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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三篇
《春秋》《左传》《公羊》《谷梁》 皆是存在误错不能盲目迷信
“三皇”“十纪”“五帝”“四代” 中华上古信史对应考古发现
桓姜是公元前709年秋季“嫁”至鲁国，公元前706年秋季9月生大子同，证明同是鲁桓公儿子无疑，《公羊传》说：“夫人谮公于齐侯，公曰：‘同，非吾子，齐侯之子也。’”乃是公羊高臆造瞎说。按照当时“礼法”，桓姜不可能与哥哥私通后，作为嫡妻小君身份嫁至鲁国。至于齐僖公曾经主动向郑国公子忽提出，要将女儿嫁给他，被谢绝。公元前709年春季，鲁桓公到齐国拜会齐僖公，当是齐僖公闻悉他还没有嫡妻，主动提出欲将女儿“嫁”给他，随即“订婚”。秋季，按照“礼法”，只需辅政的卿送嫁，齐僖公却亲自送女儿出嫁“至”下讙。这些只能因为桓姜是齐僖公心肝宝贝而已，在当时，为了女儿成为诸侯国君嫡妻小君，女方主动请婚，是正常情况，绝非女儿有“瑕疵”。就是说，齐襄公与桓姜“私通”，只是他们阔别十几年，见面后一时激情冲动，绝非婚前就已经有“私通”。
再说，齐襄公也并非故意将鲁桓公灌醉，指使公子彭生杀死他，如果这样，齐襄公后来就不会杀死亲生儿子彭生。鲁国没有战胜齐国的军事实力，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齐襄公无需惧怕鲁国复仇讨伐自己。实际是齐襄公闻悉桓姜与鲁桓公发生争执，置隆重酒宴款待鲁桓公，是向鲁桓公表达赔不是。鲁桓公是因为酒宴上歌舞演奏，高兴而吃醉了。公子彭生推是因为姑母受到批评，反而酒宴款待他，心中有一点不平，搡鲁桓公腹部左侧，出一出小气罢了，不幸导致鲁桓公脾器官破裂，纯属意外。这才是历史真相。
另外，《春秋三传·桓公十八年》记载：“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也应该是错讹。《礼记·王制》里说：“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如果没有重大灾难变故，公爵（级）国君不能够违背这一规定。如《左传·僖公九年》记载，晋献公9月亡故，因为大子奚齐被里克刺杀，10月“策立”卓子继承国君，随即下葬晋献公，以使卓子继承国君，好处置善后事宜，安定国家。《左传·僖公十七年和十八年》记载，齐桓公于公元前643年10月亡故，因为庶子们争夺继承国君，直到第2年8月，即10个月后，齐桓公才被下葬。鲁桓公死于公元前694年4月，虽然是死于国外，齐国公子彭生因鲁国所请被杀，大子同是正常继承国君，鲁桓公必然如期在9月下葬，不可能超越“王礼”规格，8个月以后下葬。
春秋时期人们，还没有能够发现发明将锅烟灰融合于“胶”，制成墨，与水研磨后使用于书写文字。因而尽管考古已经确证，我国商代“殷墟曾发现用毛笔墨书和朱书的陶文、骨文和石文”，（参见《中国考古学通论》第五章第三节）然而直接使用水溶合的锅烟灰，干后不能附着于木片或竹简上面，所以直到春秋时期，人们只能用小刀在木片或竹简上面刻字。在此基础上，能够拥有几万字或几十万字，亦或几百万字简策的人，只能是王或国君或富有的卿大夫。孔子弟子主要是庶民，没有能力拥有大量简策，只能以诸如“郑伯克段于鄢”、“秦晋韩之战”、“秦晋殽之战”、“晋赵盾弑其君夷皋”、“晋楚城濮之战”、“晋楚邲之战”、“宋楚泓之战”、“齐晋鞌之战”、“晋楚鄢陵之战”、“吴楚柏举之战”，等等这样的几个文字，各自记录记载是为一件完整的历史事件内涵，据此再向弟子们作出详实口头讲述。这也就是我们中华许许多多“成语典故”，形成产生的根源由来。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里说：“是以，孔子明王道。……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义，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就是说，孔子亡故后，他的弟子们分化成为“子张；子思；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孙氏；乐正氏”，等等8个学派分支。