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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五篇 携王是谥号继位镐京西周王朝末代王
史书年表当补其缺失
平王为假名强占洛邑东周实际无王权 春秋战国皆诸侯自专
宜臼在外祖父申侯谋划下，以升“封”晋国、卫国、郑国、秦国、许国等国君们，为公爵（级）国君，获得他们派遣军队，帮助强行占领“洛邑”，作为基业而称“王”，与镐京西周王朝携王分庭抗礼。进而唆使晋文公与秦襄公，用武力不断侵占“王畿”的土地与民众。再加上有着宿仇怨恨的戎人、狄人等，乘机不断侵扰“王畿”，“王畿”的许多国家与族群们，纷纷被迫迁徙逃往他处，西周王朝于是日益衰落。仅仅21年，至公元前750年，携“王”余臣被晋文公（不是重耳，《史记·周本纪》作晋文侯）所弑，西周王朝灭亡。
携，一般解说为地名，说是虢国公翰“立”王子余臣为王的地方名称，是谬讹。按照周王朝的“礼法”，“王”（包括国君）的被策立，不是简单随便的小事情。通常情况下，乃是由先王策立的“大子”，为正统王位继承者。没有策立大子情况下，则是由王“遗嘱”指定的人继承。周幽王死时，大子伯服也已经被杀，既没有已经“策定”的王位继承人，也没有王“遗嘱”指定的继承人，宜臼是为废大子，并且是幽王生前亲自征伐的叛逆者，自然没有继承王位的权利。于是，只能由主持朝政的“三公”，以及朝廷六部门的“六卿”和众大夫们，商议讨论决定。虢国公翰，就是当时“三公”中主持政务的“公”，是“策立”继承王位工作的主要策划和决定者，经过朝廷选择议定，由幽王“庶子”余臣继承王位。尔后，余臣到祖庙祭告先祖神灵，举行登基大典。一般情况下，新王登基，天下所有诸侯以及国君们，还有外国的使者，必须亲至镐京朝拜恭贺“新王”，奉献上本国的特产，典礼盛大隆重庄严肃穆，《逸周书·王会解》，实际就是周成王“登基”大典盛况记录的残篇。《礼记·明堂位》里，也有记录周武王死后，周公姬旦正式继承王位“登基”典礼情况的残篇。特殊情况下，也必须是朝廷所有公、卿、大夫们，和王直接管理下的“王畿”内所有国家国君，以及“王畿”周边国家国君们，亲至镐京朝拜恭贺“新王”。由此说明，传说史话中“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实际就是虢国公翰主持镐京朝廷，“策立”幽王庶子余臣继承王位，并且祭告祖庙，举行“登基”大典，是合乎礼法正统的西周“王”之继承。
司马迁不仅知晓《左传·昭公二十六年》里，王子朝使者告于诸侯们的说话里，就提到有“携王”，而且还知道卫武公和秦襄公等，原先只是侯或伯，是因为率领军队为宜臼强行占领洛邑，才被平王升封为“公”。司马迁也完全知晓，王位继承除了“大子”或王“遗嘱”指定的继承人情况外，只能够是由朝廷上公、卿、大夫们的“议定”，称为“立”，《左传》里这种情况“策立”的国君继承，存在有多件实例。司马迁应该知道，申侯引入犬戎杀死周幽王和大子伯服，然后邀集几个国君到申国，以允诺升“封”他们为公爵（级）国君，私下合谋拥戴被废大子宜臼为“王”，与朝廷是为合乎礼法“策立”的王位继承相对抗，显然悖逆“礼法”和法理。可是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里，是以《国语·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中史伯所说，“夫虢石父，谗谄巧从之人也”，而称说“幽王以虢石父为卿（应是公，即9卿中3个正卿之三公中主持政务者），……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掳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东迁于洛邑，辟戎寇。”司马迁仅仅只是以“佞巧，善谀，好利”6个字，就将虢石父作为朝廷，是符合礼法的“策立”王子余臣继承王位历史事件，掩蔽湮没。而将宜臼是悖逆法理的“篡夺”（准确说是“假名”）王位，说成是由诸侯们拥戴共立平王，平王于是成为西周王朝正统王位继承人。实际上当时除鲁国国君是为公爵（级）诸侯，其他国君都没有“诸侯”的身份地位，申国、晋国、卫国等国君，是侯爵（级），郑国和秦国国君，是伯爵（级），许国国君则是男爵（级），晋国国君等，只是在宜臼强行占领洛邑而自称为“王”之后，才被宜臼“王”升封为公爵（级）国君，即诸侯。司马迁此说是严重史实错误，就是说从“礼法”与法理上讲，申侯等的几个国君，根本就没有“策立”王位继承人的权力。
