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1920年初冬，一艘来自中国的轮船缓缓驶向法国马赛港。船上，一位身穿精致中式服装的少妇斜倚着船舷，四处张望。虽然神情颇显焦灼，但她的端庄与秀美仍清晰可见。 马赛港到了，等着上岸的少妇在东张西望的人群里一眼认出了接她的人——阔别两年的她的丈夫，也就是那一眼，让她的无限希冀和满心欢喜顿时化为一股稚气的哀伤——那个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了条白丝巾的男人，是那堆接船的人当中唯一一个露出不想到那儿来的表情的人。尽管没有见过丈夫穿西装的样子，但她一眼就看得出来且深信自己不会搞错，是因为，他的态度。 男人是徐志摩，少妇是与他成婚五年并育有一子的张幼仪。此次，时值20岁的张幼仪是奉公婆之命前来伦敦与丈夫团聚的，马赛是中转站。 见到张幼仪后，徐志摩皱着剑眉冷冷地注视着她，随后，第一件事便是带她买新衣服和新皮鞋，在受西方教育和现代思潮影响的志摩眼里，张幼仪从国内穿来的衣服实在太土了，与这个西装世界格格不入，只会让他在朋友面前丢脸。在附近商店，志摩替张幼仪挑了一套衣服，旧物“啪”地一声被他随手扔到箱子里，那一声，重重地砸到张幼仪的心上，疼痛落了满满一地。 在由巴黎飞往伦敦的飞机上，第一次坐飞机的幼仪呕吐不止，志摩非但没有心疼反而用鄙视嫌弃的眼光扫她一眼，把头撇过去说：“你真是乡下土包子！”不过话才说完没多久，他也吐了。幼仪也不甘示弱，轻声脱口说：“我看你也是个乡下土包子！”没有久别胜新婚的欣喜和激动，这就是分别两年的夫妻相会的真实情景。 他们在康桥大学附近的沙士顿小镇住下，日子没有意想中的郎情妾意。其实张幼仪一直是努力的，志摩出国后，她在家乡亦力求上进苦学英语，以为只要紧紧追随丈夫的脚步便能抓住丈夫的心，她期待在这个西方世界，丈夫对她的态度能有所改变。张幼仪的思想里，在这里，可以不用有国内的矜持，可以没有刻意的距离，“就两个人在一起，是可以为所欲为的”，然而做到这一点的是徐志摩。“他爱来就来，爱去就去，好像我不在那儿似的。他总是回家吃午饭和晚饭，也许是因为我们太穷了吧！如果饭菜好吃，他一句话都不讲；要是饭菜不好，他也不发表意见。”在自述中，张幼仪这样讲。 “我来英国的目的本来是要夫唱妇随，学些西方学问的，没想到做的尽是清房子、洗衣服、买吃的和煮东西这些事”“我没法子让徐志摩了解我是谁，他根本不和我说话……”尽管人在西方的张幼仪也想读书求学，也想变成饱学之士，也想“去丈夫所爱的女人读的那种一流学校上学”，但徐志摩却顽固地认为他们的婚姻仅仅是“媒妁之命，受之于父母”。在思想上，他从未正眼瞧过幼仪，仿佛幼仪是不存在似的，没有裹足的幼仪一样逃不开他如同对“小脚”一样的鄙视。“对于我丈夫来说，我两只脚可以说是缠过的”，思想也有裹脚布，这一点，在志摩的头脑里根深蒂固。幼仪可以和自己博学的兄弟们无话不谈，可到丈夫这儿，情况总是：“你懂什么？”“你能说什么？”幼仪就这样惶惑着，不安着，挣扎着。 沉默是从新婚就开始的。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志摩对幼仪从来是不理不睬的，而履行义务也不过是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罢了。他嫌恶这段婚姻、嫌恶中国老旧传统下的一切，他急切地想要摆脱这段令他窒息的婚姻，然而不巧的是，幼仪再次怀孕了，虽然他们终究是没有感情的夫妻。 在外人眼里，志摩是风趣幽默的，而幼仪却深刻感受到他的冷酷无情。在英国，志穈结识了“人艳如花”的才女林徽因，得知幼仪怀孕后，正在狂热追求灵魂伴侣的志摩想都没想便毫不犹豫地说：“把孩子打掉！”在那个年月，打胎是危险的，也是社会所不容忍的，幼仪怎么能接受呢？她担忧无助地对他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而志摩说出的竟是：“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一句话，让幼仪的痛楚切入肺腑。伤害一个人，竟可以这样容易。 一边是对伊人的浪漫呵护与追求，一边是对发妻的鄙视与嫌弃，与此同时，志摩提出了离婚，并夸口想成为中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 1921年春，伦敦大雾初霁，徐志摩宣布晚上要带女友来家做客。“女友”对张幼仪来说，无疑是敏感字符。“我那一整天都面临着徐志摩女朋友的威胁……我料想她会讲流利的英文，也可能和徐志摩一样雅好文学……”在幼仪的忐忑里，志摩带回了一位女留学生，“她非常努力想表现得洋里洋气，头发剪得短短的，涂着暗红色的口红，穿着一套毛料海军裙装。我顺着她那穿着长袜的两条腿往下看，在瞧见她双脚的时候，惊讶得透不过气来，那是双挤在两只中国绣花鞋里的小脚。