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年前发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不仅仅是一个过去的事件，它其实依然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这个讨论所针对的一些问题，十年里非但没有消失，反倒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引人注目。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健忘的时代，很多事情迅速地过去，也迅速地被忘记。 但是，我今天所以在这里重谈“人文精神”大讨论，更是因为，我觉得十年前发生的人文精神的讨论，并不仅仅是一个已经过去了的事情，它其实依然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并不是说这个讨论一直延续到了现在，而是说这个讨论所针对的那些问题，在这个十年里，非但没有消失，我甚至觉得它们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越来越重要。 “人文精神”讨论的基本情况 人文精神讨论大致发生在1993年至1995年间，持续了大约两年。最先是1993年的夏天，出现在《上海文学》上，然后从1994年的春天开始，在北京的《读书》杂志上陆续登载了6篇对话，参加这一组对话的，主要是上海的一些人文学者，当然也还有其他城市(譬如南京)的一些学者参加。这个讨论很快就变成为一个“媒体事件”，不但国内的报刊广泛地报道，国外有些报纸(例如日本)也作了反应。在持续两年的过程里面，不断有学者加入这个讨论，仅我个人看到的文章就超过了一百篇。许多报刊，如《光明日报》、《文汇报》还开辟了专栏，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文章发表。到1995年，人文学界以外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加入。1996年的时候，上海和北京两地同时出版两本《人文精神讨论文选》，到这个时候，这个讨论基本接近尾声，最热闹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就在这两年中，“人文精神”逐渐成为一个流行词。 社会的巨大变动，和与这个变动联系在一起的知识界的非常深的困惑和怀疑，这就是当时人文精神讨论的基本的社会和思想背景。 有关讨论的内容，我这里归纳的主要是在《上海文学》和《读书》杂志上发表的那两组讨论中的观点。它们主要有这么几条： 第一，是一个基本判断：当时中国的文化状况非常糟糕，可以说是处在严重的危机当中。 第二，作为这个危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当代知识分子，或者就更大的范围来说，当代文化人的精神状况普遍不良，这包括人格的萎缩、批判精神的消失，艺术乃至生活趣味的粗劣，思维方式的简单和机械，文学艺术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匮乏，等等，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文化人的精神状况很差。 第三，为什么精神状况这么差？从知识分子(文化人)自身的一面看，主要问题就是丧失了对个人、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意义的把握，也就是说在基本的价值观念方面两手空空，自己没有基本的确信，因为没有基本的确信，所以精神立场是东倒西歪的。 第四，这种精神状况的恶化，绝不仅仅是以知识分子本身的原因所能解释的，它背后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也不仅仅是在15年的改革当中才发生的，它其实是与中国整个现代的历史过程密切相关的。 第五，正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真正走出这种恶化的状态，绝不是一个短时期内可以做到的，它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持续的努力。 第六，既然是这样的长期的努力，作为开端，当时公开发表上述意见的这些人就特别愿意来提倡一种精神，一种关怀人在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不断在自己内心培植和发展价值追求，并且努力在生活中实践这个追求的精神。他们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精神，就是“人文精神”。 第七，“人文精神”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一个不断生长的、日益丰富的过程，而且这是通过个人来展开的：每一个人的不同的努力，通过个人的差异，来发展对精神价值的追求。也就是说，这种人文精神的追求是每一个人以不同的方式来做的，甚至靠这些“不同”所形成的丰富性，来推动的。 这大致就是当时人文精神讨论发起人的最初的看法。这些意见发表后，立刻引起热烈的反应，其中也有一些是尖锐的批评。 批评的意见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可以说是政治性的批评：你们这些人如此集中地提倡一种精神的倾向，并且根据这种精神倾向激烈地批评各种社会现象，这是妨碍了文化的多元化的原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专制主义，甚至还有人说，这是一种文化的“恐怖”。