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文学以小说著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罗贯中《三国演义》和施耐庵《水浒传》，是写古代军事题材和政治题材的双璧，它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场面广阔，历时甚长，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某些规律。
《三国演义》的创作指导思想是尊刘抑曹，刘备是作为一个被歌颂的人物出现的，在作品占有很大的篇幅；《水浒传》写的是北宋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宋江，当然也成了作品的主要人物，而且作者对这个人物所持的态度基本上也是肯定的。罗贯中和施耐庵生活的年代大致上又是相同的，相同的社会环境和相同的世界观、创作观，使他们笔下的刘备和宋江有了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对刘备和宋江这两个艺术形象的论述，已经有很多了，但一般都只是独个分析，即使偶然有人把他们作一比较，也只是三言两语一笔带过，本文试图从这两个艺术形象本身的思想性格以及它们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历史状况作一个比较全面分析。
刘备出身于一败落而流于民间的封建王侯家庭，封建时代那种“龙子龙孙”的糟粕思想自小就在他身上完全流露出来。他以其出身而自豪，并到处炫耀家世。刚一出场，他便对张飞说“我本汉室宗亲”；举兵镇压黄巾军，也因“说起宗派”而被刘焉留用；三顾茅庐，第一句就是自称“汉室末胄”；……。果如他之所料，在当时的社会中，虽然发生了农民起义这种严重打击汉家江山的事，但在豪门贵族、军阀文人以至一般百姓之中，“帝胄”的身分是会给他带来好处的。袁绍在诸侯之中给他这么一个小小县令置座，就说得很坦白：“吾非敬汝名爵，吾敬汝是帝室之胄耳。”陶谦三让徐州于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乃汉室宗亲”的考虑。即使是《三国演义》中第一个称“刘玄德乃当世英雄”的孔融，也是口口声声尊他“公乃汉室宗亲”。等到汉献帝认他为族叔，“皇叔”的名头就更使他身价百倍了。刘备以他的“好”出身赢得了一定的名声和地位，为他的事业打开了局面，那些思念汉室、愿报效汉室的人纷纷投靠了他。
宋江则是以他的钱财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和效果。宋江出身于有钱的地主家庭，本人又担任有油水可捞的地方押司职务，钱财对他来说是毫无问题的。他又是一个懂得用钱的人，于是，钱给他带来了“疏财仗义”的好名声，为他赢来了“及时雨”的美称。对一般百姓，以小恩小惠，如给钱让他买药、买棺材，让他们对他感恩莫及；对上司下属，用钱财打通关节，杀死阎婆惜之后，县官竟然一心一意护着他；对江湖豪客，则以更大方的出手让他们觉得他“够义气”。第三十七回写宋江被押送到江州后，“又自央 人情，差拔到单身房里，送了十两银子给他；管营处又自加倍送十两人事；营里管事的人，并使唤的军健人等，都送些银两与他们买茶吃。因此无一个不喜欢宋江。”花荣派去服侍宋江的贴身人，“无一个不敬爱他的”，也是因为他有钱；李逵觉得他“仗义疏财，名不虚传”，是因为宋江一下子就给了他十两银子去还赌债；薛永对他“纳头便拜”，更是因为别的人看他卖艺却不给钱，而宋江给了他五两银子。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确是错不了的了。水浒英雄多对宋江恭恭敬敬，每每口称“哥哥”，“纳头便拜”，是敬他的“仗义疏财”。他这“仗义疏财”的名声，即使不能说是全赖钱财而得来，至少也种因于此。换了一个没有他的钱财多，或者不如他那么懂得钱的万能的人，恐怕名声不会这么响亮吧？