原来这新式女子裹了脚！”代表落后的中国式小脚让幼仪差点放声大笑。送走客人，志摩问幼仪对这位明小姐有什么看法，幼仪脱口而出：“呃，她看起来很好，虽然小脚和西服不协调。”走来走去的徐志摩把脚跟一转，好像幼仪的评语把他的烦躁和挫折一股脑儿宣泄出来似的，突然尖叫说：“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 沉闷和死寂中，幼仪一直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一周后，志摩突然消失了，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身在异国他乡的幼仪无从寻找，正当她不知道怎么办时，志摩的朋友黄子美来了，他受志摩所托来问幼仪一个怪怪的问题：“你愿不愿意做徐家的媳妇，而不做徐志摩的太太？”不客气地送走黄子美，幼仪重重关上了房门，她知道，徐志摩不会回来了，把怀有身孕的她孤零零地丢在沙士顿，就像夏天过后那把被收在一边无人问津的秋天的扇子。 二 幼仪与志摩的结合是家族安排的，这为他们婚姻的破裂埋下了伏笔。 张幼仪，1900年出生于上海宝山，其父在当地富甲一方，二哥张君劢是中国现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政治家和哲学家，民社党创立者，是二哥的坚持让幼仪成了家里第一个没有裹足的女孩。12岁时，幼仪又在二哥张君劢和四哥张嘉璈的帮助下，到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就读，在此受到了先进教育。三年后，四哥张嘉璈在杭州一中巡视时发现了才华横溢的徐志摩，遂向徐家提亲，以幼仪相许。徐家当时已是江南富商，和有着庞大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张家联姻，对徐志摩的父亲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于是徐父申如定下了二人的婚约。 对于生性浪漫的徐志摩来说，这样的结合是他无法接受的，以至幼仪这样出身显贵、知书达理的女子的照片第一次摆在面前时，他流露出本能的反感，把嘴角往下一撇，用嫌弃的口吻说：“乡下土包子！”尽管如此嫌恶，但志摩仍旧依循着家人的安排于1915年与幼仪成了亲，从此，把自己和幼仪带入了一场牢狱般的婚姻。 婚后，出身名门的幼仪足不出户，料理家务、养育孩子、照顾公婆，帮助公公理财也甚为得力。时人评价她：“线条甚美，雅爱淡妆，沉默寡言，举止端庄，秀外慧中。”然而这一切的优秀品质，与志摩所梦想的才情浪漫相差甚远，在热情奔放的诗人眼里，幼仪的所言所行无不是呆板无趣、僵硬乏味，甚至，俗而难耐！这是一个接受了西方思想的年轻人，对没有见识没有自我的传统女性的难以认同，是他对包办婚姻的无声反抗，而张幼仪，不可避免地做了牺牲品。 志摩与幼仪聚少离多，婚后不久即北上读书，1918年长子阿欢出生，不久徐志摩就留洋去了。两年后，应张君劢之请，兼徐家二老的极力主张，徐志摩不得已接幼仪到英国团聚。在沙士顿，志摩邀了一位叫郭虞裳的同住，并不是为了让他陪人生地不熟的幼仪聊天解闷，而是不想与幼仪大眼瞪小眼独处。徐志摩从不在意幼仪的感受，一次，他俩本来打算去看一部卓别林的电影，可是在半路上遇到徐志摩一个朋友，他说他觉得范伦铁诺的电影比较好看，徐志摩就掉头往反方向走。当范伦铁诺出现在银幕上的时候，徐志摩和他的朋友都跟着观众一起鼓掌，而幼仪只是把手搁在大腿上坐在漆黑之中。 没有想到的是，接踵而来的日子竟是铺天盖地的黑暗。 “女友”事件之后，徐志摩不管不顾离家了，紧接着，郭虞裳也很快离开。孤独无助加上怀孕的身体，幼仪惊惧害怕，穿过一个个房间时，常常会失声尖叫。徐志摩的抛弃让她想到结束自己和孩子的生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时，传统的孝道拯救了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岂毁伤，孝之始也”，这样的教诲在关键时刻唤醒了她，并令她一生都挥之不去。 无奈之中，幼仪向远在巴黎的二哥求助。接到妹妹的信后，痛心之余，张君劢展纸书写：“张家失徐志摩之痛，如丧考妣。”最后又写道，“万勿打胎，兄愿收养。抛却诸事，前来巴黎。” 在哥哥的帮助下，幼仪只身奔赴巴黎，临盆前又随二哥和七弟去了德国。1922年2月24日，次子彼得出生。就在这时，徐志摩及时地出现了。当幼仪从医院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时，七弟交给她一封信，一封徐志摩写来的信。没有对沙士顿的出走表示丝毫的愧疚，没有对幼仪和新生的孩子有丝毫的关切和慰问，只为一件事：离婚！ 1922年3月，德国柏林。天阴沉沉的，在离市区很远的一座公寓里，中国历史上依据《民法》的第一桩西式文明离婚案沉重上演。