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灵魂得救越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越是泛神论扩展，这是为什么？犹太人说他们是上帝的选民，灵魂可以被拯救，他们把别人关在天堂的门外，于是全世界人都驱逐他们。基督徒圣保罗特别是清教徒，修改了旧约成为新约，不是犹太人也可以成为上帝的选民，灵魂照样可以被拯救，只要你清廉，只要你工作努力。于是人们奔着基督教而来，基督教成为世界上教众最多的教派。 那些厚颜无耻的人们，那些号称解放全人类的无神论者，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贪墨者，他们排着整齐的队列，前赴后继地争着抢着，走向监狱或者地狱。他们不怕下地狱，因为他们是无神论者。他们不想上天堂，因为天堂很清苦，没有女人。他们肮脏的灵魂永永远远被钉在耻辱柱上，不得解脱，上帝这样说。 新教徒或者清教徒，其生活的特点就是品性清廉和工作努力，目的是有一天成为上帝的选民，使自己的灵魂得救。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加尔文的清教徒运动就是如此鼓励他们的教众的。 人的工作并不能改变他的命运，但是，他是有能力也可以努力。而有能力可以努力，就是表示他是属于得救这一类人的一个象征。 人类应有的美德是什么呢？中庸、正义和笃信上帝。随着对道德生活以及无休止努力的重要性的强调，人的美德也就更为增加了，其中，尤其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认为由于这些努力的结果，世俗生活获得成功，而世俗生活的成功则是得救的一个象征。 对道德生活的特别强调，具有心理上的特别意义。强调人类无休止努力的必要性，人必须按照上帝的话，不断地试图生活。这种说法显然与认为人类努力无关乎人类的得救的说法是矛盾的。既然认为人的命运是生前注定的，人类似乎便不必再从事任何努力了。 焦虑的状态，无权力的感觉，尤其是对死后命运的怀疑，造成一种使任何人无法忍受的精神状态。任何受到这种恐惧打击的人，几乎都不能放心地享受生命，和对以后的事漠不关心。为了想要逃避此种无法忍受的不可靠的状态及这种个人无价值的感觉，加尔文教派提出的一种办法就是：疯狂的活动，拼命的做事。在这种意义下，活动是强迫性质的：个人为了克服他的怀疑与无权力感，必须活动。这种努力与活动不是内在力量与自信的结果；它只是拼命地想逃避焦虑而已。 一个人不休止地努力而不感到厌倦，在道德及世俗工作方面获致成功，这就表示他属于上帝选民的一类。愈来愈强调一个人工作的努力，以及此项努力的结果，就是强调事业的成功或失败。成功成为上帝恩典的象征；而失败就成为受诅咒的象征。在这种意义下，努力与工作完全是无理性的。工作与努力的目的不是想要改变命运，因为命运早已由上帝决定了。努力与工作不过是一种预算已定之命运的方法而已；同时，这种发狂的努力是为了逃避一种无法忍受的无能为力感。 在每一个社会中，人若想要生活，就必须工作。许多社会，是令奴隶来工作，使自由人可以致力于“较高贵的”职业。在这些社会中，自由人是羞于工作的。在中世纪，工作的负担也是不平等地分配与社会阶层中的各个不同阶级，因而产生剥削利用的现象。但是，中世纪时，人们对工作的态度，与现在人对工作的态度不同。 中世纪时人们工作是出于一项具体的需要，并且有具体的目的：维持生活。许多人工作，因为觉得工作是种享受，是表现生产能力的一种方法；另外有很多人工作，是因为他们觉得有一种外在的压力，所以不得不工作，并且认为这是必要的。在现代社会中，出现的一项新因素是，人被迫工作，并非是受外在的压力，而是受内在的强制力。 内在的强制力可以更有效地迫使人们去工作。因为，人对外在的强制力，总会多少发生反抗；但是，对内在的强制力，便不会产生反抗的情绪了。毫无疑问地，如果不是人们把其大部分精力全摆到工作上，可能根本不会产生资本主义。使人们想要无情地工作的驱策力，是基本的生产力之一，其对工业制度的重要性，不下于蒸汽与电力。 精神上的仇恨与愤懑。中产阶级产生强烈仇恨的心理，并不是件令人惊奇的事。任何人如不能表达他情绪与感官上的感觉，和生存受到威胁时，便会正常地产生敌意。不能享受到资本主义好处的那些人，既不能表达他们的情绪，又受到生存的威胁。