舆论的作用，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在，都是巨大的，旗号的树立是欲成事者必不可少的。发动战争之前，先来个“讨××檄文”，以示师出有名；皇帝奖赏或处罚大臣，定要列出一大串功绩或罪责，显得名正言顺。对刘备和宋江这两个名声原先并不显赫的人来说，在古代社会中，还有什么方法能让他们更快地赢得美名，便于达到出人头地、干一番事业的呢？刘备没有宋江的钱财，宋江没有刘备的好出身，可两人都深谙美好的名誉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都能竭尽可能利用各自有利的现实条件，并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方法虽不同，可都极尽异曲同工之妙。
刘备和宋江可说都是一代枭雄，在动乱的年代里，在复杂的政治斗争、权力斗争中，所接受的教育和坎坷的经历，使他们都具备了政治人物虚伪、残忍、狡诈、阴险、隐忍的属性，最终都成就了一番功业：刘备登上了蜀国的皇帝宝座，宋江登上了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汉的第一首领的位置。
宋江以钱财收买人心，主要是出于个人追名求利的需要，可总表现出一副虔诚、慷慨、豪迈的样子。他资助孤寡无靠的阎婆埋葬丈夫，当王婆告诉他阎婆有意把女儿给他时，他只不过是“初时不肯”，王婆再说几句，他便“依允了”，最终还弄出个杀惜的丑剧来。李逵的母亲被老虎吃掉了，宋江无半分同情，竟然是众人“大笑”，说李逵杀了四虎，“正宜作庆”。为了收服霹雳火秦明，大动刀兵，杀害善良百姓无数，害死秦家老小，绝其后路，使得秦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能上山；宋江还不肯就此罢休，更设了美人计，作主把花荣的妹妹嫁给了秦明，笼络他。残忍狠毒一至于此！他明知梁山泊众人不服卢俊义，因为卢俊义乃是曾发誓与梁山泊为敌的河北大地主，他这个山寨首领的宝座一定不会旁落，但他却假惺惺地说什么要遵从晁天王的遗言，再三要让位于卢俊义。究其根源，只不过是为了折服卢俊义的傲气，为了坚定他那本来已经牢不可摧的地位罢了。宋江投降朝廷后，自己部下杀了克扣御品、侮辱梁山好汉的厢官，他怕“须是要连累我等众人”，就把那军校斩头号令，还装模作样大骂一场：“自上梁山以来，第一次坏了自家兄弟。”实际上，是完全可以不用“坏了自家兄弟”的。眼见梁山英雄一个个被害死，他也只不过滴了几滴眼泪，及至朝廷赐下毒酒，毒死自己还不够，还要派人叫在润州的李逵“星夜至楚州”，骗李逵服下慢性毒药。
刘备这个出身于皇室，志向也更远大的帝王，比市井出身，多少还带点绿林野性的宋江，就更是十足的伪君子了。他的手段更隐蔽，更巧妙，更不着痕迹。第四十一回“刘玄德携民渡江 赵子龙单骑救主”，以刘备当时的军力，要逃脱曹操大军的穷追，本来就是难于上青天的事，他却还要动员十余万百姓，“缓缓而行”，“每日只走十余里便歇”，左右劝刘备“暂弃百姓先行”，他却哭泣起来：“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宁愿“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见百姓遭难，“欲投江而死”。其动人场面，足以让刘备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百姓之死，到底是曹操之过，还是责在刘备？刘备是百姓的救星、希望，还是百姓成了刘备的挡箭牌、救命草？赵云大战长坂坡，于曹操几十万军中出生入死几十次，救得了甘夫人和阿斗的生命，刘备居然把阿斗摔在地上，“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慌得赵云“忙向地下抱起阿斗，泣拜曰：‘云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也！’”“刘备摔子——收买人心”这句歇后语，倒是清清楚楚地揭示了刘备此类装模作样的行为的实质。张松在三国中能算得上什么人物？而赵云、关羽是何等英雄？刘备特意派赵云、关羽迎待失意懊丧的张松，自己又“引着伏龙、凤雏，亲自来接”，用意非常明显。可是，善待三日，竟“不提川中之事”，反而是张松极力“劝”他取西川。其实刘备又哪会因刘璋是同族而不取西川呢？他对张松说的“他日事成，必当厚报”才是真心话。更能说明刘备奸滑性格的是，他在临死之前，仿效刘表托孤的方法，一方面要诸葛亮尽心尽力辅助他的儿子刘禅，另一方面又怕诸葛亮在他死后会夺取他的“家业”，于是把话说在前面，“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吓得诸葛亮“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讫，叩头流血。”在封建社会里，一个皇帝对臣子所说的话，有比这种话更可怕的吗？