如随附《致对“人类起源；中华文明起源；三皇、十纪、五帝、虞、夏、商、周传说史话；氏族社会；酋邦社会；专制王朝”等话题感兴趣朋友们》（续四）、（续五）、（续六），以及第44篇，等等辨析说过，孔子之所以富有学识，在当时受到贵族们的尊重，除了他勤奋好学，更主要是在于：他受国君委派小聘周王时，向周王守藏室史官老子聃，求取获得到周王府库典籍更新换代下来，尚且是完好的3340篇简策。再者，春秋时期流传存在的古《诗》，有3千多首。由于孔子弟子们多是“庶民”子弟，只能农闲与晚上，才有时间学习。因此孔子不可能象国君设立的贵族子弟学校那样，系统完整学习各类各门各科的知识，仅是撷取3340篇中的120篇，纂辑成为《尚书》和《中候》；撷取3千多首古诗中的305首，纂辑成为《诗》；解说主要是“士”的日常交往活动中，涉及到的种种礼仪规范；撷取鲁国史料《鲁春秋》从隐公至于当时，其中很少一部分内容，纂辑成为《春秋》；等等，教授弟子。可知孔子教授弟子的，不足他自己学识的十分之一。
正因为基础于“口受耳闻心记”，在孔子死后，70余弟子们对孔子传授的学识，各自再向弟子讲述中，互相之间产生出因于“刺、讥、褒、讳、挹、损”等等因素，所致种种差异。究其根源，就是在于他们没有标准确切的“书籍”为规范。左丘明当是鲁国守藏室史官，不但熟知收藏保管的鲁国各类各种“史料”，而且能够有充分闲暇时间，尤其是职业上对于史话“真实性”与“正确性”的高度责任感，使得他看到孔子众多弟子们，解说孔子删辑的鲁国史料《春秋》，存在有严重歧异与错讹，于是就以孔子删辑《春秋》为底本，将鲁国府库保管收藏的与《春秋》有关史料，搜集纂辑，以正视听，即是《春秋左氏传》，简言《左传》。不过有些《春秋》里记说的事件，《左传》里未加解释或者补充说明；亦或《春秋》里未有说及的事件，《左传》里则作有详实的讲述。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鲁春秋》原本乃是从姬旦被封鲁国国君启始，至鲁顷公二十四年鲁国被灭亡，所有国君们的所有“言”与“行”之记录记载。凡是不涉及国君本人，或者没有直接报告于国君本人的事情，都不被国君随身史官记录，也就不会被记载《鲁春秋》内。尤其是各种各样的外交往来事情，汇报给国君知晓时，国君随身史官不需每句话详细记录，只需将这一事件概括记下。至于详实情况，有出国使者交谈时的详细记录，或者接待外国使者“行人”交谈时的详实记录，最终由朝廷主管史官，将记录“简策”交付守藏室史官保管收藏备查。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知晓，《春秋》里的记载，都是国君随身右史与左史的记录，但是《左传》里的内容，有很多实质是外交往来聘问中，出使的卿大夫，或外交接待“行人”，等的工作记录，故而记载的情况详实仔细。特别是许多战争，交战双方战场上各自活动情况，详细生动真实，不能不令人们叹为观止，就是因为作战双方都和鲁国有外交往来，战后他们的使者，都向鲁国通报己方战争中的详实经历过程，被记录收藏于守藏史府库，左丘明得以汇集整理。如：《春秋·隐公元年》记载：“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左传》讲述为525字；《春秋·宣公二年》记载：“秋，九月。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左传》讲述为478字；《春秋·宣公十二年》记载：“春，楚子，围郑。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左传》讲述为2819字。（皆不包括标点符号）据此证明，这些都是确实“信史”。相对而言，《三国演义》里也有许多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战争事例，然而却不是战争亲身经历者的记录记载，只是第一才子罗贯中自己的“刻画”、“描绘”、“夸张”、“渲染”之结晶，基本上非是“史实”。两者是有着“本质”差别。也就是说，《左传》的史料价值，远远高于《春秋》，除了流传传抄中，不可避免会形成产生出遗漏、残缺、抄错、补讹、夹注误成正文，等等情况，《左传》确实是极其珍贵的“信史”。
