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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猴人 许荻晔  下起了大雪，几只猴子都不愿意走路，杨林贵就把猴子背在肩上 2002年10月30日，摄影师马宏杰第一次扒火车。在一辆货车减速进入襄阳列车编组站时，他随着他要拍摄的一群耍猴人手忙脚乱地爬进了车厢。车厢是敞篷的，头顶上是2.7万伏的高压线，行车时刮起的风足有七八级。为了怕人发现，他们藏了很长时间不敢交谈，耍猴人低头看着自己的编织袋，马宏杰低头看着自己的相机，“那时候我想，我和他们不是一样的吗，人家耍猴是为了生活，我拿着相机也是为了生活。”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马宏杰回忆。 他和他们是一样的。扒一样的火车，撑着同一张塑料纸遮雨，天冷时缩在一床被子里取暖；吃一样的干馒头或清汤挂面，头一份也都得让给队伍里的大公猴；睡一样的立交桥或临建房，早上一样在路人的指指点点中醒来。在还不理解马宏杰这么跟着他们是图个啥的时候，耍猴人们已经信任了这个“一样”的摄影师，跟他讲家里的事，邀请他参加自己子女的婚礼，在遭遇超出他们经验的困境时，第一个电话总是想到打给北京的小马。 马宏杰这样拍了12年的耍猴人。以主持人柴静的说法，他的照片没有谴责，没有颂扬，只有观察，只想“知道为什么”；以出版人张立宪的说法，他的照片没有预设主题，没有简单的善恶是非的价值判断或同情憎恶的感情取向，只是真实呈现了生活的复杂，难以一言以蔽之的复杂。 3月17日，马宏杰新作《最后的耍猴人》举办读者见面会，《读库》主编张立宪、香港卫视副总裁杨锦麟及耍猴人杨林贵等均来到现场。马宏杰介绍，除了他已经出版的耍猴人、买妻人等的生活，他也还在继续关注黄河上的人家、采药人、说书人等：“我会一直拍下去，看看在我的有生之年，社会有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在中国的前进步伐中，毕竟还有这样的人在这样生活着，不是一步可以迈过去的。” 上路 养猴场老板向他引荐了村里几个耍猴人，46岁的杨林贵是其中一个，马宏杰好说歹说，保证决不带来麻烦，而其中只有杨林贵对这个城里人的说法将信将疑：“你能吃得了苦吗？” 扒火车是个高风险的活。运气不好被抓到，免不了挨打、罚款、赶下车；运气再不好些的，一个不巧便是伤亡事故。有人挺顺利扒上了车，结果火车紧急停车，车厢里的货物因为惯性，压死了他的三只猴子，压断了他的一条腿。 马宏杰听过了这些故事，却还缠着杨林贵，让他下次出门耍猴扒火车时带上他，哪怕那些夹着钢板、拄着拐杖的当事人就在他面前，哪怕他逐个打电话给摄影圈的朋友，也没人愿意跟他一起冒险。在村里见到的耍猴人中，就数杨林贵表现出了最大的信任，他不能放弃这个机会。 这是2002年10月，马宏杰已经在河南新野县的农村毫无头绪地待了一个星期。此地是全国最大的猴戏市场，2009年，新野猴戏还被评为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但当时马宏杰找不到一个愿意配合他拍摄的耍猴人。人们对他充满警惕，含糊其辞，或闭门不见。他找到村长请求帮助，村长老婆只关心两件事：“不是来推销照相机的吧？”“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但他不愿放弃这个题材。马宏杰1963年出生于洛阳，看街头猴戏是他童年为数不多的娱乐项目，但随着城市化进程，1998年后，洛阳街头已经很难看到耍猴人，他意识到这可能和他此前拍摄的采药人、采石人等一样，是一个渐渐在消亡的群体。