少数有钱阶级的奢华与权力，令中产阶级羡艳不已，更增强了中产阶级的仇恨。但是，当仇意与忌妒产生时，中产阶级却无法直接地把这种仇意与忌妒表达出来。较低的阶级却可以表达出他们的仇意与忌妒——想要推翻有权的人的政权和社会。中产阶级在本质上是保守的；他们想要社会稳定；不想推翻社会；他们想要日益富裕，想要跟上发展的潮流。因此，仇意既不能明显地表示出来，也不能感觉出来；仇意被压抑下去了。由于无法直接表达出来，便会累积发展到某一程度。影响人的整个人格，影响人与他人及自己的关系。 加尔文心目中的上帝是专横、独断、且残忍的，他毫无根据、毫无理由地，在凭己意地注定了一部分人类，将永遭诅咒，而他之所以这样做，不过是为了表示上帝是有权的，加尔文心目中的专制上帝，其实就是中产阶级的仇恨与忌妒的具体化。 路德与加尔文是多么强烈地强调人的邪恶，并且告诉人们，自我贬抑和自我羞辱是一切德行之本。他们自以为这是一种极端的谦虚。但是，凡是了解自责与自辱的心理机能的人，都知道这种“谦虚”是一种强有力的仇恨产生出来的，这种恨意不能对外界发泄出来，便转向自己了。对别人的仇恨通常是可个人之积极强调他自己的邪恶和不重要；另外一种形式则是拿良知或责任作幌子。谦虚与自己恨自己没有关系，真正的良知与责任感也不是产生于敌意。真正的良知形成完整人格的一部分，服从良知便是肯定整个的自我。 从宗教改革时期以至目前，现代人在生活中开口闭口，离不开“责任”，其实，这种责任感带有强烈地仇恨自己的色彩。“良知”是驱策奴隶工具，它驱使人自以为是按照自己的希望与目标而活动，其实，这些希望与目标不过是外在社会要求的“普遍化”而已。“良知”残忍而无情地驱策着人，禁止他享受乐趣和幸福，使人的整个生活作为某种神秘罪恶的补偿。“良知”也是“内心苦行理论”的根据，而在早期的加尔文教义及以后的清教教义中，内心苦行理论是其明显的一个特色。 由仇恨而产生的现代的这种谦虚与责任感，所表现出来的则是：谦虚中带有轻视他人的意味，而自以为是代替可爱与怜悯。真正的谦虚，及真正的责任感是不能这样的。但是，自辱与自我否定的“良知”不过是敌意的一面而已；另一方面就是轻视他人，和仇恨他人。 个人受到冷落和孤立。他自由了。这种自由具有双重的结果。人失去了他以前曾享受到的安全感，失去了所属感，感到孤独与焦虑。但是，同时他也可以自由的作为和独立地思考，他成为自己的主人，可以按自己的能力来过生活——不必听命于他人。只有最成功的社会阶级才得到资本主义的好处，获得了真正的财富与权力。由于他们自己的活动与合理的打算的结果，他们可以扩展和聚集财富，这种有了钱而成为新贵的人和出身门阀的贵族，可以享受新自由的成果，可以得到统治与个人主动的新感觉。 自由的这种积极性意义，对新的资本主义者是显著的。在新贵族的环境中生长的文化，亦即是文艺复兴的文化，表现出自由的这种积极性意义。在文艺复兴的文化中，表现出人类尊严、意志、与自主的新精神。强调自由的积极性意义，人也有决定其自己命运的一份，强调人的力量、尊严、及意志的自由。 自由带来的是孤立与个人的不重要，而没有带来力量和信心。这种不重要性与憎恨的情绪，摧毁了人对上帝之无条件慈悲的信心，教人轻视和不信任自己与他人，它使人成为工具，而不是目的。 一种克服焦虑的办法，要完全地承认自己的无权力和本性的邪恶，要认为他的整个生命是为赎罪而有的，要羞侮自己，而且还要不停地努力——借着种种做法，人才能克服他的怀疑与焦虑；必须完全地屈服，才能得到上帝的宠爱，或者至少可以希望能属于获救的一类人物中。 受恐吓的、孤立的、没有根的个人的人性需要，这种由经济与社会的改变，受到宗教理论的强化的新个性结构，反过来又成为塑造社会与经济更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 这种个性结构的一些属性——强迫自己去工作，喜爱俭约，把一个人的生活成为达到别人权力之目的的工具。苦行禁欲，以及一种强制的责任感——成为资本社会的生产性力量，没有这些属性，现代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是不可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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