刘备的心机、城府是很深的，他能屈能伸，在时机尚未成熟时，他忍得下，沉得住气。在他的力量还不足以与袁术对抗的时候，他就不逞一时之勇，接受了吕布的辕门之劝，但不久之后，他就把袁术打败，袁术也因此而死。许田打猎，他恐力量不够，怕伤及汉献帝，因而及时制止关羽，不杀曹操；但马上就积极参与董承、马腾等人的密谋，终生念念不忘。寄居于曹操篱下之时，“防曹操谋害，就下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关、张二人曰：‘兄不留心天下大事，而学小人之事，何也？’玄德曰：‘此非二弟所知也。’”后园种菜，是“正欲使操知我无大志”。及至曹操煮酒论英雄，更显示了刘备的城府之深、应变之捷，“不意操竟指我为英雄，我故失惊落箸。又恐曹生疑，故借惧雷以掩饰之耳”，终于使得曹操“遂不疑玄德”。
作为与刘备同一类人物的宋江也会在必要时收敛忍让些，只不过刘备是从他的事业出发，而宋江可说是为了生存而暂时的委屈求全。第三十九回写黄文炳为蔡九知府献上宋江的反诗和解释京都的童谣，蔡九知府命戴宗捉拿宋江，宋江生命危在旦夕，于是接受了戴宗“诈作风魔”的主意，“披散头发，倒在尿屎坑里滚”，满口胡言乱：“我是玉皇大帝女婿。丈人教我引十万天兵，杀你江州人，阎罗大王作先锋，五道将军作合后，有一颗金印，重八百余斤。”这种情状，与孙膑相比也差不了多少。真是欲成大事者，有非常人之量。可是，宋江大多时候是不忍的，他的报复心理很强，有刘备所没有的绿林野性。宋江被刘恭人所害，脱身以后，杀了刘高还不解恨，“只有那个淫妇，不曾杀得，出那口大气”；遭黄文炳陷害，被晁盖等人救出，他就一刻也不肯耽搁，一定要先报仇不可。等捉到了黄文炳，居然又装出一副慈善心肠：“哪个兄弟替我下手？”似乎连人也不会杀了。
宋江在浔阳楼上，乘着酒兴写了一首《西江月》：“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又写了一首七绝：“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湖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他这一诗一词，为他赢得了多少水浒英雄的赞美！也成为许多评论家的重要论据，认为这是宋江反叛思想的集中表现。其实，这正是宋江沽名钓誉的巧妙手段。宋江的遭遇和林冲的不同。宋江是因为杀死阎婆惜被判发配到“渔米之地”的江州，县令一味庇护他没给他吃过一点苦头；押送他的是张千李万而不是董超薛霸，反而一路服侍他这个犯人；在牢城里，他的钱又使得“无一人不喜欢宋江”；有戴宗撑腰，他可以跟一般有钱人一样到处吃喝游玩。这么潇洒的充军，应该说是天上人间、自古及今仅此一宗吧？这就使人觉得，“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没甚来由。他认为披枷带锁，不是打在网里；山上造反，才是打在网里；认为吃官司，对他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他这样的人，怎么会有“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黄巢《题菊花》)的胸襟和抱负呢？他若有反叛之意，至少在刺配江州路过梁山的时候，就可以张牙舞爪了，何必争取到江州来“潜伏爪牙忍受”呢？以他那么强的报复心理，以他那种“血染浔阳江口”的杀气，在完全可以借助梁山力量报仇雪恨的条件下，他哪会等到“他年”才报“冤仇”呢？何况他所受的折磨完全是咎由自取，以“猛虎卧荒丘”的忍辱英雄自喻，完全是自我吹嘘、自我标榜。