他想把他们留下来。 一年多前他在火车东站遇到一群耍猴人，掌班的和他约定秋天去新野拍摄，但当他真的上门，对方吓得躲起来了。后来他才知道，除了耍猴人常年走南闯北而培养出的戒备心，村民还提防他是不是调查人口拐卖的——此地的很多妇女都是非法拐卖来的。 最后帮了他的是一个养猴场老板，一度也出门耍猴，后来转型养殖，马宏杰觉得他的谨慎里带有江湖气，“是见过世面的人”。老板向他引荐了村里几个耍猴人，46岁的杨林贵是其中一个，马宏杰好说歹说，保证决不带来麻烦，而其中只有杨林贵对这个城里人的说法将信将疑：“你能吃得了苦吗？” 马宏杰说：“你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你能吃的苦我也能吃。” 2002年10月23日，杨林贵给回了洛阳的马宏杰打了个电话：他的耍猴班子将在27日启程。 江湖 出门耍猴17年，杨林贵路过安康车站每次都被抓到，然而跟马宏杰一起出行，竟然解释了几句就顺利通过，以至于他终于忍不住问：“这次没有被抓，是不是你提前安排好的？” 一开始马宏杰找上门时，杨林贵并不想接受，“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耍猴人身在底层，规矩与禁忌特别多，折射出的，是行走江湖的高风险：比如班子组成须是熟人，一人一职；稳定的猴子队伍则需要一公一母一小，“公耍小，母耍老”；而出行时间也有讲究，“三六九往外走”，忌讳七和八，“七不出门八不回家”；此外，出门前还要上三炷香，吃食上讲究“出门饺子接风面”。 在耍猴人，乃至马宏杰接触过的各类群体当中，杨林贵也是个“最有道行”的。扒车时，他能仅凭车身上“某局某段”的字样，判断火车开往何处，是否能扒；耍猴时，他的班子总要挨到下午才进入城市，因为城管“中午吃饭喝酒了，下午上班没上午那么精神，管得不太严”；挣来的钱，多数通过邮局汇回家，但在身上角角落落里适当留一点，以便被有关部门抓到后，不至于使他们因一无所获而迁怒。 这些生存经验自然来自于经历。他们扒过一列有门有顶的货车，马宏杰想把车门关上，杨林贵坚决反对：他曾因为怕冷关了车门，被人从外面锁上，在车里关了4天4夜，几乎饿死，从此再冷也不关门。“我们这些人和社会打交道的经验，比上过大学的人都多。”杨林贵曾自信地告诉马宏杰。 此外，杨林贵对自己和班子有一定的道德要求：不偷、不抢、不乞讨、不惹事，即便做饭时在路边拣两块砖砌灶，用完也要原样还回去。遇到类似的在外讨生活的人，还时常资助他们一两顿饭。 以江湖规矩的标准来看，马宏杰是个累赘，杨林贵本担心他吃不了苦，一路上免不了额外的操心与照顾。其他人与猴子都是一碗素面，唯独在马宏杰的碗里，他额外给多加两滴香油；露宿时他给马宏杰安排最安全的位置，相机设备则装在自己的编织袋里枕着睡觉。 但他马上发现马宏杰不需要懂他们的规矩，因为他有一个优势：身份。多数时候，身份比付出代价而习得的规矩有效得多。虽然马宏杰所能出示的也不过一张记者证，但只要他去与人交涉，通常就能得到耍猴人原本好话说尽也未必能得到的优待。扒车被发现时，他们免受惩罚；被公安带走后，最终处理结果也不过被要求离开市区。 出门耍猴17年，杨林贵路过安康车站每次都被抓到，轻则罚款，重则挨打，然而跟马宏杰一起出行，竟然解释了几句就顺利通过，以至于杨林贵终于忍不住问：“这次没有被抓，是不是你提前安排好的？” 跟着马宏杰，这群走江湖的人迅速学到了一项新技能，比如在耍猴时有不明身份的人威吓勒索时，杨林贵可以指着马宏杰神气地说：“记者已经给你拍下来了，明天给你曝光！” 传统 早期新野的耍猴人更类似货郎，猴戏只是开始一吸引客源的演出，随后就进入自己的产品销售环节。但如今的耍猴更接近流浪、乞讨。