第二种批评意见是比较学理化的，认为人文精神的讨论不错，但是讨论的题目太大，那么大一个题目，太抽象，什么是人文精神说不清，而且把许多问题都放在人文精神这个题目下来谈，缺乏对具体的、制度方面问题的思考，应该把制度问题和人文精神问题结合在一起谈。我个人觉得这是富有远见的、建设性的批评。 十年过去了，今天回过头来看，为什么说这场讨论在今天依然有意义？ 总的来说，虽然这次讨论影响的范围很大，但讨论的水平并不高。原因有两个：第一，从自身来看，当时发起和参加这个讨论的人(包括我自己)，对很多事情想得都还不是很清楚，是随着两年的讨论逐渐深入，很多问题才慢慢想明白的。 第二个原因，就是有很多非学术的因素影响这个讨论，当时有很多的意气用事，很多的借题发挥。不过，虽然“人文精神”讨论在整体上不够深入，它在客观上却成为当代社会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这个标志至少体现在这样两个意义上。第一，这场讨论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那样一个社会剧烈动荡、迷茫、痛苦、困惑的阶段之后，开始慢慢地恢复活力，发出声音的开始。 “人文精神”的讨论可以说是知识界第一次重新大声说话。正因为是第一次，所以许多人都会加入，因此，客观上就成为一个标志，一个知识界恢复思想活力的标志。 更重要的是，“人文精神”讨论凸显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些具有根本性的大问题。十年过去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一点都没有减少。 当“人文精神”讨论快要结束的时候，许多人的眼光已经开始转向当代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其实大家的分歧并不在别的地方，而在于对当代现实的判断上面，这是问题的关节点。为什么讨论深入不下去？就是因为讨论者对现实本身缺乏深入的认识，基本上是凭着印象在那里说。所以，“人文精神”讨论的一大结果，就是促使知识分子将注意力转向对当代中国社会真实状态的研究。 一旦视线转移到中国社会的现实，一个不约而同的感觉就出来了：那些我们用惯了的、主要是在上世纪80年代获得的概念，特别是那些两两对立的概念，什么传统与现代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啊，虽然不能说就完全无效了，但确实是不同程度地丧失了大部分有效性。我们不能再靠这些概念来解释社会、解释现实。一旦看清了这一点，更大的问题就产生了。简单地说，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在什么样一个时代？ 一方面，是越来越觉得应该重新研究社会现实，可另一方面，又越来越清楚地发现，要作这样的研究还真不容易。我们今天的大学，今天的学术界，譬如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大致是分成两块，一块是所谓纯学术，理论、考据，有不少有价值的研究，但也有大量重复劳动，远离现实，甚至是学术垃圾。另一块，是所谓紧贴现实、注重应用、围着就业和人力市场转的，市场今天需要什么人才，我就给你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一切都以适应社会为目标。而那种以分析的、甚至是怀疑和批判的态度来面向社会现实的研究和学科，在今天这样的大学和学术格局里，很难立足。 这就是困难之所在了。一个知识分子也好，一个人文或社会科学的学术工作者也好，他要批判地分析和认识这个社会，当然首先是靠自己的精神倾向和生活经验，他不但要有深厚的人文情怀，有敏锐的洞察力，更要有大量的活生生的具体的经验，将他和公众的遭遇和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这一点在今天已经成为问题。中等阶层(学者大多属于其中)的人，似乎总是与其他的中等阶层的人士生活在一起，生活经验越来越狭隘，缺少与社会下层的血肉联系。一个这样的在精神上越来越狭隘的人，他很自然就会逐渐远离那些尖锐的社会和时代问题。但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即便没有上面这样的问题，知识分子或学者要深入认识社会，还是会有很大的困难。他需要获得充分的信息，要依靠学术体制所提供的多样的研究和交流渠道，包括需要时间、人力和经费上的种种支持。 总之，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我个人认为这是摆在中国知识界或人文和社会科学界面前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我们今天的人文学术的最大的动力或者活力，就是来自于对这样一些问题的回答。在这一方面，现成的所有的西方理论都只有参考的价值，我们必须通过我们自己的深入的研究，一步一步地创造新的合适的概念，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理论，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而且，这也是中国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能够为整个人类思想增加新的东西的最具可能性的一个途径。因为，这个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样的问题不仅仅我们中国人在问，地球上大家都在问。今天的中国的事情已经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事情紧密相连，中国又是这么一个大国，中国的知识和学术界就有这个责任，应该为整个人类思想作出自己的贡献。