刘备的坎坷经历，固然是自身才力有限，更是由于对手的势力过于强大，而不是像宋江这样的自取其辱。可是那种处处吹捧自己、压低竞争对手、标榜自己的作法，两个人是如出一辙的。刘备在刚听到卧龙凤雏的名号时，无时无刻不心中挂记，逢人便问是“卧龙先生”“凤雏先生”，真的个庞统前来投靠他了，“见统貌陋，心中亦不悦”，不得已才叫了庞士元去当一个小小的县令。他与庞统大吹法螺：“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于天下，吾不忍也。”罗贯中那种“尊刘抑曹”的思想也太离奇了，居然“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可是，三国鼎立的实际是无论从军事还是从经济，刘备的蜀国是最弱的，曹操一方是最强大的。刘备也确实是不“以小利而失信于天下”，他图的是霸业。他把好话说尽，宽、仁、忠全归他一个人，激、暴、谲全归曹操。作为一代枭雄，他的阴险、伪诈、狠毒又何曾逊色于曹操呢？他不忍取荆州，还不是取了；不忍取益州，也照取不误；不忍登上帝位，终于还是登了。以“不忍”而让别人催促他“忍”而又“忍”，曹操哪有他的高明呢！宋江口口声声尊晁盖为首领，以山寨首领不可轻易下山为借口，凡事让他“代劳”，于是朝廷里、江湖中只知有“及时雨”而不知有“托塔天王”，人人唯他马首是瞻，从而达到了架空晁盖的目的。他的旗号是“替天行道”“保境安民”，却又替朝廷攻打了另一支农民起义军──方腊，残害了多少无辜百姓和英雄豪杰。刘备、宋江都是把自己吹嘘为仁义礼智信忠勇的代表，而同时又干着大量不仁不义不信不勇的事的人，脱离不了他们那个阶级的本质属性。
刘备形象的塑造虽远远比不上曹操的完美、丰满，也比不上张飞、诸葛亮的突出；宋江虽也比不上林冲、武松、鲁智深、李逵的鲜明、感人，但他们也还是有个性、内涵丰富的比较复杂的人物。他们有着一个封建统治者的虚伪、凶残，也有着一个有作为的政治人物的胸怀、能力，他们能礼贤下士、善于用人、讲义气。他们知道事业的成败，关键在于人心的向背，因此都极尽其可能地笼络人心。刘备懂得要爱护百姓，让人民安居乐业。宋江先前是以钱财帮助贫困老百姓，上梁山后每次出兵，对百姓总是“秋毫无犯”，攻克城池，便“急传将令，不许杀害百姓”，并“散给粮米”，救济穷人，因而大得人心。对待部下，宋江是与他们兄弟相处，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上梁山是造反的事，犯的是杀头的大罪，那些有妻小的人就会有后顾之忧，不像三国时期，有才能的人到哪一边都能得到重用，可以不顾虑家庭的安危问题。于是宋江总是一方面以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引徐宁、关胜等人上山入伙，另一方面派人把他们的家人安全护送上山，既绝其后路，又安定其心。刘备的礼贤下士，求才若渴更是千古闻名。徐庶是他不可或缺的助手，但刘备为了徐庶母子得以团聚，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送走了他。为了能够得到孔明，他斋戒沐浴，三顾孔明于茅庐之中。第三次正值孔明在睡觉，他在阶下一动也不动地站着等了一个多时辰，这种不畏风吹雨打，不怕山高路远的虔诚态度，终于打动了“不求闻达于诸侯”的卧龙先生出山，为他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终完成了三分天下的霸业。终其一生，每一场战役的战略战术，每一回内政外交的方针政策，他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诸葛亮的作用，绝不怀疑。对马谡的判断，他甚至比诸葛亮还准确。君臣合作如此和谐，的确千古难见。初见赵云，就“甚相敬爱，便有不舍之心”，因不忍相离而“执手垂泪”，等到赵云来归，刘备大喜。在长坂坡乱军之中，大多数人怀疑赵云投曹操去了，甚至连张飞也对他说“他今见我等势穷力尽，或者反投曹操，以图富贵耳”，刘备仍坚信“子龙从我于患难，心如铁石，非富贵所能动摇”。他的确是具有开明帝王那种知人善任的优良品德。刘备之所以得到大多数人的传颂，就是因为他能够实施仁政、礼贤下士。
