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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的国情

 廿氏春秋 2015-03-27


19915月,埃塞俄比亚政府发生更迭。以武力推翻门格斯图政权而上台的埃塞俄比亚人民歌名明珠阵线政权开始实施一种与历届政府完全不同的民族政策,即以仙法的方式规定实行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础的联邦制,各民族拥有自决权和分离权。这一政策一出台便受到广泛关注。

埃塞俄比亚是一个有着3000年文明史的国家,但与非洲其他多数国家一样,也未形成单一的民族,而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全国共有80 多个民族,其中奥罗莫族为第一大民族,阿姆哈拉族为第二大民族,提格雷族为第三大民族。其他较大的民族有古拉格族、索马里族、阿法尔族、锡达马族、沃莱塔族等。

埃塞的民族问题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历史上,提格雷人和阿姆哈拉人都是埃塞俄比亚文明的创造者和载体,被统称为阿比西尼亚人。他们同属闪米特人种,几兹语是提格雷语和阿姆哈拉语的共同祖先。两个民族均居住在埃塞的北部,因而北部也是埃塞文明(亦称阿比西尼亚文明) 的发祥地。后来随着阿比西尼亚人的统治向南推进,埃塞文明也随之向南扩展,原来定居在南方的民族要么被征服,要么被赶到更远的南方。

到上个世纪末,埃塞最著名的一位统治者孟尼利克二世基本上用武力征服了周围的各民族,形成了今天埃塞的疆界。埃塞文明和阿比西尼亚人统治的扩张过程,就是埃塞的民族问题产生和发展的过程。首先,埃塞南方的民族被征服后,处于被统治地位,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均受到统治民族的奴役和压制,成了埃塞的次等民族。埃塞统治阶层实行分封制,每征服一个地区,便把这个地区的土地分封给王室成员、宫廷大臣、有战功的军官、士兵等。最典型的例子是奥罗莫人,他们的数量在埃塞最大。但这个民族以称为盖拉人,在阿姆哈拉语中含有贬义,意同“奴隶”。当年孟尼利克二世征服奥罗莫地区时,剥夺了当地2/3 以上的土地,原来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居民要么成为佃农,要么成为奴隶,只有埃塞境内究竟有多少个民族无确切数字,因为一些过去未被定为独立“民族”的居民团体正在要求把自己定为独立的民族。对此,埃塞政府有关部门正在对其要求进行研究,加以甄别。

少数酋长、头人获准保留自己原来的土地。当时法律规定,地主可以收取佃农3/4的收成作为地租,但实际上收取2/3 1/2 非常普遍。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军队、行政官员几乎是清一色的阿姆哈拉人。他们强制在非阿姆哈拉地区实行阿姆哈拉化。

阿姆哈拉语被定为国语,其他民族的语言不得使用;埃塞东正教实际上被置于国教的地位,教会享有很多特权,而在埃塞几乎占了半壁江山的伊斯兰教却受到歧视。各民族对阿姆哈拉族的封建统治一直不满,阿姆哈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一直很紧张。

海尔·塞拉西皇帝统治的后期,各民族的反抗运动风起云涌,厄立特里亚人率先于1962年打响了旷日持久的独立战争。此后,奥罗莫人、索马里人和阿法尔人中间也出现了反政府的武装组织。其次,在埃塞文明向南扩展的过程中,提格雷人也被疏远,其与阿姆哈拉族的矛盾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提格雷人曾是埃塞文明的最早创造者,也是埃塞最早的统治民族。斗转星移,阿姆哈拉人取代了提格雷人,成为埃塞的统治者。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埃塞版图大大扩大。在这一扩张过程中,得到土地、官职和其他好处的大都是阿姆哈拉族人,特别是该族绍阿分支的王公贵族们,而提格雷人却受益极少。提格雷人虽然还可以和阿姆哈拉人一样,通过“里斯特”制度无偿得到公共土地的使用权,但他们仍世代固守在提格雷那块多山、多石的贫瘠的土地上,而且随着他们的人口的不断增长,分到各户的土地已日渐减少,因而提格雷农民日益贫穷。同时,由于阿姆哈拉统治阶层执行中央集权政策,提格雷王公贵族也逐渐大权旁落,提格雷地区日渐边缘化。在埃塞统治阶层中,提格雷的传统统治阶层和新兴的提格雷族小资产阶级只是成了阿姆哈拉族的小伙伴。提格雷人对阿姆哈拉族的统治日益不满。1941年,埃塞刚从意大利军事占领下解放后不久,一批提格雷人就揭竿而起,举行了“沃延尼起义”。反抗的导火索虽是政府增加租税,但提格雷人却提出了反对阿姆哈拉族的口号。30 多年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接过了“沃延尼起义”的旗帜,把起义视为提格雷人反抗阿姆哈拉族统治的壮举。可以说,埃塞俄比亚文明向南扩展的过程,也就是埃塞民族矛盾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1974年埃塞发生了歌名,这场歌名摧枯拉朽,废除了旧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在经济方面,废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土地,成立了农民协会,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新政权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缓和民族矛盾,如宣布各民族一律平等,鼓励各民族发展自己的文化,使用自己的语言,有更多的非阿姆哈拉族人士进入政府,国家还设立了民族研究所,研究本国的民族问题。但好景不长,歌名政权在政治上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的权力;经济上执行激进的政策,搞国有化、集体化,不断增加税租,百姓的负担增加,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日益增长,这就为新的反抗运动提供了肥沃土壤。1974 年爆发歌名时起,提格雷、奥罗莫、索马里、阿法尔等民族就出现了反政府武装,最后终于推翻了门格斯图政权。门格斯图政权之所以垮台,根本原因当然是它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失误,但民族关系没有处理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19915月,埃革阵军队进入首都,门格斯图政权被推翻。7月,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了由各党派代表参加的协商会议。制订了《过渡仙章》,同意厄立特里亚实行自决,并原则通过了埃塞境内各民族拥有自决权和分离权的基本原则。会后成立了以埃革阵为主的过渡政府。此后埃革阵政府通过一系列法令和行政命令,对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进行了界定。199412月,制仙会议通过新仙法《埃塞俄比亚联邦明珠共和国仙法》,民族政策被写进了仙法;1995 5月举行全国大选,埃革阵获得压倒性胜利;8月,埃塞俄比亚联邦明珠共和国诞生。新民族政策,用一句话来概括,是“建立在民族区域自治基础上的联邦制”。

