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浴血山河醉，一声清吕天地中……
——题记
终于，我们听到——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回音……
那是辛亥秋生死保路（注）的第一滴血
击发工程营强攻楚望台的炮声……
那是3000年不屈儿女
喋血台儿庄、南瓜店、石牌、野人山、湘西、松山、新墙河的弹雨枪林……
那是《共同纲领》的缔造者们
在巍峨城楼的第一声带血的呼唤……
那是最幽暗的长街
在热血冷却后——满目硝烟的黎明……
百年凝血
百年期许
百年忧患
百年抗争……
………………
………………
………………
………………
——终于，我们听到——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回音……
注：指导致满清王朝覆灭的四川（湖北、湖南、广东）保路运动风潮。
“路”——指“川汉铁路”（成都-重庆-万州-宜昌-武昌；即现今成渝-渝武铁路）、“粤汉铁路”（武昌-广州；即现今京广铁路南段）——原系民营股份制铁路。
清政府1911年宣布——将民营川汉铁路及粤汉铁路——“收归国有”。
激起川、鄂、湘、粤士绅民众——成立“保路同志会”抗争——尤以四川民众反抗最烈。
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开枪镇压——在成都总督衙门前
——枪杀上访请愿的“保路同志会”士绅民众数百人。
“保路同志会”在赵尔丰封锁电信的情况下，利用都江堰四通八达的水路——用木牌写上：“川督赵逆屠城，请速救援”再抹桐油放入河道飘下
——下游民众阅后，再放入水中，让更多民众知悉——“水电报”传遍全川！
四川民众-“袍哥”（“哥老会”）举枪成立数十万“保路同志军”围攻成都。
——吴玉章（辛亥-中共元老）、喻培伦——率先领军宣告“荣县独立”——四川各地响应。
清政府急调端方（驻武昌）新军第八镇（师）入川，镇压保路运动。
新军第21混成协（旅）工程营之革命党人“文学社”-“共进会”发动起义——是为“武昌首义”。
湖南当即宣告独立——全国各省纷纷独立——响应武昌。
重庆新军首领张培爵、夏之时，成立重庆蜀军政府。
刽子手赵尔丰——被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下令处决——斩首示众。
端方率军至四川内江——被起义士兵枪杀。
满清王朝统治——至此结局。
成都人民公园——至今犹存“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
重庆临江门市政协礼堂门外——立有“张烈士培爵纪念碑”……
成都：人民公园内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建于1913年。
保路运动：
1911年，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拟“引进外资”加速建设，并决定对“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先查账（因传公司高层挪用资金在上海炒股亏损），再处理股东的股金。
此办法遭到四川方面的强烈反对，继而引发“保路运动”。邮传大臣盛宣怀等被指“卖国”。
四川总督赵尔丰面对民众请愿游行与罢市，逮捕了“保路同志会”领袖，武力镇压请愿民众造成死伤，四川各地武装反抗声势愈大。
清政府不得不调湖北新军进川维持局势，致使武昌军力大减。
10月10日，“文学社”、“共进会”组织的武昌新军起义爆发，各地纷纷宣布“独立”，此即“辛亥革命”。
满清重臣袁世凯奉命讨伐革命军，却与对方私下议和，并逼迫清帝退位。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清朝灭亡。
孙中山曾评价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当年修建川汉铁路（成都经重庆、万县、宜昌到武汉，总工程师是詹天佑），资金和技术都大有问题。
特别是其中万县到宜昌段的三峡地段——修建更是难度极大。
“保路运动”之后一个世纪中，该铁路的修建方案由不同政权的专业技术人员经手，至少修改了二十余次。
直到2010年，宜（昌）万（县）铁路才终于建成通车。
川汉铁路公司创办于1904年1月，1907年转为商办。
它的主要资金来源是“租股”，按田租3%收取，成为全川士绅和田主广泛参与的公司。
至1910年止，实收股本高达一千一百九十八万三千两。（宓汝成编：《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第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北京版。）
川汉铁路公司，本身就是新旧社会递嬗中产生的怪物。
这个公司成立于1904年1月，四川总督锡良倡议创办，最初是官办公司；1907年转为商办。
1908年聘请詹天佑为宜昌至万县段总工程师，但当时他无暇兼顾，直至1909年才上任，并推动工程在这一年年末正式开工。从章程制定、用人行政到股金收集，均由各级官吏越俎代庖。由此造成两个严重后果：
一是贪污、浪费、账目不清非常严重。
1909年11月19日，“四川谘议局整理川汉铁路公司案”的报告指出：“其开支每多浮滥，即以昨年之报告而论，各局所开销至于五十余万金，寸路未修，而耗款若斯之巨”！（同上。）
