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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公是卫国历史上三位失位又复位的国君之一。献公的失位，与卫国权臣孙林父有直接关系。献公“射鸿于圃”，怠慢孙林父只是事件的导火索，但论者因此事也多有责备献公不顾礼仪的，甚者以为献公耽于射鸿而荒废了政务。其实，持此论者都忽视了事情发生的大背景，关注的只是事情的表象，没有窥破献公的心思。我们只要仔细分析梳理一下《左传》中的相关记载，再结合当时一些智者的评论，就可以看清问题的实质，明白献公此举的真正用意。 《左传·襄公十四年》：“卫献公戒宁惠子、孙文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鸿于圃。二子从之，不释皮冠而与之言。二子怒，孙文子如戚（戚，孙文子封邑），孙蒯（文子之子）入使。公饮之酒，使大（音太）师歌《巧言》之卒章。大师辞，师曹请为之。初，公有嬖妾，使师曹诲之琴。师曹鞭之，公怒，鞭师曹三百，故师曹欲歌之，以怒孙文子，以报公。公使歌之，遂诵之。蒯惧，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入见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惧社稷之倾覆，将若之何？’对曰：‘君制其国，臣敢奸（奸，冒犯）之？虽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公使子蟜、子伯、子皮与孙子盟于丘宫，孙子皆杀之······公出奔齐······（鲁）厚孙归复命，语臧武仲曰：‘卫君其必归乎？有大（读太）叔仪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抚其内，或营其外，能无归乎？’齐人以郲寄卫侯。卫人立公孙剽，孙林父宁殖相之，以听命于诸侯。卫侯在郲，臧纥如齐唁卫侯，与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卫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粪土也。亡而不忧，何以复国？’子展、子鲜闻之，见臧纥与之言道，臧孙说（说，悦的古字），谓其人曰：‘卫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輓，同挽）之，或推之，欲无入，得乎？’” 《左传·襄公十七年》：“卫孙蒯田（同畋，打猎）于曹，饮马于重丘，毁其瓶，重丘人闭门而訽（骂）之，曰：‘亲逐而君，尔父为厉（厉，恶鬼），是之不忧，何以田为！’夏，卫石买、孙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同诉）于晋。” 《左传·襄公二十年》：“宁惠子疾，召悼子（悼子指宁惠子儿子宁喜）曰：‘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指记事的简册），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君入（国君若能回国复位）则掩之（掩饰自己的过恶）。若能掩之，则吾子也；若不能，犹有鬼神，吾有馁而已，不来食矣。’悼子许诺，惠子遂卒。”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卫宁喜弑其君剽，卫孙林父入于戚而叛。甲午，卫侯衎复归于卫。书曰：‘宁喜弑其君剽’，言罪在宁氏也。孙林父以戚入晋，书曰：‘入于戚而叛’，罪孙氏也。臣之禄，君实有之。义则进，否则奉身而退。专禄以周旋，戮也。甲午，卫侯入。书曰复归国，纳之。” 卫献公约定召宁惠子、孙文子一起吃饭，二人朝服整齐准备听从召见。但过午之后，献公不但没有召见他们，而且自己在苑囿中射雁。当二人求见时，献公不更换射服就和二人谈话，结果激怒了宁惠子和孙文子。献公的做法，被认为是失礼的行为，招致了很多批评。献公并未就此止步，反而在进一步激化矛盾。最终，宁、孙二人叛乱，献公被迫出奔齐国。这不是孤立的事件，它是有复杂的前因后果的，不是献公不知礼仪，更不是献公不知进退，不知道这样做潜存的风险，事件发生的祸根在孙林父。孙林父本是卫国叛臣，成公时被晋国强行送回卫国。卫成公本不欲接纳，定姜曰：“不许，将亡。虽恶之，不犹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定公才勉强接纳了他。献公初为太子，孙林父即怀二心。《左传·成公十四年》：“卫侯有疾，使孔成子宁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为太子······孙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卫，尽置诸戚邑，而甚善晋大夫。”献公即位之初孙林父就有疏远戒备献公之心，他不但将重器珍宝全部搬到他的封地戚邑，还有意加强和晋国大夫的交往，这实际上是为再一次叛卫预做打算，可以说，孙林父就是一个典型的贰臣。此人专横无礼。前556年，卫献公派他到鲁国聘问，他不知进退，竟然要与鲁襄公并行登殿，其狂妄僭越，激怒了鲁国君臣，被负责礼宾的叔孙豹严辞阻止，叔孙豹当时就预言孙氏必亡。有其父必有其子，孙林父之子孙蒯亦是一个狂暴跋扈之人。孙蒯越界到曹国打猎，到重丘饮马时，重丘人好心为其汲水，他饮完马后，竟然打破曹人的水器，其狂妄暴虐，更过其父。有这样心怀不轨的臣子日夕在侧，献公当然觉得如芒刺在背。约定赐食而日旰不食，不解下皮冠就召二人谈话，当然是失礼的行为。