如果我们在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研究上能有突破，那么，对其他地方的思想和学术活动，一定会有正面的影响和贡献。 越是想到这一些，就越觉得我们的研究太不够了。从“人文精神”讨论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当代社会研究的进展还是很有限。20世纪90年代末的所谓“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竟然还是和“人文精神”讨论差不多，明明分歧的关键点是在对社会的判断不同，但因为缺乏对社会的实际研究的充分支持，最后变成了理论的分歧，什么我是自由主义、你是新左派，甚至又降到了人身攻击的地步，真是毫无意义。大家知道，在今天的中国，一个新的阶级正在快速崛起，它已经掌握了非常多的经济的资源，正在染指更多的政治和文化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新的阶层已经和正在对中国的未来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可是，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对这样一个阶层的命名。它已经影响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却没有一个恰当的词可以形容它，从这里，的确可以看到人文学术界的迟钝和滞后。 “人文精神”讨论第一次迫使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对现实的隔膜 回过头来看，是“人文精神”讨论第一次迫使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对现实的隔膜，仅此一点而言，这个讨论就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在很多人都在做这个研究，虽然很困难，但是在做。有些社会学家做得很不错，经济学界也有不少人在做，文学和历史研究方面，现在一些人在尝试所谓“文化研究”，也是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 当人们把眼光转向社会现实以后，很自然地会引发对制度性因素的关注，政府责任、宪政问题、产权问题、经济体制，等等。这些的确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最近十年来，知识界和学术界对制度层面上的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是最引人关注的，可以说成为了“显学”。其正面的意义非常巨大。但是，“人文精神”讨论毕竟打开了一个另外的空间，一个讨论生存的意义、价值、伦理和精神信仰的空间。与对制度性问题的讨论相比，这个空间好像是虚的，是无形的。可是，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制度性的改革并不能够解决一切，它还需要另一方面的支援或配合，这所谓另一个方面，用一句老话来讲，就是“人心”。 最近二十年来，我们的社会在很多方面花了很大的精力，改革、投资，但是对那些无形的精神的领域却明显地忽略了，好像那都是不重要的事情，至少不是现在紧迫的事情，而是将来的事情，可以先放在一边去。这个偏向造成的后果，今天已经很明显了，我们的社会正在为这些“虚”的东西的恶化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在今天，我们不但需要合理的制度，也需要能与这合理的制度相适应的精神上的某种根据。如果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不断恶化，再好的制度也建立不起来。当前社会出现的许多问题，不是制度性的改革就能消灭的，当一个人为了很小的利益就可以用砖头把人砸死的时候，你光靠利益、靠惩罚、靠奖励，靠诉诸他的利害之心，是远远不够的。 多少年来，我们的社会忽略了无形的东西，人和人的信任感，基本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对生存意义的理解，对所有这些抽象的东西的重视。正是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积少成多，最后把我们逼到了今天这样一个困境里。 我想大家都会同意，一个社会，一个民族，要想变得富强一些，并不是太难的事情，只要你认真做，好好经营，以中国人这样聪明，致富并不很难。但是要建立一个精神上健全的社会，就难多了。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在今天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几乎全世界的人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都在苦苦追问人的生存的意义。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更为严峻，简直可以说是生死攸关。是“人文精神”的讨论，以那样一种强烈的方式，把这个精神的问题，这个精神生态的恶化的问题，特别提到了公众的眼前。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这个讨论因此具有了特定的生命意义，好像一直还活着，延续到了今天。（作者王晓明：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合聘教授） |
|
|
来自： 灵藏阁 > 《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