尽管战国时期公羊高著《春秋公羊传》，谷梁赤著《春秋谷梁传》，解说《春秋》。由于孔子的“受业身通者，七十七人”之弟子们，已经产生有歧异错讹，被称“亚圣”孟子有的传言，如《孟子·万章》舜的讲述，实际是谬讹。很遗憾，因为司马迁误信而引入《史记·五帝本纪》，成为我国上古“五帝三代”史话的圭臬，从而束缚史家学士们对上古历史探究求实。我国已经发现到大量成系列考古文化，辉煌璀璨，其中正是包括完整“三皇十纪五帝四代”史话信息。由于史学界与考古学界专家学者们，思想观念被束缚在燧人氏、虙牺氏、女娲氏、神农氏、太昊、少昊、炎帝、黄帝、蚩尤、颛顼、喾、尧、舜、禹，等等都只是一个个人君主，只能从约4100年——4500年，或5000年之前，寻求他们的遗迹遗址，导致虽然数十年孜孜矻矻求索，却是无法能够将上古大量传说史话史料，与众多考古文化之间对应衔接。所以说，认为儒家“经典”，包括《史记》里“五帝三代”讲说，是绝对正确的观念，正是严重阻碍对我们中华上古历史真相的求实。必须打破这种思想束缚！！才能够破解出我国先秦历史真相。（传说史话与考古文化对应衔接，详细见第1、第2篇）
鲁桓公遗体运回鲁国，桓姜害怕遭受鲁桓公宗亲报复，借口她对鲁桓公死有责任，强迫她为鲁桓公殉葬，那时她在鲁国孤身一人，只能无奈被殉葬。兼之她从小娇惯任性，无视“礼法”规矩，没有随同鲁桓公灵柩一起回归鲁国，为夫君“服丧”举哀。鲁桓公9月下葬，按照“礼法”规定，大子同必须随即继承国君，第二年“改元”为庄公元年。不过庄公死后才被谥“庄”，生前称“公”，或×年。按照“礼法”，“即位”典礼中，必须由嫡母小君为他戴上九瑬的冕（见《礼记·礼器》。不过原文有讹，应该是侯国君七瑬；伯国君五瑬；子、男国君三瑬，卿、大夫、士，只能戴冠，不得戴“冕”），通常称为“加冕”。由于桓姜滞留齐国未归，其她人没有资格代替小君“加冕”，因而没有举行“即位”典礼。之后鲁庄公连续派使者请求桓姜回归鲁国，然而桓姜与齐襄公“私通”后，倒也感觉快乐称心，鲁桓公已死，回去也只是守寡，任性的桓姜再三拖延，迟迟不想回归鲁国。
到新年元旦，安照常规，新国君年幼，没有娶妻，必须是由嫡母小君带领他，首次向祖庙先祖神灵祭拜，也是其她人没有资格代替小君这样作为，由于桓姜在齐国未归，新国君无法单独进行这一“祭祀”活动，因而没有举行，由大宗伯例行祭祀。至3月，桓姜依然在齐国不愿回归。身为小君，她负有主管后宫，在国君娶回嫡妻前，与国君共同祭祀，抚育幼儿，等等职守。鲁庄公14岁，3个胞弟皆年幼，需要母亲照顾，小君不在，后宫无人管理，祭祀礼仪无法进行，在大傅指导下，鲁庄公再次派人请母亲回归鲁国，申说：如果母亲断绝回归鲁国，就只好取消与她的母子“亲情”。《左传·庄公元年》记载：“元年春。不称即位，文姜出，故也。三月，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就是此事情。只是“句读”错误，涵义一直被误解成为：元年春季。《春秋》没有记载庄公即位，是因为文姜在国外的缘故。三月，夫人到了齐国，《春秋》记载没有称姜氏，是由于断绝了母子关系，这是合于礼的。既然已经是断绝母子关系，为什么《春秋》庄公二年一次、庄公四年一次、庄公五年一次、庄公七年二次，又记载有姜氏相会齐襄公呢？！
所以这段句读应该是：“元年，春。不称，即位，文姜出，故也。三月，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不称”，就是不称职，职守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做，是指新年必须国君和小君祭祀祖先神灵，当时这是最重要事情，却未能进行。“即位”，乃是后世之人不了解这种历史背景，以原本错误的《春秋》里“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误讹补入。其实新国君即位，不是在新年，是亡故国君下葬随后。鲁桓公死于4月，9月下葬，不存在延误“即位”的因由，鲁庄公必然是9月“即位”。通常，只是先国君亡故的第2年“改元”，与“即位”不相干。“文姜”，是桓姜错讹。“出”，应训为名词，即桓姜在国外，导致鲁庄公新年祭祀先祖的职守，不能履行，也就是“文姜出，故也”涵义所在。如果是其他事情，鲁庄公能够独自进行，与“文姜出”无关。“夫人”，本是小君，“孙”，被解说桓姜奔到齐国，也是谬讹，应该训为名词，即小君滞留在齐国。“不称”，亦是不称职，指桓姜身为小君，后宫管理、祭祀先祖、幼子抚育等职守该做的事情，因为她不在鲁国，无人履行。“姜氏绝”，是指姜氏断绝回鲁国，“不为亲”，就是取消与姜氏的母子“亲情”。“礼也”，则是后世评说夹注，说鲁庄公这样作，符合“礼法”，被误成正文。
鲁庄公之所以（在大傅指导下）提出，如果姜氏断绝回归鲁国，就取消与她的母子“亲情”，是因为他当时只有14岁，没有聘娶嫡妻小君，必须取消与桓姜的母子“亲情”后，他才能够任命后母中某一位，假代履行小君的职务，管理后宫，以及“礼仪”中必须小君参与的事情。不然，别人没有资质，更是不敢承担这项夺取国君嫡母的“小君”权位。这实际上是鲁庄公哀求母亲桓姜回归鲁国，桓姜自然会知晓，回到鲁国已经不会有任何的危险，毕竟鲁庄公还小，3个胞弟年幼，都离不开母亲照顾，在“母爱”的驱使，桓姜只得恋恋不舍离开齐襄公，回到鲁国。所以，后来桓姜才会多次会见或宴享齐襄公。以上辨析可以说明，这段文句唯有这样“句读”，才是为正确合理。