古代劳动人民由于生产方式的限制，不可能想象出封建制度以外的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同时由于受时代的局限，看不到自己创造历史、主宰历史的伟大力量，因此希望出现“善善而能用，恶恶而能去”的好皇帝和廉洁奉公、为民作主的如包拯那样的清官。人民希望皇帝和他的大臣们能够实行仁政，在适当的范围内顾念民众的利益，减轻刑罚，给人民以安定的生活和生产环境，给那些有志于报效国家、成功立业的志士仁人提供用武之地。封建社会的民众，梦寐以求的“盛世”仅是希望出现“好皇帝”，实行较为开明的统治而已。进步的大诗人，如杜甫的愿望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牧也自谓“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仍然属于封建主义的思想范畴。所以《三国演义》在民间流传时，人民就从自己对君主的愿望出发，把刘备美化起来；把水浒故事中原来是“勇悍狂侠”的宋江演化成“忠心报答赵家官”，一心想作一个为民除害的清官的宋江。罗贯中和施耐庵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愿望和目的，塑造出刘备这样的一个“好皇帝”和宋江这样的一个投降者形象。《水浒传》中的宋江，可以说不是一个造反的英雄，他的理想，只是做朝廷的忠臣良吏，改善吏治，担负起清官的职能，根本就没有提出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要求，更没想到要推翻宋家王朝，而是“一意招安，专图报国”，“早早招安，别无他念”。他具备的只是作农民起义领袖的某些条件，但缺乏作农民起义领袖的最根本的本质，缺乏对社会秩序、伦理道德的叛逆性。他的悲剧性格，决不可能领导一次农民起义以获得改朝换代的胜利，也不会在困境中奋战到底壮烈牺牲，他只能走上投降的道路。因此，在刘备和宋江两人，特别是宋江身上，体现了中国农民起义的命运。
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其命运不过三种。一种是由于整个社会的反叛力量有利于农民起义军，起义领袖也能制定出一系列正确的纲领、方针、政策，并有出众的组织、指挥艺术，终于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如刘备的老祖宗刘邦和罗贯中所处的时代的创业者朱元璋。第二种是阶级力量的对比对农民起义军不利，或是义军领袖犯了严重错误，遭到统治阶级的疯狂镇压，导致了悲剧性的后果，如刘备大力参与镇压并因此而发迹的黄巾起义，宋江所极力攀比的黄巢起义和后来被宋江“替天行道”而惨遭屠害的方腊起义。第三种是起义军缺乏明确的、进步的理想、政治目标，满足于如梁山泊那样的“论秤分金银，成套换衣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绿林生活，以江湖义气来维系感情的纽带，没有夺取政权的共同目标，在统治者的威胁利诱下，义军领袖受封建思想的束缚，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产生动摇，投降变节，宋江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宋江领导的梁山起义，时间很短，聚义期间也没有离开他们的根据地，倒像割据一方的封建藩王。他们的口号是“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目标是打击贪官污吏，打击大地主，他们的行动，充满着复仇主义的情绪，都只是为了搭救某个人或者是去报仇雪恨而去攻城掠池。何况宋江又只是把壮大梁山力量，作为他接受朝廷招安的本钱，因此，宋江所领导的梁山起义注定是要失败的。
“义”是封建社会里一个重要的道德标准。墨家所组成的“ 子”组织，司马迁所歌颂的朱家、郭解等游侠，都是讲究信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危”(《史记·游侠列传》)，因而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同情和爱戴。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义”，是与大公无私、恩怨分明、舍己为人，以及人与人之间始终不渝的忠诚等美德结合起来的。