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路2015-03-18 吳易叡 | 聯副創作 | 檔案工作進行了一段落，剩下幾個訪談還沒進行。發出去的十幾個電郵只有兩個人回信。也許是敏感的六月天，訪談對象的回覆總是謹慎些。愈來愈接近預定離開北京的日期，在那提心吊膽的最後一個禮拜，每天都到北大三院外頭溜達，順便等待手機簡訊。 圖／陳裕堂檔案工作進行了一段落，剩下幾個訪談還沒進行。發出去的十幾個電郵只有兩個人回信。也許是敏感的六月天，訪談對象的回覆總是謹慎些。愈來愈接近預定離開北京的日期，在那提心吊膽的最後一個禮拜，每天都到北大三院外頭溜達，順便等待手機簡訊。 初夏的驟雨並未驅散醫院外的人群。 乞討的人多，其實並不大讓人意外。但時有所聞的是：貧童被人蛇集團拐騙，斷肢挖眼之後，每天清晨會被載到大城市的各個據點行乞，深夜才由原車接回。於是遇見沒有了雙足的孩子，你會多看他一眼，花多點片刻思索他的身世，然後便掏出身上所有店家不收，不到一塊錢的紙幣給他，雖然知道這樣並不能幫助他多少。 有些人直接告訴你他們的可憐遭遇：面無表情的夫婦抱著一對嬰孩。嬰孩用花布裹著，也不哭鬧。就在他們盤坐的地上立著一塊紙牌，上頭寫滿了他們從小康家庭突然陷入貧窮的來龍去脈，文情並茂。讓人不禁忖度的是他們整身，包括臉龐和頭髮上滿布的泥土，不若城市裡自然沉積在靜坐者身上的灰塵，而像是故意撲上去的。 多走幾步，一個胖壯的年輕人呆坐在醫院外的台階上。緊身壓力衣褲、單車手套、安全帽一樣也不缺，身邊也少不了那塊寫滿身世的紙板。他的故事動人得更讓人啞然失笑：「我是一個懷著中國夢的青年，在絲路越野單車壯旅的途中用盡了盤纏……」絲路騎了一半怎麼會停留在北京呢？這些專業運動配備我也想擁有啊。 環顧四周，出現了更多行乞的組合，真真假假就像一場華麗的馬戲一般。我的雙手插進口袋裡卻竟再也拔不出來。直到碰到賣資料袋的地攤老伯。 彩色的資料袋一個要價十元人民幣，雖然不便宜卻也不算哄抬。多買幾個剛好拿來分類檔案資料。老伯能言善道，我一下就和他熟了起來。他好心地問我：「來看病嗎？」「不，我是來找幾個大夫的，」我誠實答道：「但其實我對您這塊牌子更有興趣。」 牌子上寫著幾個大字：義務指路。賣資料袋只是幌子。老伯替人指路。 問路是要收費的。老伯從資料袋裡掏出一疊紙，密密麻麻寫滿了大夫的名字、他們的專業擅長、診療時間。雖然名為義務，指定大夫的小費行情都不同。指路人直接幫問路人打電話進大夫的診間，要是成功掛號，費用由兩人對分。許多從鄉下慕名而來進京看病，不識字或是被複雜的掛號流程折騰得頭昏腦脹的來客，就得依賴這種方式才能見到他們心儀的醫生。 奧運會之後，北京一夕之間施了脂粉。蓬勃的市場經濟體系吸引了來自各地的競爭對手，但撐起這個世界級城市體質的，卻是大批無法落戶的移工和幽靈人口。他們遠道而來打沒有合同的零工，承擔著工傷意外、塵肺症和群聚感染的高度風險，卻無法申請醫療保險。掙了兩個月的工資才夠看一次病，選醫生當然不能大意。他們是指路老伯的主要客源。 這時我腦海突然閃過一周前所見的：機場快線的窗戶上，貼滿了由營建集團和北京大學合作的國際醫療服務廣告。北京顯然覺得內需不足的醫療品質，可用外應來接濟。兩種性格相左的醫療並行，服務的對象也當然不同。其實在飛機上早也領教了另一幀廣告。已經有公司打造了頂級健檢和醫美的機加酒套裝行程。搭的是私人包機，酒店是鄰近瑞士中部著名滑雪景點的度假村。21世紀的魔山，不再屬於奧匈帝國上流社會的肺癆病患，而是被稱為「白富美」、「高大上」的中國新資產階級。 在三院外摩肩擦踵的人群，來到北京並不奢求頂級醫療。所看的病，真的，只要會好就夠了。北京對他們而言不僅代表了進步，還有承諾。地鐵上一路向你招手的尖端醫療廣告，告訴你中國信奉的是「科學發展觀」，科學可以興國、救國，還可以救命。 然而和所有人類面臨的問題一樣。進入全球化社會，啃食中國人身心的是與「富起來」的虛假承諾如影隨形的慢性病。慢性病是好不了的，充其量只能控制病情，無法痊癒。但有流言說：自從醫院開始自負盈虧，醫生的薪資開始實施考績制度之後，中國人便開始吃假藥了。對於醫療品質的信任感，隨著一連串的食安事件、人們對於政府汙走保費的感受逐漸加劇。