回顾自己数年的辛酸经历，张幼仪不禁潸然泪下。在徐志摩已签好字的离婚文件上，她慢慢地写下了自己的大名。没有吵闹，没有纠缠，张幼仪选择了平静地离开。或许，这世间果真有一种爱，叫做成全。 离婚协议签完后，徐志摩跟着幼仪去医院看了小彼得，他“把脸贴在窗玻璃上，看得神魂颠倒”，但“他始终没问我要怎么养他，他要怎么活下去。”对幼仪，徐志摩可谓残酷、冷漠地彻底，让人颤栗。 至此，维持了七年的婚姻得以终结，徐志摩得到了他盼望已久的自由，如愿做了“中国第一个离婚的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离婚三个月后，志摩为幼仪写诗曰《笑解烦恼结——送幼仪》，就发表在同年11月8日《新浙江》报的副刊《新朋友》上，而同期刊登的还有《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这对幼仪而言，无疑是难堪的“用情”，在诗的结尾，有这样一句：“来，如今放开容颜喜笑，握手相劳。”其欢喜之情跃然纸上，只是这些欢喜，是建立在幼仪的苦痛之上的。 此前，不过前生；此后，便是来世。 三 在德国，离婚后的张幼仪很快从悲痛中振作起来，志摩的无情激发了她的潜能，她雇了保姆，自己学习德文，并进入裴斯塔洛齐学院，专攻幼儿教育。幼仪不同于其他的留学生，得以用一种安稳的心态待在德国读书，她是个离婚的女子，带着刚出世的小彼得，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若回到中国，应该住在哪儿，应该做些什么，这一切，是如此艰难而痛苦、沉重而不堪。 然而上帝还是不肯眷顾，不幸再次降临。 1925年，3岁的小彼得死于腹膜炎。彼得死后一周，徐志摩抵达柏林，这是他们离婚后第一次见面。正在热烈追求陆小曼的徐志摩神采奕奕，相形之下，刚刚经历丧子之痛的幼仪瘦小憔悴。后来，徐志摩在写给陆小曼的信中说：“C（指张幼仪）是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她现在真是‘什么都不怕’。”像一条驶在风雨飘摇中的船，幼仪的自立自强终于赢得了徐志摩的尊重，而这其中承受的诸般苦楚不是常人能够想像的。 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张幼仪辗转德国，边工作边学习，学得一口流利的德语。这段时间，幼仪的精明、干练、勇敢逐渐显露，她重新找回了自信，找到了人生支撑点。去德国以前，凡事都怕；到德国后，变得一无所惧。德国五年，幼仪脱胎换骨，犹如凤凰涅磐。 1926年夏，八弟张禹九接幼仪回国，先在东吴大学做德文教师，翌年，在四哥张嘉璈的支持下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与此同时，八弟张禹九与徐志摩等四人在静安寺路开了一家云裳服装公司，张幼仪又出任该公司总经理，经营能力得到极大发挥。回国后，徐志摩父亲也认幼仪为干女儿，几乎将全部产业交给幼仪打理，由此，张幼仪的事业登上顶峰。 1926年10月3日，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北京北海公园结婚。幼仪没有参加徐陆的婚礼，他们三人后来在胡适家见过一面，面对陆小曼和徐志摩的亲昵，晚年的张幼仪在回忆中有些酸酸地说：“我不是有魅力的女人，不像别的女人那样，我做人严肃，因为我是苦过来的。”终其一生，幼仪就这样偏执地爱着一个不爱自己的人。而徐志摩，这位追求自由爱情的理想主义诗人，在自由离婚之后，也并没能像所想的那样“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结婚后，志摩纵容小曼这样一个名媛的各种喜好，豪华的公寓、漂亮的衣服、精致的菜肴、赶夜场的舞会、听戏打麻将，甚至鸦片。庞大的开支让志摩沦落到四处问朋友借钱，拆了东墙补西墙，颜面扫地，争吵也时有发生。 1931年11月18日，幼仪在自己经营的云裳服装店里见到志摩。从志摩和八弟的闲聊中，幼仪才知道，因为家里入不敷出，志摩定居上海后，不得不出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并在北平一所女子大学兼课，经常往返于南北之间，听到志摩又与小曼大吵了一场时，幼仪很是难受志摩的处境。离开时，志摩说有一张中国航空公司的免费机票，他要赶回北平参加林徽因的一场建筑艺术演讲会，幼仪听了，在心底无声地说：“你看，还是为了她……”自己再怎样独立也换不来他一丝一毫的爱，遇上徐志摩，既不是运气，也不是福气，可幼仪仍是那样执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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