也因此，耍猴在城市中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新野猴戏源远流长，在当地出土的汉砖上，就有猴子戏车的杂技画面。但看到杨林贵出外耍猴时，马宏杰仍不免感慨：“不能算猴戏，只能算是人猴之间的杂耍。” 杨林贵29岁开始耍猴，足迹北至黑龙江，南至海南岛，甚至还去过越南、缅甸、俄罗斯等国家。他的耍猴流程，先是唱念一段开场白，然后让猴子向观众敬礼、翻跟斗及跪拜。之后进入正式表演，猴子开始投球、拉车、接飞刀等项目，现场气氛热闹起来后，便可以进入人猴打架环节。 人猴打架是耍猴的高潮。开始由一只猴子推杨林贵一跤，杨林贵爬起身来要打猴子，结果反而被其他猴子追打。而后杨林贵拿出刀、鞭子、砖头等道具攻击猴子，但总被猴子同盟军从他手中夺下，并将他追得满场乱跑。这时候通常是观众情绪的高点，也最适合求打赏。按照马宏杰的说法，在这里猴子就是杨林贵的“托儿”。 但同时，这也是最容易激起观众反感的环节，虽然杨林贵解释对猴子并非真打，但对于城市观众而言，这种耍猴方式仍类乎虐待动物的不文明现象。因为猕猴是国家保护动物，部分观众甚至会直接给110打举报电话。 传统的耍猴方式并非如此，但如今的杨林贵们已经无力将其接续起来。在村里他还有一只20岁的老猴，相当于人类50岁，老到走路时也跟人一样弯着腰。为了让它安度晚年，杨林贵不带它出门卖艺，虽然它可能是村里唯一会穿戏服、戴面具、表演正戏的猴子。 在这只猴子身上，马宏杰看到了一出真正的猴戏：根据唱词不同，猴子从箱子里取出不同的面具戴上，“一台猴戏至少要演六出正戏，猴子要先后戴六个面具：包公、老汉、黄忠、杨六郎、姑娘、严嵩。一出戏一般是20分钟左右。” 相对正戏，杨林贵们的路边耍猴，只能算是杂戏。但马宏杰看来，这种变化只能说是历史的必然：早期新野的耍猴人更类似货郎，猴戏开始只是种吸引客源的演出，随后就进入自己的产品销售环节。但如今的耍猴更接近流浪、乞讨，为了减少长途跋涉的风险与负担，如今的耍猴人往往一个编织袋装馒头，一个编织袋装猴子就出了门，道具都因陋就简，拣根铁丝绕个圈便可以让猴子表演投篮。也因此，耍猴在城市中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另一方面，猴子能学到多少猴艺，与主人的文化、性格、手艺水准有关。早期优秀的耍猴人，可以不系绳子，猴子跟着指挥完成任务。而马宏杰曾见到杨林贵的弟弟驯猴，因为猴子咬了主人，主人痛打猴子一顿；猴子仍龇牙咧嘴，便再打一顿。如是再三，猴子终于面露惧色，就算驯成了。 “像印度、巴基斯坦的驯猴方式、表演方式，跟我们现在差不多，但日本耍猴不一样，它更接近于之前那种民间表演艺术，它的文明程度更高。我们驯猴可能直接用鞭子打，但日本会用一些看起来更文明的方式。但这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没有达到那个标准，要求这些耍猴人用这种文明方式对待猴子，是不现实的。”马宏杰说。 转型 更大的改变可能是情感连接上的。对传统耍猴人来说，猴子是家庭成员。但现在，新野人养猴，却是因为养猴比养其他家畜划算。 除了城市人对这类“不文明”耍猴的排斥，这些年杨林贵们的耍猴之路波澜丛生：2003年非典流行，新野的林业部门当时一度停止为耍猴人办理繁殖驯养许可证，因为怕猴子无证在外被罚没，多数耍猴人都没有出门；2004年，铁道部门加大了对扒火车行为的处罚力度，耍猴人自此只能通过汽运出门，耍猴成本大大增加；而同时，新野当地开始栽种新的经济作物，农民的收入有所增加——如果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养活全家、供孩子上学，耍猴人其实也并不是特别愿意背井离乡、风餐露宿。 