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上，一群妙龄女性挎着盛满鲜花的篮子，脸上的笑容如花……看到这样一幅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社会的黑白照片，绝大多数人会被它传达出的闲适意境感染。有谁能想到，这些女子都是当局特设的一所“新娘学校”的学员，其中许多只是十多岁的孩子，却要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接受诸如洗衣、做饭、带孩子等各种严苛培训，最终成为纳粹德国的“完美新娘”，成为给纳粹政权的野心“添砖加瓦”的信徒乃至帮凶。 让女性为第三帝国出力 纳粹“新娘学校”的始作俑者，是时任法西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妇女联盟”领袖的格特鲁德·肖尔茨·克林克。因为看到男性纳粹党员为希特勒立下“汗马功劳”，她的脑海中酝酿起了一个计划：把青年女性组织起来集中培训，使她们成为“能为帝国更好地做贡献”的人才。 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与肖尔茨·克林克过从甚密。笃信“种族优越论”的前者，恰好在 1935 年策动推出了“纯化雅利安种族计划”——让更多“纯种雅利安孩子”降生，从而使德国“成为一个强大的、血统纯正的国家”。自然，在包括希特勒和希姆莱等在内的纳粹高层看来，德国女性最基本的职责，就是为帝国养育“纯种的雅利安儿童”。 于是，辟出场地，尽可能多地“生产”能充分胜任家庭生活的“完美新娘”，被提上了纳粹党的议事日程。 1936年，希姆莱与肖尔茨·克林克联合发布公告：凡是同党卫军成员谈恋爱或已经订婚的女子，以及其他未婚的女性纳粹党公职人员，均须参加“完美新娘”培训。尽管以禁欲主义者自居，希特勒本人也对这一动作表示认同。在纳粹党 1936 年召开的会议上，他特意提到了此事：“女性只是一个小世界，可如果没有这个小世界，我们的大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又该如何生存下去呢？” 有了“元首”的肯定，肖尔茨·克林克的干劲更足了。
希特勒接见“完美新娘” 种族观念成为培训核心 1937年，柏林万尼斯湖的天鹅岛上，一栋宽敞的别墅拔地而起。纳粹建立的第一所“新娘学校”便设在别墅中。标准的“完美新娘”培训为期 6周，学费135马克（今约合625美元）。烹饪、熨烫、园艺、保育、室内装饰、动物饲养……只要是日常生活所需的技能都不会被遗漏。“准军属”还得接受保养军靴和军服，擦拭（党卫希特勒接见“完美新娘”军成员佩戴的）短剑等方面的训练。 作为“纯化雅利安种族计划”的基础支持项目，肖尔茨·克林克对参加“完美新娘”培训的女子身份要求极严，她们的个人档案须接受反复审查，“上溯到祖宗三代”，只要被发现有一丁点儿犹太或吉普赛血统，就会被拒之门外。此外，身体残疾及精神障碍者不被接纳，因为她们被视作“对社会无用的人”，更是对“雅利安基因纯洁性”的威胁。 即便拥有“高贵血统”，只通晓居家技能依然不够。于是，诸如如何举办鸡尾酒会、如何谈吐得体等有助于彰显“雅利安种族优越性”的技能，亦在女孩们学习之列。 然而，这些都并非“新娘学校”的教学精髓——种族主义和遗传学才是。通过这方面的“洗脑”，学员们会视自己为帝国“种族延续的发动机”。 实际上，入学之初，学员们就被要求宣誓永远效忠希特勒和纳粹党的高官，“至死不渝”；并承诺“按照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的理念”抚养下一代。培训期满后，“新娘学校”会进行考核，向合格者颁发饰有日耳曼传说中“生命之树”的证书。结婚时，所有来宾必须是纳粹党员或忠于纳粹党者。新人不会去教堂，代之以向“元首”宣誓效忠。至于考核不合格的，只有“回炉”重修，否则永远无法迈进婚姻的殿堂。 是牺牲品，也是加害者 1941年苏德战争打响后，越来越多的德国男性走上战场，劳动力紧缺问题随之突显。主张“女性的基本功能是为帝国养育后代”的希特勒只得向现实低头，允许更多女性走进工厂。“新娘学校”规模有所缩水，史学家搜集到的资料显示，学校对教学内容进行了调整，诸如操纵机床和炼钢炉的课程被补充进来。1944年5月最后一所“新娘学校”关闭。此时，距纳粹政权垮台仅一年时间。 肖尔茨·克林克在战后用化名东躲西藏，最终被揪了出来，过了几年牢狱生活，于 1953 年获释并移居德国西部的一个村庄。1978年，她还出版了一本《第三帝国的女人》，为法西斯的意识形态及女性在纳粹政权中扮演的角色涂脂抹粉。直到 1999年3月，肖尔茨·克林克才以97岁高龄去世。 人们常说，战争是野心家的棋局。被希特勒绑上战争机器的德国民众，尤其是柔弱的女性，由此被认为是单纯的受害者。但仔细审视历史资料，便会发现这种认识并不严谨。 美国有位名叫温迪·洛尔的历史学教授，专门研究纳粹种族灭绝史。在其新书《希特勒的复仇女神》中，他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二战期间，23岁党卫军士兵之妻厄娜·佩特里，外出购物时发现了6个近乎赤身裸体的犹太儿童，倒在路边奄奄一息。厄娜很清楚，这6个小家伙是从开往死亡集中营的列车上逃出来的。于是，她“心平气和”地将这些孩子带回家，给他们吃了顿饭，然后带到树林里，逐一开枪射杀。 如此残忍的行径并非孤例。二战期间，至少数千名德国女性直接卷入了种族灭绝，绰号“美丽野兽”的伊尔玛·格蕾斯最为臭名昭著。她在担任奥斯维辛及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看守时，“参与了任何一件让人震惊的罪行”。由于罪大恶极，纳粹政权灭亡当年，格蕾斯便被送上了绞刑架。 正如美国《纽约时报》在报道中指出，纳粹的杀人机器无疑是由男性占支配地位的。但谁也无法否认，被灌输了狂热的意识形态后，德国女性不再如人们通常思维中那样善良仁慈，她们在这场集体犯罪中表现出的积极性，远比此前想象的更高。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