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与“人”的召唤

　　1993年6月，《上海文学》发表王晓明等学者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批评了几种流行的文化现象，如王朔的“痞子文学”等等。王晓明认为，当时中国的文化状况非常糟糕，可以说是处在严重的危机当中。作为这个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代文化人的精神状况普遍不良，这包括人格的萎缩、批判精神的缺失、艺术乃至生活趣味的粗劣、思维方式的简单和机械、文学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匮乏等等。文章发表后，《读书》杂志很快积极响应，推动讨论深入展开，发表了张汝伦、王晓明、陈思和、朱学勤等人的《人文精神寻思录》。紧接着，《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华读书报》等还开辟了专栏，由此，掀起了一场“人文精神”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波及南北，影响深远。所涉及的问题，如市场经济与人文精神是何关系，市场经济导致人文精神的丧失还是促进人文精神的生长，当今中国需要提倡什么样的“人文精神”等等。通过这场讨论，不仅使人们对市场经济给精神生活产生的正负效应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而且促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和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面临的实际问题。

　　20年过去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推进，尤其是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实际上并未中断，而且在各个领域不同程度和规模地一直在持续，只不过，这些讨论相对分散，没有形成必要的合力，没有在整个思想文化界掀起巨大的浪潮。因此，从有些方面来看，现实中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也日益清晰，比如，如何理解人类的经济发展与整个世界存在的关系？如何理解人类在生物系统中的位置？中国人所需要、所追求的现代生活究竟是怎样的？更具体地说，什么样的城市生活才是好的生活？什么样的物质生活，才真正能促进人的物质享受能力？……在某个角度看，今天的文化研究所面对的，正是人文精神讨论当初模模糊糊感觉到的那个根本问题：新的中国，现代化的中国，究竟以怎样的文化和价值信念成为自己的精神依据？

　　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精神文明不断提高的发展阶段。就我国而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但也应看到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本身就是利弊共存的，一方面物质的极大丰富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为人们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物质文明的发展进步所伴生的科技文化的日新月异，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而另一方面，物质化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觑。首先，物质的极大丰富与满足并不意味着人们幸福感的增加，因为不断产生的物质需求往往意味着旧的欲望尚未满足，新的欲望又会产生。例如消费主义的盛行，它导致人们深陷物欲的泥淖不能自拔，虽然人们能在疯狂购物中获得心理的暂时满足，但随之而来的新的消费欲望又刺激着人们购买新的甚至无用的商品，这种周而复始的重复往往让“人”最终迷失在物欲的喧嚣中而很难独立。其次，媒介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泛媒介化正在对人形成合围之势，使人们日益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和行动能力。具体而言，进入新的世纪以来，现实中的每一个“人”，几乎无不被控制在三网融合的大“网”之中，或者被淹没在泡沫化、垃圾化的信息的汪洋大海之中。人对机器的依赖，对高科技的依赖，甚至直接成为机器“控”、信息“奴”，其主体丧失及蒙昧无奈之状，比西方工业化之初更加严重百倍。而文化产业化的大势所趋，更是让文化前所未有地成为了赚钱的工具。原本应该承担开启心智、开启民智大任的文化创造，却正在沦为商品化的奴婢。所谓“在商言商”，因而，对于文化产品的生产者来说，其创作和生产的基本动机，就不可避免地往往把盈利放在第一位，或者作为基本出发点和考量标准。那么，文化的启蒙功能和责任，是否还能一如既往？因此，人文精神的建设问题，就不能不重新提起。

　　回顾以往，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最大的问题是，基本上被局限在现当代文学或文化研究的学科领域，即使其它学科也有相同主题的讨论，也往往是自说自话，互不沟通。如古典文学及文化研究、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国哲学研究等等，都有过这方面的专题讨论，但却几乎都是各自独立，相互封闭。时至今日，人文精神的话题绝不仅仅是某一个别学科的专业课题，而是我们整个文化发展的方向性问题，是所有文化研究领域的具有核心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一定要把古今打通，把文史哲的各个学科领域打通，建立起通畅的文化对话。从而以更加开阔的历史、文化和哲学的眼光，寻求人文精神讨论与大文化研究的新的逻辑起点和思维脉络。在全球化、新世纪的今天，非常有必要再次开展一场人文精神的大讨论，更加深入有效地解决当下文化建设面临的严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