由于在封建统治的黑暗年代，人民过着朝不保夕、风雨飘摇的生活，他们从实践中认识到必须大家携起手来，倾心输胆，相互扶持，共同对付随时随地都会降临的阶级压迫和异族入侵的“横祸”，于是“义气”广泛植根于群众之中，结义的现象在过去的社会中广泛存在。统治者则利用人民群众这种朴素纯洁的思想感情，逐渐渗进有利于他们的成分。刘备宋江的形象塑造正好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了中国文化这种特殊成分，他们的故事得以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原因，最主要的就是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讲义气”所思想品格。
桃园结义之时，刘备是以“织履贩席为业”的自食其力者，张飞是卖酒屠猪的市井之徒，关羽是惹下官司的亡命江湖的车夫。按他们的社会地位，都是沦于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他们的结义，纯粹是友谊的深化，心灵的契合，感情的交流，其间没有谁高攀谁、谁俯就谁的问题，不是基于互相利用，不是一时利害一致的结合。结拜之后，三人“食则同桌，寝则同床，恩同兄弟”，这正反映了小生产者平等互助的意识。尤其可贵的是，这种产生于艰难竭蹶之时的道义，能够全始全终。刘备登帝位后，与关、张仍然“名虽君臣，情同兄弟”。闻得关羽遭孙权所杀，刘备“大叫一声，昏绝于地”，多次表示“孤断不独生”，不顾君臣有别，“亲出南门招魂祭奠，号哭终日”。刚刚登上帝位，就集中全国兵力，为关羽、张飞报仇，大伤蜀国元气也在所不惜。刘备的义气，不局限于结义的关、张二人，对待别人也是如此。徐庶曾经试探地劝刘备把必定妨害一个主人的“的卢”马先让别人骑，待妨害了在先的主人后再骑它，刘备却闻言色变：“公初至此，不教我以正道，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备不敢闻教。”
宋江仿效刘关张三结义，与梁山泊其他一百零七名好汉都结拜成兄弟，男女老少一律平等。尽管他为了树立自己的地位，而在后来处处显示自己，架空晁盖，但在第十八回里放走晁盖却确实是重义气轻法度的举动。他得知晁盖七人劫生辰纲的事发，赶紧设计稳住何涛，策马飞奔告知晁盖，“舍着条性命来救你”，“你们不可耽搁，倘有些疏失，如之奈何！”晁盖被曾头市史文恭所害，他“比似丧考妣一般，哭得发昏”，“每日领众举哀，无心管理山寨事务”，然后尽起山寨兵力，为晁盖报仇雪恨。宋江领导下的水泊梁山，基本上不存在窝里斗的问题，宋江没做过什么为了自己的名利而陷害哥们的事情，对吴用更是言听计从。虽然是由于他的投降思想导致梁山泊接受朝廷的招安，但其先决条件是弟兄们不能分散。当然，刘备的讲义气和宋江的讲义气是不一样的，宋江的讲义气具有更广泛更实际的内涵。刘关张的结义，反映了封建社会里受压迫阶层在反抗中要求团结的愿望，以宋江为代表的水浒义气，实质上进一步地反映了被压迫阶级共同反抗压迫的决心和气魄。
刘备和宋江这两个艺术形象，既是作者的产物，也是民间创作的产物，是中国历史特别是元末明初的产物。原来是农民起义军领袖的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之后，完全蜕变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他对有功之臣的杀戮、文字狱的掀起，在中国历史上是仅见的。罗贯中渴望着有一位好皇帝的出现。元末的农民起义军，就有几支义军的领袖受过招安，宋江的投降，历史上确有其事，施耐庵反思历史，吸取经验与教训，结合当时的现实社会，也就塑造出了这么一个与历史人物相去甚远的艺术形象——宋江。刘备和宋江，有着他们那个阶级、有着他们这类人物的虚伪、奸诈、玩弄权谋、残忍狠毒的属性，也有知人善任、忍辱负重的胆识和胸怀，又有劳动人民讲义气、重信用的优良品质。两人虽有差别，可是相似之处更多，都是亦善亦恶的复合体。对他们的评价，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肯定一切，应该是作具体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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