笔者发现，携王的携，不是地名，是余臣王死后的“谥号”。《逸周书·谥法解》里说：“维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之野。终，将葬，乃制谥。遂，叙《谥法》。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车、服、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息政外交，为携。……”夹注说：“旧本，‘携’作‘推’。《前编》同。今从《独断》，改正。《独断》‘息’，作‘怠’。”可以说明，携，确实是为周王朝设置的“谥号”无疑。也就是说，周公姬旦、太公姜尚（望字是误讹），还包括有召公姬奭、姬鲜、姬度，其他等等，辅助西伯姬发建立周王朝，在牧野之战中，大家都建立有开创历史新纪元的功勋。周公姬旦在临终之前，提出制定“谥号”，然后将“谥号”的种种不同称谓，一一讲述，即《谥法》。其“谥号”，就是王或国君，以及高级贵族，在他们死后，人们对于他们一生的作为及功过是非，进行的评价。谥，亦就是记述一个人一生的行为印迹；号，则是表达一个人一生所建立的功业。由此功业，而得以享受到出行时具有的车马仪仗，平常的佩戴服饰，朝会中所处于的序位，或者说为身份地位。
不过“携”谥号的涵义，却是令人们感觉到模糊难以理解，何为“息政”？或者“怠政”？何又为“外交”？笔者认为，“携”谥号的“息政”或“怠政”，以及“外交”之确切涵义，应该是为：提携分治。亦可说为：懈怠正当统治权利，施行不当平和外交。宜臼占领洛邑自称为“王”，应该是为违悖礼法，叛逆朝廷行为，余臣作为西周王朝正统继位的“王”，有权利派遣“王畿”军队，甚至向周王朝隶属下当时所有诸侯以及国家们，征调军队，讨伐宜臼，以及申国、鄫国、晋国、卫国、郑国、秦国、许国、鲁国等。这才是至高无上的“王权”体现，是与西周王朝初始创建时，周公东征时的情况很类似。如果这样，余臣王当时完全拥有至高无上的“王权”，天下臣服于周王朝的2千个上下的国家，必须遵从“王命”，派出军队听命于余臣王而讨伐宜臼他们，实力远远大于宜臼和拥戴他的几个国君。虽然会经历一场残酷战争杀戮，就象周公东征那样，只要处理得当，会获得胜利。可是余臣王应该是一个生性懦弱，重于仁爱的人，因为宜臼曾经是“嫡大子”，是自己的同父异母兄弟，故而余臣王不愿意兄弟之间相残，拒绝臣下提出讨伐宜臼，维护自己的至高至尊“王权”，决不允许会有第二个“王”存在。也就是所谓“怠政”，或误讹的“息政”。余臣王却是默认任凭宜臼占领“洛邑”称王，权当与宜臼之间，是弟兄分治祖先的产业，共同都享有王位王权，亦就是所谓“外交”，即默认而和平与之交往。余臣王正是因为这样的行为业迹，被晋文公弑后，才会是被人们谥为“携”，涵义就是提携兄弟，共同为王。表面上宜臼在洛邑称“王”后，也没有攻伐镐京余臣王，与余臣王是手足之间和平共处。实际上正是宜臼唆使晋文公与秦襄公侵犯蚕食“王畿”的土地、民众，后来导致晋文公弑余臣王。
从军事实力上讲，犬戎、申国、鄫国比较周王朝而言，是差得很多很多，绝对不可能发生犬戎军队攻陷、掳掠、焚毁王都城镐京的事件。前一篇里已经说过，司马迁称说的“烽火戏诸侯”，是不可能存在有的戏言讹传，说“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也是不可能存在有的戏言讹传。而所谓犬戎“尽取周赂，而去”，不但是误讹，还使得后世人们产生误解，以为镐京被犬戎焚毁狼藉，宜臼于是才到洛邑去继承“王”位。司马迁此说，是没有能够思考认识到当时“王畿”千里，以及镐京王都城，应该具有的势力与实力因素。其实周幽王、大子伯服、褒姒，完全是因为在骊山附近遭到申侯、鄫国、犬戎等的意外袭击与重点围攻，才被杀被俘掳。随后犬戎等的军队会迅速逃遁，因为他们是处在镐京附近的“王畿”中心，如果“王畿”内各国军队被调遣组织围攻，他们连逃遁都会是困难。之后虢国公翰主持“策立”周幽王庶子余臣继承王位，死后被谥为携王。虽然携王被晋文公所“弑”，从历史上讲，从历史学讲，他实际是为西周王朝正统的王位继承者，史学和“历史年表”里，应该补上携王是为西周王朝的末代王，以及在位21年纪年这一史实。相对而言，宜臼是在外祖父的申国，以允诺升“封”晋国、卫国、郑国、秦国、许国，等国君为公爵（级）国君，换取他们派遣军队强行占领“洛邑”，而称“王”。这在当时的“礼法”或者法理而言，都不能是合法的正统的“王位”继承者。只能够是“王位”篡夺者（准确说是“假名”）。
