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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兰先生
2015年03月25日 来源：齐鲁晚报 
▲左五为高兰先生。 高兰先生(1909-1987)的朗诵诗,在日本侵略者投降前夕我就读到了。那是1945年春,我在萧县中学上初中。这是一所抗日游击学校,没有校舍,没有教室,借用民房上课和住宿,当然更没有桌凳,学生每人自备马扎和桐木写字板,晴天时,课堂就在村头小树林里,老师把小黑板挂在树上。语文课没有统一教材,用的是油印的讲义,其中就有高兰的长篇朗诵诗《我的家在黑龙江》。在抗日环境中读这篇洋溢着抗日热情的诗篇怎不让我们热血沸腾?不但在课堂上学,还在课外多次排练朗诵,当时可以把全篇熟练地背诵下来,由此我对新诗和新诗人产生了好感。由于这首诗的内容和篇幅都很有气势,我设想作者一定也是高大魁伟的。 和高兰先生见面是在1951年春,华东大学和青岛的山东大学合并,原在华东大学任教的高兰,合校后担任中文系副主任。我当时读大二,虽然没听过他的课,但是经常看到他。和我的设想不同,他并不高大威武,而是文质彬彬,而且没有“老革命”对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总是和颜悦色、笑眯眯的,这也和我的设想不同。后来听说,他是在1950年才到华大任教的,并不把自己看成改造别人的革命干部,而是以需要自我改造的知识分子自居。 有一次全系开联欢会,他朗诵了《我的生活好好好》,大家热烈鼓掌之后,高喊“再来一个”,他接着又说了一个政治笑话(可能是他自编的):有一天,美国特使马歇尔和国民党的外交部长一块坐飞机从北京往南京飞,都显得愁眉苦脸。翻译官为了调剂情绪,就说:咱想一想高兴的事儿吧。外交部长说:我如果把一些糖块撒下去,捡到糖块的孩子们一定很高兴,我也高兴。马歇尔说:我如果把一包包面粉撒下去,捡到面粉的中国老百姓一定很高兴,我也高兴。这时候飞机驾驶员开口了,说:我如果把你们都摔下去,全世界人民一定很高兴,我也高兴!这个笑话达到了政治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结合,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记得会后樊庆荣同学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特地推荐这个笑话。 大约1956年,我在济南工作,读了高兰新出的一本朗诵诗选,所收的多是配合政治运动的作品,我写了一篇评论,只肯定了《我的生活好好好》等少数诗篇,把大部分诗篇判为“政治性有余而诗味太少”,寄给孙昌熙先生请教。他回信说:你对高兰的朗诵诗肯定太少,如果以肯定为主,我就推荐给《文史哲》了……想不到1957年高兰和我一样也成了右派分子。不过由于他情节较轻、态度较好,仍然保留省人大代表资格,作为一种特殊标本。 1964年,我在山师附中教书,高兰的女儿郭君玲是我的学生,品学兼优,写作能力和艺术表演才能尤其突出。年底举行全校联欢晚会,有郭君玲的重头节目,高兰先生和师母一块来看。限于我们两人的政治身份,我对老师只有礼貌性的寒暄,但内心感到很亲切。我突然灵机一动,想请他表演朗诵,想了想还是没有提。 改革开放后,高兰和我都得到新生,而且先后实现了入党的夙愿。山东省郭沫若研究会成立后,高兰被推选为会长,我是副会长之一,接触多了,感到他的确焕发了精神上的青春。作为七十多岁的病号,他除了带研究生,还经常参加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到会总要准备论文和发言。他作为山东省郭沫若研究会的会长,我们本来只希望他掌掌舵就行,不必太操心,他却是名副其实、真抓实干,每次召开年会前后,他都郑重地向省社联请示、汇报,从议题到开支都有切实计划。他所主持的两次研讨会(1984年在威海,1985年在泰安),都要求每一个到会者有准备而来、为研讨而来,做到了紧凑、充实、节约、规模小、学术性强,促进了全省学术界的郭沫若研究,而且产生了全国性影响。那几年,“清除精神污染”之类的风声时紧时松,政治气候阴晴不定,在郭沫若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在研讨中,高兰既注意掌握大方向,又切实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对于某些“另类”的看法,他绝不扣帽子,总是提醒作者“要慎重”。我们都能体会到,这不是表示他的“心有余悸”或“观念保守”,而是出自他对晚辈的关爱。 1984年7月在威海召开研讨会期间,出了一个有趣而尴尬的插曲。一天下午,我们到威海郊区的远遥大队参观。那里实行了综合经营(当时还没有“商品经济”的提法),社员人均年收入达800元(我家的人均年收入仅270元),几乎家家住上了新建的小洋楼,室内瓷砖铺地,院子里花木鲜美,厨房、卫生间、储藏室及各种电器一应俱全,富裕情况让人惊喜。高兰先生激情满怀,应邀挥毫写下了“远遥大队,遥遥领先”的大幅题词。大队书记邀请我们在那里的饭店用餐,我们认为至少可以得到优惠,就欣然同意。晚餐分两桌,确实很丰盛,吃到了新鲜的牡蛎、海虹、大对虾、甲鱼、螃蟹,还有鱼饺子和海参汤。看到大队书记作陪,我们以为肯定是免费招待,真是越吃越高兴。不料饭后正要离席,饭店服务员拿来了账单,我们十几个人这一顿饭竟要290元,并且声明大队书记的那一份饭费已经扣除。我那时月工资84元,这一顿饭费相当于我三个半月的工资。这大出我们的意料之外,好几个人倾囊才凑够。归途中大家颇懊丧,高兰强为笑颜说:什么是综合经营?我们都没见过,这可是新鲜事物,代表发展方向,我们对新事物要真心支持,可不要叶公好龙呀!几句话把沉重的空气稀释了。我当时想,如果高兰就这次参观过程写一首朗诵诗,其中的感情内容肯定比“好好好”要复杂得多了。 高兰的糖尿病和心脏病越来越严重。1985年5月泰安研讨会后,他就不能再出外开会了。1987年夏天,他住进医院,我去看望他,他已浮肿又虚弱,双脚溃烂,无法走动,但精神仍然健旺,关心郭沫若研究会的会务,关心我的教学和研究情况。他这次住院再没能够出来,值得庆幸的是,他临终前如愿以偿地看到了他亲自编选的朗诵诗选集(所收主要是早期诗作)和他早年所写的《李后主评传》得以出版,这些著作说明他晚年进入了否定之否定的新境界。历来在文人中流行着“悔其少作”的说法,高兰的“少作”却成了他晚年最看重的成果,我不知他心头是怎样的滋味。 为了以实际行动纪念高兰先生,在他去世后,我搜集并研读了他的全部诗作,写出了论文《高兰朗诵诗:追求诗与时代的契合点》。我觉得他晚年自编的选集多收抗日期间的旧作而少收解放后的诗作是取舍恰当的,因为他在抗战期间通过亲身感受,准确把握了诗与时代的契合点,在创作实践中较好地做到了时代需要和心灵需要的统一、大众化和个性化的统一、俗和雅的统一,而他后来的诗作却出现了重政治而轻艺术的偏颇。我把论文给孙昌熙先生看了,他说:你成了高兰先生的知音,他的在天之灵会感到欣慰的。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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