埃塞的这种民族政策在非洲是史无前例的,在世界上亦不多见。仙法规定各民族有分离权的国家有两个,一是前苏联,另一个是瑞士。近年来不少非洲国家实行权力下放和联邦制,但除埃塞外尚未发现有任何国家是以民族(部族) 为单位搞联邦制和实行权力下放的。部族问题是非洲的老大难问题,各国惟恐避之不及,纷纷采取各种措施淡化部族色彩。有的国家通过重新划分行政区划,或将不同的部族划在同一地区,或将某个较大的部划分在不同的地区,来平衡利益,加速融合;有的国家规定不准在部族的基础上建立政党,更不允许某一民族从国家主体中分离出去;有的国家也试图通过实行联邦制来解决部族问题,如尼日利亚不仅实行联邦制,而且也对行政区划进行了重新划分,但联邦制和分州均是为了削弱部族色彩,而非相反。埃塞不回避民族矛盾,不仅承认民族间的差异,而且鼓励其差异性的发展;不仅按民族聚居的标准来划分行政区划,而且鼓励在民族的基础上进行政治活动,这些都是埃塞的特色。埃革阵政府之所以制订并执行这样一种颇具特色的民族政策。

民族主义一直是提人阵的主要动员工具,也是它取得武装斗争胜利的法宝之一。提人阵最初的一批人员,是为数不多的在亚的斯亚贝巴上大学的提格雷族学生,他们阅读过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提倡民族平等,对塞拉西政权的民族压迫政策深为不满。

1974 年发生的歌名曾使他们受到鼓舞,但现实却使他们大失所望。他们认为,埃塞的主要矛盾仍是民族压迫问题,现政权不可能解决埃塞的民族问题,也不能使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因此他们放弃了学业回到提格雷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于1975 年成立了提人阵。次年,提人阵提出要在提格雷地区建立提格雷人共和国的口号。虽然后来未再公开提这一口号,但在整个斗争期间,提人阵一直高举民族自决、反对阿姆哈拉人的统治、解放埃塞其他民族的大旗。这一口号在动员群众方面非常有用,提人阵在其宣言中也承认,民族问题是团结埃塞各族人民特别是提格雷人民的“最有效手段”。

在提人阵武装反抗门格斯图政权的同时,其他民族中间也出现了反政府武装组织,如奥罗莫解放阵线、阿法尔人民解放阵线、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等。这些组织拥有大量武装,在斗争中,这些组织与埃革阵一样,都提出了民族自决的口号,把争取民族平等、结束阿姆哈拉人的统治作为主要目标,埃革阵自然不能无视它们的要求。

提格雷族毕竟是少数民族,它虽然取得了战场上的胜利,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它单独来治理埃塞俄比亚显然已不可能,它需要与其他民族的组织结成执政集团。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它对埃塞全国的控制,确保提格雷人的利益。

埃革阵政府的民族政策是一种崭新的试验,在非洲尚无先例,能否取得成功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新民族政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埃塞的民族矛盾,各民族尚能和睦相处。但新民族政策也已暴露出一些潜在的问题,正在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一些人认为新民族政策最终将导致埃塞的彻底解体,因而加以反对。持这种态度的人主要有两类:一是以“全体阿姆哈拉人组织”为代表的部分阿姆哈拉人;二是一些没有自己独立的集中居住区域的民族,如古拉格族,他们主张在埃塞实行中央集权的政策,在照顾各民族利益平衡的同时鼓励各民族的融合。

埃塞各民族经过长时间的磨合,已非绝对泾渭分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新民族政策人为地中断了埃塞的民族融合进程。例如,一些地区出现了“民族清洗”,受冲击最大的是阿姆哈拉族。由于历史原因,阿姆哈拉人分布于全国各地,不少人在非阿姆哈拉地区担任行政官员、教师、警察、职员等工作,现在不少人失去了职业,不再受到欢迎。一些相邻的地区发生了边界冲突。

另一方面,一些民族的极端派组织对埃革阵执行新民族政策的方式不满。埃革阵执政后,先后与奥解阵、阿解阵和欧解阵等组织闹翻,这些组织因而重新提出了各自的民族地区脱离埃塞而独立的要求。它们认为,提人阵并不真正打算让各民族行使仙法所赋予的自决权和脱离权,而是要让提格雷人的统治来取代阿姆哈拉人的统治。面对这种要求,埃革阵政府处于两难境地,既要坚持其民族自决的政策,又不愿看到埃塞解体。它的一个典型做法是扶植一批外围组织,抵消那些与埃革阵格格不入的组织在各地的影响。例

埃塞的新民族政策虽有一定风险,但由于该政策得到了埃塞多数人的赞同,加上埃革阵控制能力较强,政策的顺利执行和各民族和睦相处似不会有大问题。从长远来看,新民族政策能否取得成功,则要取决于保持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并对军队拥有绝对领导权。如果联邦政府权力削弱,民族分离势力在地方上坐大。国民经济能否保持持续的增长并使全体人民得到实惠。如果经济得不到发展,将给民族分裂分子提供动员群众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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