但还得出去。去年杨林贵家里七八亩地全种了出口日本的铁杆大葱，结果形势不好，一毛八分钱一斤都卖不出去，到现在还在地里撂着。今年春节，杨林贵只好去郑州耍了次猴，把种地的损失补回来。“农民很直接，一旦有饥荒，马上拉着猴子出去，一星期就有现钱，还给家里省了口粮。”马宏杰说。 耍猴多集中在农闲时，夏天往北，冬天往南，对杨林贵们，是他们务农之外的重要经济来源。马宏杰第一次跟团的2002年，杨林贵耍了两个半月猴，最后分配到1000元，堪称一笔巨款。队伍里有个不会耍猴、负责煮饭的乡亲，拿了370元，已经很满意，因为“不仅管吃管住，还给家里省了两袋麦子”。 挣得最多的一次，是2004年春节在广东，或许是因为新年拜了财神，一个多月里，杨林贵挣了3000多元钱。但后来乡里搞合作医疗，每户收3000元，打了白条，至今未还。 杨林贵女儿中考时差了100多分，如果交3000元就可以上高中，但家里拿不出这个钱。因为怕女儿出外打工学坏，杨林贵的妻子找了个在家分拣花生的活，母女俩每天早上5点起床，分拣1000斤花生，能挣10元钱。 因为父亲是班主，杨林贵的儿子早先耍猴时，每次分配到的收入可与其他资深耍猴人相当，但他还是决定独自去南方打工。杨林贵同意了，他知道这门手艺基本就是到他为止：耍猴人的下一代，没有一个愿意将自己的命运与猴子拴在一起，自然也没有一个愿意与家乡故土联系在一起。马宏杰曾问杨林贵的女儿：“你觉得你父亲耍猴赚钱容易吗？你怎样看待你父亲这样耍猴赚钱的人？”她没有回答，哭着跑出了门。 现在她跟她哥哥一样，在佛山打工。为了探望儿女，杨林贵曾特地过去耍猴，随行的马宏杰看到杨林贵的女儿染了头发、穿着新潮，心情复杂地看着父亲耍猴，并一直躲避着马宏杰的镜头：“她既为父亲的艰辛感到痛心，又为父亲的职业感到伤感。她其实不愿意让父亲再这样像猴子一样被人围观，被人当成下等人看待。” 但身为农民，杨林贵觉得耍猴是个不错的行当：“种地一年只够家里吃的；想当官，但没人让咱当；外出打工，一年干到头却被拖欠工资；做生意，咱没本钱。耍猴是祖上传下来的，赚一个算一个，拿现钱，不拖欠，虽说辛苦，可也不比他们在家做小生意少赚钱。至于以后，肯定是越来越不好干了，这点手艺，我看也就是到我这儿就完了。” 过了五十岁，他越发觉得自己耍不动了，哪怕观众看来是他在虐猴，一场戏下来，他却总感到累。马宏杰观察他身体不自觉就往前倾，“这时候我才发现，杨林贵老了。” 2012年，杨林贵也和他的很多同乡一样开始养殖猴子。养殖已成为新野耍猴人产业转型的普遍方式，小型养殖户已达几百户，大型猴场十余家，最多者养猴千余。但对杨林贵们而言，规模养殖中还有太多需要学习的地方：2014年1月，因为缺乏经验，未及时发现发病症状，他的猴子因病毒性痢疾一下死了6只，损失1万多元。当然，这促使了年近六十岁的他学会了给猴子输液和打针。 更大的改变可能是情感连接上的。对传统耍猴人来说，猴子是家庭成员。在马宏杰的镜头下，孩子与猴子亲昵地共同成长；耍猴人的妻子像母亲一样奶猴子；当杨林贵家的老猴去世，他为它穿上自己的毛衣，埋在了自家地里。 但现在，新野人养猴，却是因为养猴比养其他家畜划算。有人跟马宏杰算了一笔账：满月的小猴能卖4200元，养到一岁能卖5000元，而如果卖给医学机构做实验，价格可近1万元。而据报道，在英国饲养一只猕猴需要1.8万英镑（约合人民币16.7万元），中国猕猴的价格，于世界医药企业均有极大吸引力，也因此，中国现在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猴子出口国。 无罪 “当猴子已经在人家里、村里繁衍了数百年的时候，这已经是他们的私有财产。再以运输野生动物定罪，是不是法律的缺陷？” 