张大长医生，我哥哥在哈尔滨也开了家医院（後来在大连开民生医院）。等到「满洲国」成立，才有较多的台湾籍生意人来做贸易，如黄烈火、陈重光、周塗树先生等人。而与我同样在「满洲国」政府里工作的台湾人也不少，如外交部长谢介石、林景仁、黄清塗等人。林景仁是板娇林家的後代，至厦门读书後就留在中国大陆，没回过台湾，後来到「满洲国」外交部服务[按：任欧美局情报司司长]。听说他常和谢介石，陈重光、高汤盘一起打麻将。我认识他是因先父好友许丙到东北来时介绍的。 满洲的银行业也有许多台湾人，由於许多在台湾政府银行退休後再到「满洲国」中央银行任职的日本人，如中央银行副总裁（总裁为原吉林省财政厅长荣厚）、山成乔六（原台湾银行理事）、理事铃木谦则、竹奉节藏等人都很重用台湾人，因此许多台湾人如吴金川、高汤盘、许建裕等皆在「满洲国」的银行界服务。 到了战争末期，日本要求台湾青年协助作战，抽了不少军伕到中国大陆，这些人中有很多逃兵，他们到东北後找我安排工作。我也曾因此去找谢介石帮忙，但谢介石说这些人日语既不好，国语又不会，要他们来做什么？我说他们也是不得已才来东北，还是请他想办法帮忙安排。 我在实业部商务科服务时，日本商工省派椎名悦三郎来满洲担任产业调查局长。他到任後将实业部改为经济部，他认为「满洲国」成立以後，许多建设、立法都需要事先调查，所以在经济部设立这个调查局。原先都由日本政府派各省（部）有经验的事务官负责调查，不过他们服务满两年以後就回日本，因此许多工作都无法持续。当这些台湾青年来找我帮忙时，我就利用工作的关系介绍他们去做调查员，其中以高中以上毕业者优先任用。 据我所知，除了因故过世外，大部份在「满洲国」的台湾人於光复後都回台湾了，但也有的人没有回来，他们的境遇都很凄惨。比方说内人的小弟蔡启运（日本东京大学农学士）就留在当地。大陆未沦陷前，我找了他三年都没找到，直到两岸开放往来以後，才知道他留在吉林工作，後来在长春大学任副校长，并任吉林省委员；中共改革开放後，又任职台湾同乡会，故每当有台湾人造访，皆由他负责接待。启运在吉林娶妻生子，不过已於去年逝世。另一位弟弟，在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横行时期．被逼迫致死；因为他是文人，有文人的骨气，下乡，劳改皆无所谓，但要他批斗别人则不符其性，故在屡番逼迫下，在庐山上吊而亡。 此外凄惨至死的人不知凡几。据我所知，当时大连、抚顺的医院，几乎都是台湾医生在那儿开业，如今却音讯全无，内人的妹婿是林坤钟的弟弟林浚哲，他於千叶医科大学毕业後赴满洲开业，教书。中共建国後，医院被没收，原本三层楼的房子只能保留一层，其他两层都由他人占住，而且无法继续执业和教书，因此生活无以为继。最近几年，坤钟兄才经香港寄钱援助他，已於民国八十二年过世。
三、我的经历 民国二十一年初到东北时，法制局长三宅福马叫我到法制局工作，我想我读的是经济，不愿意在法制局工作，但也不得不去。在法制局工作期间，由许丙先生作媒，与蔡法平先生的长女蔡启怡在长春结婚。 一年後，我转到实业部的商务科，主管为留学日本的满洲人张燕卿，对我极为赏识，因此我在半年内即升为事务官。 在商务科待了一年多以後，值台湾始政四十周年纪念（民国二十四年六月十七日），台湾召开博览会（按：於是年十月十日揭幕），「满洲国」亦设馆参展，「满洲国」派驻日本大使新竹人谢介石（按：於民国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就任）代表「满洲国」来台主持参展仪式，我因为职务的关系，也一起回台（我们先派两个日本人来台建馆，等到揭幕式时，我再与谢介石回台）。当时日本人对台胞极为刁难，台湾人回台湾需受到一再的盘查，因此为了节省麻烦，我不愿说自己是台湾人，以免受到刁难。到上海搭船时，日本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满洲国」人。他们和我说日本话，我假装不懂，表示只会说英文和满洲话（北京话）。抵台後，许丙知道我回来，也帮我掩饰。因此在「满洲国」时，我曾回台之事并没人知道。 众所周知，日本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台湾人极为刁难，如吴三连从事政治运动时，曾在林献堂等人设立的台湾民报社担任东京支局长，因批评台湾总督府有关米谷处理的问题而逃到满洲找我。记得他到满洲来的途中，日本刑事跟得紧紧的。我想这一段台湾人受欺压的历史，大家都有所耳闻，我就不再多说。 到满洲，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差别待遇，比方在台湾的大学毕业生一个月六十元，在「满洲国」月薪则是一百七十元，可以生活得很富裕。在新京（长春）开台湾同乡会，三元一桌的菜，十二个人都吃不完。不过我在「满洲国」娶妻生子，薪水都傻傻地花掉了，一些比较会打算或聪明一点的人，则将钱寄回台湾买房子。 我在商务科期间，经济部利用调查局的资料来实行计划，故扩大了工务局，并在工业科外，增设纤维工业和化学科。我在四、五年内便升为工业科长，为主持满洲工业行政的主管。 日本人为发展「满洲国」工业，需建设水力发电厂做为基础，以配合其它工业的发展，所以第一次计划在松花江建设水力发电厂，第二次计划在鸭绿江设立发电厂。派人调查期间，我也曾随岸信介（时任「满洲国」经济部次长）去松花江调查勘定水坝的地点。 我主持工业科时，主要负责纤维工业，深深了解「满洲国」纺织工业情况，也因此才了解满洲人的困苦。因为满洲位於北方酷寒之地，物产缺乏，全靠外资进口，假设一个人每年用掉十七尺棉布，「满洲国」三千万人海年最少需布五万码，这些布大部份靠日本进口，其困苦可以想见。战争以後，如何自力更生便成为「满洲国」的一大目标，在满洲自己尚不能生产前，只得要求日本商社来满洲设分店供应，因此设了日本商社棉业联合会，包括三菱、三井、丸红各商社及日本绵花，东洋绵花等纺织公司。除了请日本人在长春、奉天等地设厂外，另方面也请朝鲜人来满洲设厂。不少台湾人到「满洲国」做生意，主要就是从事这方面的贸意。
四、远赴泰国 民国三十年，我在工业科长任内，「满洲国」和泰国建交，需至泰国设公使馆，「满洲国」国务院总理郑孝胥的儿子郑禹奉派为「满洲国」驻泰国公使。郑孝胥是我岳父蔡法平的同乡好友，所以算起来，「满洲国」政府官员和我岳父的关系很密切。郑禹赴任时需要一名经济书记官，希望我能接受此职。我表示语言不懂，怕不能胜任。他说我语言可通，因为潮州话和台湾话很接近（按：泰国华人中，潮州籍的不少）。答应接受经济书记官的职务，其实我还有一点私心，那时的想法是：台湾人到北方如奉天、哈尔滨一带都太冷了，不如趁机到南方看看，或许台湾人应该往南方发展才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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