桓姜回到鲁国后，依然十分关心着哥哥齐襄公，她得知周庄王有个20岁有许，尚未被聘的女儿，派人告知齐襄公，齐襄公就向周庄王聘娶王姬，虽然齐襄公已经40岁有许，王的女儿得以嫁为公爵（级）国君嫡妻小君，在当时是为最理想美满的婚姻，第149篇里辨析说过，晋文公重耳继承国君后，已经是40岁边上，几个月前，他刚刚聘娶亲外甥女及侄儿媳妇怀嬴，却然又以嫡妻小君身份，聘娶怀嬴胞妹20岁边上的璧，也正是因于当时社会这种意识观念。周庄王应允后，派单伯出使鲁国，告知嫁王姬之事，要鲁国国君主持王姬的婚礼，并且要他们作好准备工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世界书局据清代武英殿本、杜预等注《春秋三传·庄公元年》里记载：“夏，单伯逆王姬。秋，筑王姬之馆，于外。冬，十月。……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王姬归于齐。”说的就是此事情。
原夹注说：逆，《左》作送（今本《左传》无此内容）。原案说：三传互异者，折衷于经。左氏以单伯，为周大夫。故，以逆，为送。然，以书“会”书“至”例，考之，则单伯，实为鲁臣。故，主《公》、《谷》之说。就是说，“单伯逆王姬”句，《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产生有歧异，杜预在西晋时看见的《左传》，记载为“单伯送王姬”；张文学注、管曙光译《五经全译·春秋左传·庄公元年》引“经文”，亦为“单伯送王姬”；单伯当是周王的大夫。然而《春秋三传》，以及白本松译注《春秋谷梁传全译·庄公元年》里，是为“单伯逆王姬”，单伯成为是鲁国大夫。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讲婆也对，由古至今难以厘清。笔者以随后的“秋，筑王姬之馆，于外”，发现认为以上二种说法，都是错误，既然连王姬住的行馆没有建造，怎么可能迎接王姬，或者送王姬来到鲁国呢？！“逆”或“送”，原本当是“使”，即单伯是出使来到鲁国，告知王嫁王姬与齐襄公，意欲鲁国国君主婚，要鲁国进行准备。鲁国随后建造王姬出嫁的行馆，于鲁国都城之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王姬不是鲁国国君的姐妹，自然不能从鲁国国都出嫁，只能从名誉上“王土”的行馆出嫁。10月，周庄王特使荣叔到鲁国，正式授“命”鲁庄公为王姬主婚，王姬亦随同进驻“行馆”。随后，齐国迎亲队伍来到鲁国，将王姬迎娶回齐国。鲁庄公名誉上虽然是“主婚”，他只有14岁，里里外外一切操劳，实际则是桓姜主持督办。
《春秋谷梁传·庄公元年》里说：“曰：‘躬君弑于齐，使之主婚姻。与齐为礼，其义，固不可受也。……仇雠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是将齐襄公认定为杀死鲁桓公的罪魁祸首，如果确实如此，周庄王不至于昏聩到要鲁庄公，为弑父仇人“主婚”这种地步，何况周庄王身边许多卿大夫们，也必然会谏阻。再说鲁庄公更是不可能接受这样做，尤其是桓姜绝不可能回到鲁国。就是说，鲁桓公死亡，纯属公子彭生个人行为意外结果，非是蓄意谋杀。长期以来解说齐襄公蓄谋杀死鲁桓公，是误解错释讹传。
第2年7月，王姬不幸亡故，显然她是因为难产而死。《左传·庄公二年》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书奸也。”“书奸也”，当是后世之人夹注。《左传》只称“通”，当时“通”只是淫乐，不是邪恶或罪过的“奸”。据《春秋》记载，之后桓姜数次会见齐襄公，已如前说，《春秋》、《左传》虽然是编年体史料，却不是善本史书，只是撷取史书很少一些内容。实际上桓姜应是经常不断会见齐襄公，以了却二人的思恋与“情爱”，她是鲁庄公生母，包括鲁庄公，没有人能够约束阻止她获取“性爱”欢乐。为了表达对于这种“情爱”的感谢，齐襄公应桓姜请求，将从卫国掳获得到的珍宝，馈赠给予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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