随着“携王”被晋文公所弑，西周王朝灭亡，平王成为存在的唯一的“王”，成为西周王朝“王血统”的唯一传承者。即使是这样情况，当时的“诸侯”国君们，却是不承认宜臼有着至高无上的“王权”，根源就在于他们确认宜臼不具有王位合法继承人的资格，故而只是从礼仪上，尊敬宜臼为“王”，而不再唯宜臼的“王命”是从，不再遵守周王朝“礼法”的约束。一些公、侯、伯的大国，纷纷将原本只是为周王“节制”的数十个，亦或1、2百个的小国，加以吞并，将那些原先皆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变成为诸侯君主及公、侯、伯君主直接统治下的家族“族群”。这一情况，就是《史记·周本纪》里所说“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的实质所在，也是这一历史情况之所以形成产生的缘由所在。不过吞并小国，不只是齐、楚、秦、晋等几个诸侯国，当时几乎所有的“公”、“侯”、“伯”大国，都是如此。如《礼记·王制》里说：“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这就是说，西周时期的“王畿”之外，5个小国，称为属，由其中1个“子”爵（级）国君担任属之长，率领管理他们。10个国家，称为连，由其中1个“伯”爵（级）国君担任连之帅，率领管理他们。30个国家，称为卒，由其中1个“侯”爵（级）国君担任卒之正，率领管理他们。210个国家，称为州，由其中1个“公”爵（级）国君担任州之伯，为周王节制管理他们。也就是司马迁称说的“诸侯”，正是在此基础上，春秋时期大国们吞并小国，实际被吞并的小国家，是1、2千个之多。
再说，宜臼也知道自己非是“王位”的正统继承者，他之所以听从外祖父申侯的谋划，以升“封”公爵（级）国君，获得晋、卫、郑、秦、许等国国君的军队帮助，强行占领洛邑，自称为“王”，是因为幽王和大子伯服被杀，以及王后褒姒被俘掳，缘由都在于宜臼，宜臼是周幽王宣布讨伐的叛逆儿子。按照礼法，继承后的余臣王，应该是讨伐诛杀宜臼，灭掉申国与鄫国。所以在周王朝统治地域内，如果王有此“王命”，任何人都保护不了宜臼。也正是因于此，宜臼真正的目的，只是为了自保，必须以“洛邑”为基业而称王，宜臼才得以不被“王命”诛杀。故而，宜臼也是不敢奢望自己能够拥有，统治制约天下所有国家君主们的至高无上“王权”，发号施令，要各国君主都必须服从遵守。不过关键还是在于余臣王念兄弟手足情谊，不愿意诛杀宜臼，任凭宜臼强行占领“洛邑”称王，后来则导致自己被晋文公所弑。在“携王”及西周王朝灭亡后，宜臼虽然名誉上是平王，而且是唯一西周王血统传承的王，实际上他也只是心甘情愿作为原本“洛邑”臣民们的统治者，成为与兼并后的一些大国“诸侯”们，实力相当，权利相似，相当于一个诸侯而已。不过享得“王”的礼仪待遇，被各国君主们习惯性地在礼仪上尊崇。对于各国君主们“政务”上自行其是，不再恪守“礼法”的行为，只能听之任之。甚至郑国将周王土地上的麦子收割抢走，周王也只能是无可奈何。后来王族内部为了争夺王位继承，产生内讧，不得不求助于大国诸侯的保护，才能维护王位。实际上东周王都是不具有至高无上的“王权”。
正是因为东周的“王”，都不具有统治制约天下所有诸侯与国君们的至高无上“王权”，只是一个虚有的“王位”与“王名”罢了，故而司马迁在历史阶段的分期上，将平王之后，称之为“春秋”与“战国”，而不是称之为“东周”。无疑，司马迁这种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和称名，很是正确。可是许多的史家学士们，却未能够认识了解到东周时期的“王”，实际是不具有统治制约天下的至高无上的“王权”，这一重要的历史真相和实质。其中的关键是在于：人们从《史记·周本纪》里的记述中，无法正确认识到西周王朝的末代王，是为幽王庶子余臣之携王。只是到西晋《竹书纪年》的发现与考释，人们才得以知晓，幽王的执政正卿虢国公翰，是代表周王朝廷，策立余臣继承王位，谥号为携王。