这种行为就受过定姜的严厉批评。但外人可能无法理解献公的心思。揆度献公的用意，可能是有意激怒孙文子，寻找除掉他的借口。接见孙蒯时让大师歌《巧言》之卒章，这种用意就更加明显了。《巧言》之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糜。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既微且尰，尔勇伊何？为犹将多，尔居徒几何？”意思是：那是个什么人，居住在河边。既无勇力又无勇气，又好制造一连串灾祸。腿上脚上都是病，你的勇气在哪里？但诡计又是那么多，同伙没有剩几个。由于歌《巧言》卒章的指向性太明显，心怀鬼胎的孙林父最终走上了叛乱的道路。《左传》中特意记载孙林父“弗先，必死”的话，就暴露出这位贰臣随时想先动手弑君。因此，在这件事的总体方向上，卫献公的选择并没有错误，因为任何一位国君都不想在自己的身边放一颗定时炸弹。 《左传·昭公十二年》：“卫蒲、戚实出献公（出献公：胁迫献公出奔），若由是观之，则害于国，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胫大于股，尾大不掉，再愚笨的人也知道其中潜藏的巨大风险，允许这种有不臣之心的贰臣贼子存在，随时会威胁到国君的生命，《左传》的作者对这种危险的局面就看得非常清楚。蒲是宁殖的封邑，戚是孙林父的封邑。《左传》在这里虽然是事后做的评价，但这种评价不是恰恰证明了献公战略选择的正确吗？“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小腿比大腿还要粗，尾巴大得身体摇不动它，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它一直存在的。献公在策略的实施上却出现了差错，在激怒孙林父的同时也得罪了宁殖，让本无叛心的宁殖也陷入事件漩涡之中，这从宁殖临终遗言就可以看出来。前553年，宁殖临终，对自己帮孙林父逐出献公深感痛悔，叮嘱儿子宁喜一定要帮献公复国，而且告知宁喜，若不能实现自己的遗愿，死后也不会享受宁喜的祭祀。因为在迫使献公出奔这件事上，宁殖是受了孙林父的蛊惑和裹挟的。在处理孙林父的事情时，如果事前与宁殖有良好的沟通，或许会是另外一种结果。另一种可能性是，献公想有所作为，因此想改变政在私家的局面。前547年，宁喜终于助献公复位，孙林父携家小并戚邑亡入晋国。献公流亡到齐国郲地时，鲁国厚孙曾断言献公必能复国，厚孙认为献公失掉的是卫国权臣之心，并没有失掉人心，特别是在大臣之中内外有亲，内有太叔仪，外有子鲜、子展和同母弟鱄。最终，鲁国厚孙十几年前的预言果真成了现实，这充分证明了人心向背的重要性。 但献公在借助宁喜支持复国时，也犯了一个错误，他告诉宁喜：“苟返，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国家政事全部由宁氏决定，赋予个别大臣过度的权力，这等于又培养了一个新的权臣。《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卫宁喜专，公患之，公叔免余请杀之，公曰：‘微宁子不及此。吾与之言矣，事不可知，祗成恶名，止也！’对曰：‘臣杀之，君勿与知。’乃与公孙无地、公孙臣谋，使攻宁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无罪，父子死余矣！’夏，免余复攻宁氏，杀宁喜及右宰谷，尸诸朝。”宁喜的极端专横，献公知道对国家对自己来说都是一种祸患。可是，当公叔免余请杀掉宁喜时，献公还在念着宁喜的好处，言“微宁子不及此”，认为没有宁喜自己也不会回到国君的位置上。两相对比，孙林父的专横跋扈更甚于宁喜，献公那样对待他有什么奇怪呢？与孙林父的专横跋扈不同，宁喜的专横，可以说是因献公的纵容造成的。献公当初如果不轻易许诺，并且当宁喜有因功自傲的苗头时就加以戒止，在信任与约束上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儿，君臣相残的悲剧也可能就不会发生。可见，在事关朝廷权力的大事上，国君是不应该轻易许诺的。轻易许诺的结果是既害了自己，又害了臣下。《左传》的作者对宁喜杀殇公、孙林父以戚邑叛卫入晋是持明确的反对态度的。臣子食君之禄，应忠于国家，为君分忧。但宁喜、孙林父二人完全忘记了为臣的本分，前者是臣弑君，后者是叛国，二人都只为自己的禄位考虑，都应该被杀掉。宁喜被杀，也可以说是罪有应得。有恩报恩是应该的，但国君不应给臣下无限的权力。三年之后，献公辞世，孙林父的贰臣嘴脸暴露得更加充分。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时卫献公初丧，吴贤公子季札聘问中原诸国，路过戚邑，夜闻奏乐之声，曰：“异哉！吾闻之也，辩而无德，必加于戮。夫子（那个人，指孙林父）获罪于君而在此，惧犹不足，而又何乐？夫子之在此也，犹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殡，而可以乐乎？”孙林父临事完全没有戒惧之心，国君丧中奏乐更是大悖人伦。人言是非自有公论，季札对此人的评价，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再回想一下《左传》作者对这一系列事件的评价和态度，献公“射鸿于圃”的行为，岂不是用意很深吗？怎能简单地一味指责呢？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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