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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筒是为文房雅器之一，中空以纳笔，是其最初也是延续至今的特质。“唯殷先人，有典有册”，发端甚早的中华文明，最自觉的将历史的经验加以勤奋的传承。书典必有刀笔，笔从人而行走撂握，久而久之，不便贮存携带，便有笔盒容纳，书案之上，则有笔筒承之。 笔筒产生的年代已不可考，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和山东临沂金雀山周氏汉墓各出土一件竹笔筒。金雀山汉墓的竹笔筒两端穿透，筒身镂有八孔，筒身中间及两端有三道皮箍，笔筒涂黑漆，出土时，笔筒里置有竹笔。筒身镂孔是为便于取笔。由此可知，两汉笔筒是一个镂孔的细竹管，笔完全置于其中，与后世圆筒状插笔的笔筒有很大不同。三国时期的吴国文人陆玑，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螟蛉有子》中写道：“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或书简笔筒中，七日而化”，且不细查其外貌，仅笔筒一词，便有史可查的绵延了二千于年。宋无名氏《致虚杂俎》载：“羲之有巧石笔架，名’扈’；献之有斑竹笔筒，名’裘钟’皆世无其匹”，然竹木易腐，无论是两汉，亦或是文物昌隆之唐宋，笔筒存世者皆寥寥可望。 宋 钧窑 紫红釉六棱笔筒 宋 龙泉一枝梅笔筒 近至明代，各类传世器逐渐增多，蔚为大观，朱彝尊曾作《笔筒铭》云：“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一语道出了笔筒容毫纳笔的精神内核。明屠隆《文具雅编》载：“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座为雅，余不入品”。又文震亨《长物志》笔筒专条云：“(笔筒)湘竹、棕榈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
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竹、木、瓷、漆、玉、铜、象牙、紫砂等质地品类的笔筒，已经彻底的作为一种可以欣赏的，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之一，无时不刻的出现在文房陈列之中。 瓷质笔筒从目前的考古实物中看，最早之实物现于宋代：故宫博物院陶瓷鉴定专家冯先铭先生在《中国古陶瓷图典》中记载“笔筒，文房用具，插放毛笔之用，始见于宋，流行于清，器型似筒状。宋代笔筒口径较小，传世不多” 。另据明代文献《天水冰山录》载，查抄权相严嵩家产之清单上，赫然列有牙厢（镶）棕木笔筒、象牙牛角笔筒、哥窑碎磁笔筒。故此，瓷质笔筒最早可追溯至两宋时期，这与宋代高度发达的社会文化氛围和高超的治瓷水准相吻合。而瓷质笔筒的再次勃兴，始于明代，盛行于清，并伴随有清一代高度发达的陶瓷制作水平而臻于鼎盛。
清代的笔筒中，从存世的情况来看，瓷笔筒品种涉及青花、青花釉里红、釉里红、墨彩、五彩、粉彩、斗彩、单色釉等。其中，康熙的青花、雍正的墨彩和乾隆的粉彩笔筒，体现了各朝瓷器烧制的最高水平。从器型上看，清早期(顺治、雍正、康熙)，某些笔筒还保留了明代笔筒上下均略撇的特征， 清雍正时期，王朝初兴，瓷制笔筒的生产也达到了鼎盛时期，不仅品种繁多，有青花、五彩、斗彩、釉里三彩、颜色釉等，而且装饰图案丰富，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装饰纹样有山水、人物、花卉、鸟兽或题写诗词歌赋等； 清中期后，笔筒多为直身圆筒。从纹样看，有山水人物、花鸟、松鹤、百寿字等，但以山水人物故事为多，如虎溪相送、竹林七贤、春夜宴桃李园等。此夕池有少量的玉笔筒和象牙笔筒，这些笔筒大多通景，以深雕、镂空和阴刻技法琢制山水人物等纹样，人物与景色相配，纹饰精致，层次丰富，布局繁密，立体感强。
从形制上看，到了清朝，笔筒的形制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清顺治年间的笔筒一般体形较高，平底无釉，胎体厚重。到了清康熙年间，则体形略为降低，胎壁适中，底中央有一小圈下凹，涂白釉，凹圈外平坦，向外施一圈白釉，向内边的一圈则无釉。这种底形看上去似一玉璧形，所以，人们称之为“壁足”。到了清雍正、乾隆以后，笔筒则变得胎体略宽，胎壁也略薄，其底也由“平底”、“壁足”改为“圈足”。 如此，笔筒从明末至清一直盛而不衰，成为古代文人墨客们案头工具中不可替代的美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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