藥吃不好，卻已經花了大半積蓄，索性把剩下的散藥拿回醫院旁邊賣了。 院外總是能見到一些散步者，他們大多背著或拎著一個不大起眼的包包，一面踱步，一面打量路人的眼神，不時故意擲落一張小卡片在街上，等人撿拾。卡片上印著一串電話號碼，打過去，他們出價購買你不吃的藥，然後兜售給其他病人或是私營買賣的醫生。不若魯迅筆下沾滿了革命者熱血的饅頭，這高價收購再以更高價賣出的藥，摻和的是老百姓的愚昧與絕望。 有網路公司看準了人們對醫療的不信任感，結合了網路掛號和線上交易在薄弱的信任基礎下，必須事先履行「買賣」契約的特性，也高調推出了「指路」的「在線」服務。求醫者只要付費加入會員，網站上各大醫院大夫的專長和用戶評價便一覽無遺。公司與醫生結盟，系統直接繞道醫院制度，幫你直接打電話進醫師的診間掛號。 逐漸便捷的高鐵也載來了住得更遠的求醫者。然而四通八達的交通網，卻可能連結了難以預知的絕境。 記得在香港的那年，病理學科剛收了一位來自哈爾濱的年輕博士生醫師。人還沒來報到，命便喪於病患的利刃之下。其實他不是兇手的主治醫師，兇手也沒有特定犯意。來自呼和浩特的十七歲少年從小陪伴患肺癆的爺爺看病。雙親都在外地當移工，照護老人的責任便落在少年身上。爺爺的病好好壞壞，但就是治不好。高鐵通車之後，少年開始每周帶爺爺進東北大城，希望能看到更好的醫生，吃到更好的藥。但不到三年，父母寄回家的積蓄都花光了，病還是好不了，希望變成了絕望。某天帶爺爺走出醫院之前，萌生恨意的少年逢白衣人就殺。 哈爾濱的殺醫事件並非特例，這兩三年來傳聞的「醫鬧」才真的滿城風雨。醫院外常見家屬拉著布條或抬棺陳情；網路上流傳著醫生必須拿著盾牌看病的圖片；不久前，媒體才報導一位孕婦產後失血死亡，醫院卻人去樓空的離奇事件，整個事件被死者家屬用手機拍下來。後來事實證明，這些事件有的只是零星衝突，有的其實是專業打手，受雇於心有未甘的家屬或病患自己，使出各種花招對付「無良、貪腐、不專業又誠信闕如」的醫界，實際上是為了詐領保費。 我的北京之行無緣遇見專業的醫鬧人士。據說醫鬧吵得最兇的時期已經過了，要看抗議不如到衛生部外面去看。果然，陳情者的行動升級了，但手段已經溫和許多。他們也舉布條和標語，但井然有序。和信訪制度的產生一樣，北京政府逐漸正視重整醫患關係的必要，開始受理大大小小的投訴案件。他們開始明白要求政府研擬對策，可能比直接槓上醫院還有效果。 而我終於訪談了第一位醫生，地點就在醫院的急性病房裡。 走進這座一級醫院，風景其實並不怎麼特別。詢問處、掛號處、領藥處該有的都有，擺設俐落整潔，採光也足，來往的病患擁擠了些倒是可想見。然而就在大廳，羅列著徵求臨床試驗受試者的海報、立牌，說明了這家重點醫院，國家挹注了多少研究資金，背後還有多少藥廠和生技公司撐腰。 出乎意料之外，隨訪的還有在病房裡進行田野調查的一位人類學研究生。她是在美國讀碩士的北京女孩。出國之前，讀的是語言。畢業之後也不知道要做什麼事，因此爸媽送她出國上學。她說，對厭食症頗有興趣。這年頭厭食症似乎開始風靡了起來，身邊也好幾個朋友得了這個「流行」病。因此暑假前便商情醫院的醫生讓她接觸病房和門診的個案，醫生也馬上一口答應。但蹲田野已經一個夏天了，覺得這題目越來越無趣，找不到出口；病人看起來都一樣，住院似乎再久也好不了…… 年輕研究生抓住我問東問西，好像從我這兒可以獲得一些指引。 「到路上去看看吧！」訪談後我請了她吃飯，飯後這樣建議她。然後帶她在醫院外面稍晃了一圈。那是她完全沒見過，也不知道從何打量起的家鄉北京。 我們步出醫院，經過世界衛生組織三十年前到北京簽約的合作紀念石刻，經過五顏六色的醫學美容、生殖科技廣告，還有大大小小的健康促進標語。今年的關鍵句是：「堅守安全底線意識。」 踏著人行道上依舊殘破不堪的地磚，越過銅線裸露的掉落電纜。經過一個個皮膚黝黑、體格精瘦的工人，還有極可能也是從外地來的，無心上崗的警衛保全。低頭一望，印著「高價收藥」的紙片散落一地。 依然是豔陽天，湊上前去和指路的老伯攀談。「來三院看病嗎？」才一天不見，戴著軍帽，掛滿笑容的老伯顯然已經不認得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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