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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世界》与屌丝的世界

 指间飞歌 2015-03-21

《平凡的世界》与屌丝的世界

在一个精神失落的年代,我们就需要召唤一些像《平凡的世界》里的那种精神。但是,这种精神在这个时代再也不能享受现实的豁免权,它必须经受现实与生活的不断拷问与捶打。

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已经上映有一段时间了,评价也相继一波波的涌来。尽管有少数的差评,但是多数人还是认可了这部根据经典改编成的电视剧。至少相对于当下那些制作粗糙的商业剧和主流剧来说,《平凡的世界》在日常生活一些细节的塑造上要远远超越前者。秀莲为了分个家箍个窑居然会经历那么多波折,家人餐桌上吃个饭也有那么多纠纷,就是少平平生第一次杀猪也是如此地不易而又辛酸。当然,观众也可以从当下的立场指出这部电视觉内部存在的很多硬伤,中央和省委真是“底层”的依靠吗?田福军这个官员有那么清廉吗?润叶对爱情的执着有那么纯洁吗?少安在村里有那么无私吗?叙述者对小说里面每个人物的心理是那么了解?诸如此类的疑问,我们似乎还可以举出一大堆。的确,按照我们目前的生活经验,这些正面人物似乎也只能留存于那个时代,留存于那个时代路遥的小说里。

相对于这些正面人物,我们似乎更多地对那些中间甚至反面人物感兴趣:玉亭喜欢向村长汇报工作不喜欢下地劳动,落实生产责任后它内心情感的上不适和劳动上偷懒,使我们明白他之前之所以一直坚守社会主义的各种口号,坚定地拥护田福堂的领导,也可能只是为了能够保住它在村委的小小官职,为了全家人有口公家饭可吃;而田福堂之所以在工作上不作为也是为了维持他在村委会摇摇欲坠的书记位置;金俊山和金俊武之所以一次次找少安的麻烦,也是为了那个没有多大油水却又极具号召力的村委书记,为了他们金家的利益;而润叶之所以一次次要求分家、箍窑也是为了少安的身体和她家娃的未来着想。就像王彩娥这样的人物,她之所以与村里的几个男人偷腥,也是为了给自己多寻找几个依靠,毕竟一个寡妇在村里生活下去不容易;甚至遭包工头胡永州欺负的小翠责怪少平的话我们也未必不肯原谅。对以上人物见谅与宽容也许在那个时代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如果放在“文革”时代,那么我们很可能都会被当成阶级敌人。当然,“文革”时代也不会允许像路遥这样的作品出现的。这里之所以进行这种对比,只是为了凸显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生活观念的巨大反差。

短短的三十多年的时间,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和价值观念是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凡是真实经历过这三十多年的人,也许都会产生一种自然而然惊叹:这些年自己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可是,有些人惊叹之余也会这样反思,时代真得变了吗?我们真得不以前变得更加务实更加宽容了吗?对正面人物的质疑,对中间人物和反面人物的体谅,似乎再也清楚不过地印证了我们当下的人比以往理性宽容了很多,不再为了某种纯洁的口号而置个人生活于不顾。没有物质生活的理想是不现实的,只有肚子填饱了我们才能思考问题。这对于当下的多数来说都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如今我们多数人的物质生活已经变得宽裕了,而且以前的一些很多无产阶层现在已经悄然地成为了中产阶层甚至富人阶层。过去喜欢《平凡的世界》的青年人大多数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他们对这种转变也应该深有体会。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在无聊的课堂上偷看起了《平凡的世界》,下课的时候我叫他出去玩,连着叫了他好几声他都没听见,直到我走到他跟前推了他一下,他才恍然抬起了头,眼里含着泪花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奥,下课了,妈的,被这小说感动的不行了,受不了。当时,我对他要哭的样子有点暗自嘲笑的态度,因为当时我对小说并不怎么感兴趣,直到上了高二我没黑没白的读完了这部小说我才明白我同学当时的言行。如今在外工作好几年的他再回头看这部电视剧又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呢?我相信他还会被里面某些情节所触动,即使这些情节有些失真。为什么会这样?

如今我们的生活不是已经变得足够好了吗,而且我们也拥有了自我的生活价值观念,按理说我们应该比以前过得更加幸福,可是事实是这样吗?虽然我们现在多数人物质上的生活有了巨大的改观,但是这一点也没有改变我们日常生活的存在状态。我们还是在为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琐事奔波。物质生活满足了,我们又开始有了其它的需求,吃的时候,选择有营养还是无公害的;穿的时候,选择漂亮一些,还是性感一些,或者有品味一些的;住的时候,选择小户头热地段的房子,还是选择大户头,冷地段的房子;行的时候,要买经济实惠一些的,还是选择高端大气一些的车。所有这一切都在围绕着我们转,而且除了这些之外日常生活又平添了很多额外的需求:诸如对待遇和职称的需求,对娱乐和休闲的需求,对性的需求等等。三十多年政治与经济的巨大变化,似乎并没有改变我们每个人一直所熟悉的日常生活。尽管我们一代代人都在企图超脱这些琐碎无聊的日常生活,可是最终我们还是被日常生活所埋没。即使再宽裕的物质生活,似乎也改变不了这种局面,难道皇上就没有为自己的后宫生活苦恼过?就像歌词里所唱“神仙也挡不住人想人”,人不仅是一个理性的动物,也更是一个感性的动物。过去与今天是如此的遥远而又如此的相近,就像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所说“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当今的国际局势再怎么风云变幻,可这也与我们个人的日常生活又有多大关系,我们每个人不是还再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琐碎不断地操劳着。所以,我很是反感那些站在当下立场对过去指指点点的读者或者观众,以这样的视角来向过去的“理想”泼冷水,这毕竟不是一种评价作品的正确态度,而且这样评价也说不出什么高明的见解,这都是大家都懂的道理。因为我们不曾经历那段历史,即使那些经历过那段生活的人在回忆起那段历史的时候也要经过当下生活的过滤。