租股“征收之后，或握款不交，或征而不报，辗转侵蚀中饱，多入私囊。按租股征收六年（自1905年开征起至1910年止）应有1200余万两。而实收仅900余万两，足见其弊端之大。”（《川汉铁路筹建经过》，《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4页，1963年，成都。）
一年多以后，上海出现钱庄倒闭潮，川汉铁路公司存放上海的资金350万两，亏损285万余两。据两江总督和邮传部调查，其中大量是经手人诈骗和侵蚀，当时揭露有确凿证据的已达110万两。
二是工程进展极端缓慢。
在1909年秋詹天佑接手宜昌段并于12月10日开工以前，一寸铁路都没有修成。“到辛亥革命为止，已建成通车的运料路有三十余里，因桥洞未完工而尚未通车的铁路有八十余里”。（曾绍敏：《漫话四川保路运动》第7页，巴蜀书社2006年成都版。）其他路段则交白卷。
四川铁路公司的混乱，朝野早已议论纷纷，民怨沸腾，整顿势在必行。
上策是监督公司自行整顿。应该在政府和议会（四川谘议局）监督下，由公正的第三方彻底清算账目，保存资产；然后从实际出发，定出整改和重组办法。
可是，清政府不遵循当时的《公司律》和市场经济的正常办法，愚蠢地下令“收归国有”，而补偿办法不容股东置喙，反而让各方怨恨集中到政府身上。
据参与者的记录，四川股民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他们要求通过法治和宪政来保护自己的财产。
而统治者却把经济权利的要求说成是政治问题。
从5月9日“干线国有”的上谕发表，到9月7日发展至血染成都。双方兵戎相见，整整四个月，有多次挽回机会，都被清政府及其大员断送掉了。
第一次纠错机会，出现在“上谕”下达后的头一个月。各方苦求“圣上”收回成命，而朝廷一意孤行。
各方反对干线国有的函电纷至沓来，这是一场法治、民主与专制的博弈。
其中最为精辟的是四川谘议局呈请四川总督转报朝廷的呈文：
“谕旨收回干路，而川汉并非邮传部从前奏定干路（按：1907年奏定的干路名单）……乃部咨一并牵连收回，似尤未为允协。……取消商路，事系剥夺人民既得之权利，俱应由资政院议决。四川川汉铁路关系本省权利，存废应由本省谘议局议决。”（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三册，第1269页。）
违反原有规定和民主程序，这样的“圣旨”，显然错了。
5月20日，批准在借外债的合同上签字的上谕公布后，谘议局联合会上奏章指出：
“立宪各国慎举国债，必经国会之议决。先朝钦定资政院章程，亦以议决公债之职权，畀诸资政院。不经资政院议决之国债，遵先朝之法律，原应归于无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41页。）
没有经过资政院讨论，借债筑路，又是违法的！
成都各团体和川汉铁路公司的呈文则说：
“川汉铁路纯依国家法律而成立，既无收回国有之理由，恐致酿成外有之惨祸。……且按照《公司律》，非开股东大会，不能决议。似此朝旨迫切，少数股东，谁敢承认接收？……请旨饬下邮传部、督办大臣，暂勿派员接收，免致激乱人心，别生枝节。”（同上，第345、349页。）
依法维护自己的财产权，何错之有？
官办铁路是不是好呢？谘议局联合会的奏章指出：
“中国幅员之广，铁路何以必须国有？国有铁路，何以摈斥民款，而纯借外债以收回之？”“以外债造铁路，亦必以铁路受外债之害，路未成而本息已无所出，将何法以治之？官办铁路，夙称弊薮。京奉铁路，每里三万余两；沪宁铁路，每里五万余两；津浦铁路，尚不止此。以有穷之借款，供无穷之挥霍，将何术以弭之？”（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42～343页。）
四川谘议局的呈文也说：靡费侵蚀等弊端，“即官办又何尝不然？而延误之咎，尤必不尽在商办。即如宜昌购地，请督办大臣一纸告示，经年余而始下。……四川倒款之施典章，乃出于川督奏派而非商民公举之人。凡此口实，岂能一归国有，即保其净绝根株？”（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三册，第1268页。）
这些都是非常理性请求依法办事的奏章。
如果清政府也理性地响应，公布有关信息，与民众代表诚恳对话，矛盾的化解并非难事。
不幸，那么平和，那么设身处地为稳定社会提出并不苛刻的建议——都没有打动执政者。
就在这个时候，资政院议员也要求召开临时会议审议有关事项。
尊重民意，尊重民意机关，民主、法治的康庄大道摆在眼前。
可是，在朝廷眼中，这些事：“虽属重要，尚非紧急，自可于开常年会时从容详议。”（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44页。）
按规定，资政院的常会在每年九月（新历十月下旬至11月中旬）召开——那时革命烽火已遍域中。
机遇早已在云中飘逝！
第二阶段是8月24日开始的罢市、罢课、罢工、罢耕——四川人以现代社会司空见惯的和平示威方式，保护自己的权利了；
最高当局依然无动于衷，采取强硬措施压制。
戊戌变法后，全国各地，民间团体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民间的老社团——同乡、宗亲、同业和各种慈善组织也生机勃发。
6月17日，川汉股东走在粤汉等地同业前面，率先成立了“保路同志会”。背后支持这个组织的是四川谘议局的领导人。
这次四罢，是清政府强行接收川汉铁路公司的财产触发的。