非常遗憾的是，由于《竹书纪年》里的这一正确史话史料，不符合儒家的经典，在儒家经典独霸“官学”，一切不合于儒家经典的说法，都被排斥说为是“伪书”、“伪说”，兼之司马迁《史记》里将携王历史情况掩瞒湮没，错误地把平王说成是西周王朝王位的正统继承者，因而历代以来史家学士们，一直对此错误之说，恪守奉行不改。甚至释说成为宜臼是先大子，是正统的王位继承者，虢国公翰立余臣王，是为非法，从而颠倒了历史的真相和真伪。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发现认识到西周王朝灭亡的历史原本真实面貌。（详情还需以后专篇讲述）
值得一提的是，楚国是颛顼部落联盟后裔，前面说过，就是大司空文化人群中一支的后裔；商王朝时，被商王征服生活在江汉某地一个小国；西伯姬昌时，与西伯有交往；西伯姬发伐纣时，因为相距遥远，没有派遣军队参加“牧野”之战；周成王时，派人联系，“封”为地方50里“子”爵（级）国家。周昭王亲率大军征服汉中地区，尔后意欲征服江汉地区，不幸溺死汉水。此后，周王朝不再征服江汉地区。到了西周穆王时，生活在今江苏省泗洪县的徐国，原本是商王隶属下节制淮河流域1、2百个小国的“方伯”，商王朝灭亡后，周公东征，没有征伐淮河流域他们。之后徐国得以逐渐吞并、征服淮河流域很多国家，于是自称为王，到“徐偃王”时，势力不断扩张，达到豫东地区，与周王朝隶属下的陈国（今豫东淮阳县境内）和蔡国（今豫东上蔡县西南），爆发冲突战争，陈国和蔡国大败，于是急急向周穆王请求救助。不巧，周穆王正亲自率领王朝全部6师军队，征伐甘肃及青海、宁夏地区，即是《穆天子传》记载的真实史事。不过今传《穆天子传》，确实不是周穆王当时直接流传下来的史话史料，而是战国时期知悉这一史事的学士，向弟子们口头传说，被弟子记述整理，因而文篇里会表现出战国时期的文章风格。一般解说是周穆王到西方旅行游玩，殊不知：天下焉能有率领王邦全部6师大军的旅行游玩吗？！实质乃是周穆王统帅6师军队，征服“甘肃—青海—宁夏”这一地区。可是却未能够将这一地区征服，纳入周王朝直接统治之下，才被后世人们误认为只是周穆王到西方的“旅游”，拜会西王母。淡化误说周穆王统率大军，对这一地区掠夺征伐与残酷杀戮的历史真相。
陈国和蔡国求救的十万火急“简策”，被镐京留守之“公”，派人急急转送呈于周穆王，由于周王朝全部6师军队，都随从周穆王在甘肃的中部地方，路途遥远，崇山峻岭，无法驰援豫东的陈国和蔡国，甚至连镐京也派不出军队前往救援陈国和蔡国。情况紧急之中，周穆王派造父驾驶自己所乘坐的质量最上乘的车子，挑选最健壮马匹两组，路途中换马不停车，日夜兼程不止歇，直接驰往3、4千里之外的生活处于江汉地区的楚国等，传达“王命”：由楚国国君统领指挥鄂豫地区各国军队，救援陈国和蔡国。这样楚国国君才获得到“王”授予的军事指挥权，率领各国军队救援陈国和蔡国，打败徐偃王的军队。正是从此以后，楚国得以开始不断对江汉地区和淮河流域的掠夺与扩张。到了周夷王时，楚国国君熊渠征伐灭亡了江汉之间的庸、杨、粤、鄂等较大的国家，让自己3个儿子康、红、执疵，统治这些领土与民众，称之为句亶王、鄂王、越章王。其实楚国作为颛顼部落联盟的后裔，历史血缘谱系和文化，与周王朝、商王朝、夏王朝、禹酋邦（即虞代），皆不是同源。因此熊渠将3个儿子称谓“王”，其“王”字涵义，不是夏商周三代王字涵义所谓“天下全大地上的首领”，而是“一遍土地上的统治者”。后来，熊渠遭到周厉王使者责问，于是向周厉王使者解释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见《史记·楚世家》）谥，当是同误讹，原本义为：我们是蛮夷，王称号的涵义，不与王朝相同。后来将3个儿子“王”称号取消。公元前704年，即楚国国君熊通三十七年，熊通自称为“王”，即是楚武王。楚武王为什么会自称为“王”呢？就是在于“东周王”早已经没有，统治制约天下所有国君的至高无上王权，熊通不把东周王放在眼里。特别是当时楚国，统治的人员、领地、军队实力，都大于东周王，甚至得以与中原几个诸侯国家相抗衡，只是文化和“礼仪”上欠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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