有人评价说《平凡的世界》里面真正属于个人的东西太少了,小说里很多正面人物都在为一些不着调公共理想、爱情、友谊、制度、群体奋斗着,却很少为自己谋取什么,这些人物显得太“高大上”了。的确,这些东西放在当下来看能顶个屁用,而且这些真善美的东西,早就被那些为着个人利益的牟利者给无数次的践踏了。人们疑问,田福军和少安在为人民谋利益的时候是否那么清廉,会不会也有别的企图?润叶自向前断腿之后才回到他的身边,她这样做是否显得有些过于自私了?田晓霞的死是否是为了成就她与少平爱情的完美?诸如此类的疑问,我们不在一一列举,我们也大可怀疑路遥在作品中的这份理想。毕竟,怀疑证明我们每个人开始有了自我反思意识,知道判断什么是对的什么错的。可是,当怀疑个别现象转向怀疑一切现象的时候,这是否会走向虚无主义?

现在的人都喜欢以“怀疑主义”的眼光来审视人与事,凡是社会和身边涉及一些正能量方面的事情,很多人都在心里暗自嘀咕,这是真的吗?背后会不会存在什么猫腻?他们这样做的企图是什么?由于日常生活的不断打磨,渐渐地,人们由之初对个别现象的不信任转向对多数现象的不信任,人与人之间逐渐变得隔膜起来,剩下的似乎只有利益或游戏的关系。试想一下,当年《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为什么会选择杀死包租婆?

相对来说,现在依然成为了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当然,在现代社会中绝对个人化的生活形式根本不可能存在,他们毕竟还要生存与交流,他们必须寻找一个在这个隔膜的社会生存下的方式。这种生存方式就是屌丝式生存方式。屌丝经常以反讽的姿态拉开了与这个世界的距离,并以此在保持自己的同时获得了这个世界的入场券。很多年轻人之所以倾心于周星驰的电影,多数是因为周星驰的电影以反讽或者大话的形式博得了他们的心声。屌丝,其实深深地明白这个看似合理的世界背后充满了混乱与肮脏,而且他更加深刻地明白他根本无力改变这个世界,即使他对这个世界心存几分温情,因为他毕竟也是这个世界的一员。他也只能通过一种自我反讽的形式来为自己谋得一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位置,这就已经很不错了。至于身边的那些没有话语权和生存权的“底层”民众,那都是些国家领导人需要操心的事,这都完全与我无关,我连自己的生活都处理不好,我又有什么资格去关心他人。就这样,屌丝慢慢认可了这个社会的存在状态,一切都是有定数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我们都无权干涉他人的生活。这便是屌丝对他人生活采取的另一种态度,一种宽容的生活态度。宽容是屌丝对他人生活方式的一种尊重或者体谅,可是,为什么当一些事情一旦与自己的利益挂钩的时候,屌丝的这种宽容态度就会变得极具保守起来呢,这究竟是为什么?一种排除自我在内的宽容究竟所不算真正的宽容?宽容应不应该等同于默认?

如果站在当下的立场,我们觉得《平凡的世界》里很多主要人物的言行过于无私了过于执着了,那么试问一下当下又有几个人能像少安和田福军一样为他人着想,又有那些人能够像孙玉亭一样在落实责任制以后还依然保持着过去那种理想的激情。因此,在一个精神失落的年代,我们就需要召唤一些像《平凡的世界》里的那种精神。但是,这种精神在这个时代再也不能享受现实的豁免权,它必须经受现实与生活的不断拷问与捶打。它应该撇下以往那种过于严肃的面孔并以反讽的姿态重新回到我们这个世界。自我对精神与生活关系的理解并不是单纯依靠自己的力量确立起来的,如果没有与周围他人生活的比较,那么自我对这层关系的理解也只能是一种空想。所以,当下屌丝式的反讽并不失为一种保持理想与现实关系的合理态度,但是真正反讽的精神并不是为了彻底划清与周围世俗世界(包括自我的生活)的关系,而是在理解和认可了一些世俗世界市侩相之后还能判断自我和他人生活中的价值。如果《平凡的世界》是路遥对他们那个年代所理解的平凡,那么“负责的反讽”则是我们对当下平凡的重新理解。

如果抛开所有成见,《平凡的世界》里的润生、兰花和秀莲是三个多么令人敬仰的人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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