马宏杰一开始拍摄耍猴人时，他还没有在《中国国家地理》当图片编辑，那时候的他辗转河南几个报社，当了10年的摄影记者。辞职是因为看了《中国国家地理》上一组喜马拉雅采蜜人的图片，他为人类的生存精神而感动，也为摄影师的工作而内心激荡，他决定要做同样的事情。 他最初以为当摄影记者能实现这个目标，但时间愈久，他愈发现自己在现实面前的无力：某贫困县领导挪用扶贫款，财政部门半夜三点偷偷给他们送来账本，但当记者一样一样都调查清楚后，此事竟不了了之：“领导说，你不要管了，再管你就不要干了。” “我觉得我承受不起一个摄影记者的责任。”马宏杰对早报记者说，“法院请你去吃喝参观，公安请你去歌功颂德，然而一转身老百姓却跪在你面前，你想这是什么感觉？没法干，只能不干了。” 辞职之后，他可以以自己的眼光和节奏关注这片土地上的人。除了买妻者和耍猴人，他还跟拍了黄河上的船上人家、悬崖上的采药人、深山里的割漆人……见证了这些即将消失的中国。“我们都说这30年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还有2亿人，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我想让人看到他们的存在、看到他们是怎样生活的。” 另一方面，告别新闻，也是告别某种短平快、追求即时效果的呈现方式。马宏杰从1984年开始拍摄买妻者，却要到去年才出版了《西部招妻》；而1992年开始拍摄的采药人，其出版至今还在准备当中。“摄影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高大的目标，而是一个平实的目标：把这些人的生活持续关注下去。” 但他不去找新闻，新闻还是随时可能要落在他的身边。2014年7月，4名新野耍猴人被牡丹江森林公安局刑拘：他们耍猴时虽然带着驯养许可证，但没有运输许可证。但一只猴子在被公安局扣押的过程中死去，被释放后，耍猴人每天来到森林公安局要求归还猴子，并向其上级部门投诉。一个月后，他们被二次抓捕，被判以“非法运输野生动物罪”，免于刑事处罚。 这件事刺激了他最终完成《最后的耍猴人》。2008年的《读库》已经发表过其中的一部分文字和图片，但马宏杰觉得，这场判决关系着千余耍猴人的声誉，关系着数千猕猴的生命，更关系着新野猴戏这一“非遗”的存亡。他有必要将此事记录下来。“当猴子已经在人家里、村里繁衍了数百年的时候，这已经是他们的私有财产。再以运输野生动物定罪，是不是法律的缺陷？” 四名耍猴人不服判决，进行上诉。马宏杰曾希望新野县政府及林业部门能表态支持，但毫无效果，一位领导在私下谈话时告诉他：“这些耍猴人形象邋遢，出去丢人，挣了钱也不给县里做什么贡献。” 最后因为媒体呼吁，黑龙江林业中级法院的两位法官来到新野，实地调查耍猴人的历史习俗与现实生态。今年1月，四名耍猴人在二审中被判决无罪。 “在一个贫困的地方，一个人能找到一种不违反法律和伦理的方式生存下来、自食其力，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老杨曾经说，我能耍猴养活自己、挣点钱，不给政府添乱就知足了。这是一个底层人的心愿，并不是我一本书、一个呼吁所能做到的，但我希望我们也可以试着理解他们、宽容他们、给他们一些帮助。这本书如果有什么潜台词的话，那就是这个。”马宏杰说。（东方早报2015-03-27）  耍猴不能聚集在一个地方，需要分头行动。耍猴人正赶往每年非此即彼去的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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