两个月零七天的和平交涉过去了。
清政府不但没有顺从民意，改弦易辙，反而在8月8日，邮传部任命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为国家铁路驻宜昌总理，继续用川汉铁路公司的资产修筑铁路。实质是强行接收这个公司的资产，立即变为国有。
股东们非常激愤，开会做出决定，撤销李稷勋驻宜昌总理的职务。
清政府变本加厉，用皇帝的名义钦派李稷勋为国家铁路驻宜昌总理。
股东们忍无可忍，通过决议，即日起开始四罢（罢市、罢课、罢工、罢耕）。
这些示威活动有几个特点：
1.和平，守法。成都街头搭了许多牌楼，上面供奉“光绪德宗景皇帝之神位”，旁书以光绪皇帝名义下达的圣旨中的两句话：“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家家户户门首也贴上有同样字句的黄纸；市民朝夕焚香祷祝。
2.同抗缴租税相结合，卡住钱袋子，抓到了专制统治当局的命脉。
9月1日，川汉铁路股东会议发出不纳粮税通告，宣布“自本日起，即实行不纳正税，不纳捐输。”“布告全国，声明以后不担任外债分厘。”（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三册，第1286页。）
3.与粤、湘、鄂等地的抗议活动互相呼应，成为全国性大规模的示威。
不过，人民走进现代社会了，统治者还滞留在中世纪。他们应对的措施是：
1.切断信息流通。严禁报刊登载这类消息，禁止电信局发送有关电报。
2.坚决拒绝民间和地方官员维持商办的请求。
在罢市和罢交捐税浪潮威胁下，四川总督赵尔丰于9月2日给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副总理）发出电报，坦陈当前局势。他说：
“川人已定宗旨，不能俯准商办，即实行停纳钱粮、杂捐，以为对待。他不具论，即兵饷立竭，势将哗溃，全省坐以自毙。”
“自立宪之说鼓吹，人人有自由观念；自留东学生归来，多半狂悖言论。今藉口路亡国亡，浸润灌输于一般人民之心理，群情激愤，矢志决心。……川省有变，湘、鄂亦必继踵而起”。“总之，此事非和平即激烈，如朝廷准归商办，大局或不致十分破坏；如不准所请，则变生顷刻，势不得不用兵力剿办，成败利钝，实不能臆计。至全国受其牵动，尤为尔丰所（不）敢任咎。”（《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三第1554～1555页，国史馆印行，1996年台北县新店市。）
话说得非常尖锐，非常中肯，也非常沉痛。
可是，清政府以“奉旨留中”四个大字，束之高阁，置之不理。化解危机的机会又一次丧失。
第三，不能冷静对待少数人的极端意见，抓人、杀人，导致全面的武装起义。
民众认识不可能划一，在群众运动高潮中必然出现一些激烈意见。四川保路运动中同样有这样的情况。
9月5日，有人在川汉铁路股东大会的入口处，派发传单：《川人自保之商榷书》。这份传单号召“保护官长”、“维持治安”和“一律开市、开课、开工”的同时，提出由各州县议事会集议，责成城市自治机构——城区的董事会代收租税；“昼夜加工，制造枪炮”；“练国民军”；“边险地方建筑炮台”和发展“实业及教育”等主张。（同上，第1557～1559页。）
赵尔丰看到后勃然大怒，认为这是一份宣布四川独立的宣言，保路运动是“阴图革命”！（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69页。）
这样的过度解读，加上他听信保路会“定谋于本月十六日聚众起事，先烧督署，旋即戕官，宣布独立”（《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三第1564页。）的谣言，导致一场血染街头的大惨剧。
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以“开会”为名，诱骗保路同志会和四川谘议局的领导人到总督府，立即“手缚绳，刃指胸”把他们一一逮捕。
成都市民闻讯后，“各街民众来乞释者，由午而暮、而午夜，虽枪毙三十二人，不稍退却（督院内死二十六人，各街死六人。）”（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35～336页。）
这些市民是头顶光绪皇帝的牌位，手无寸铁，向四川总督赵尔丰请求释放代表的。
这样的和平请愿——竟不能见容于凶残成性的赵尔丰——居然下令开枪，让鲜血染红了督署和成都街头。
当天，赵尔丰致电内阁，竟然把事情说成是匪徒数千放火和进攻督署，他“饬令兵队开枪抵拒，伤毙前锋十数人”。
清政府于第二天回电：
“该署督前奏川人抗粮抗捐等情，已属目无法纪；兹复倡言自保，意在独立，尤属罪无可逭。著赵尔丰迅速查拏。如得有狂悖不法确据，实系形同叛逆，无论是否职官，即将首要大犯，即行正法，并妥速解散胁从，毋任蔓延为患。”（《宣统政纪》卷之五十九，文海影印本第1048页。）
2000万四川人忍无可忍，拿起刀枪反抗了；
以会党——袍哥为骨干组成“同志军”，到处摆开战场。荣县独立。
一个月后，武昌起义；
11月22日，重庆宣布独立，成立蜀军军政府；
11月27日，四川大汉军政府成立；四川人为埋葬大清帝国建立了丰功伟绩。
历时四个多月的博弈，历史给了清政府多次回归法治、和平解决的机遇。
只知统治人民的专制统治者，毫无自省精神，终于把人民逼上梁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